角Cape of Good Hope〕穿过佛得岛（the Isole Verde）和无名群岛（obscured islands）〔或可称为未知地带〕向西航行，转向西南方向又航行了40天后，除了一望无际的天空和茫茫的汪洋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现。据他们估计，他们已航行了2000英里，命运之神抛弃了他们。在70天内他们又返回到所谓的“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13）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 4
在这条题记旁，毛罗修士绘制了一幅中国帆船图。船的甲板不同寻常，正方形的船首，像一个现代坦克登陆艇一样，属于典型的郑和的中国帆船形状而且从图样来看要比他所描述的欧洲轻快帆船大多了。写于印度洋中间的一处题记这样写道：“通过这片海域的海船或中国帆船装备有四根或更多的升降自如的桅杆，并为商人准备了40～60个船舱。”（14）更有一条题记描述了船员们在德迪亚卜角补充给养时所发现的巨大尺寸的鸟蛋以及产这种蛋的大鸟。这种描述虽然是在讲鸵鸟。 毛罗修士1459年的平面球形图所绘的好望角是恰当的，对郑和的中国帆船的描绘也是精确的，而且对南部非洲的特有鸟类的描述要比第一批欧洲人迪亚斯（Dias）和达·伽马（da Gama）到达好望角要早数十年。而闯入我脑海中的第一个问题是：弗拉·毛罗是怎样弄到他的相关信息的？他是怎样知道中国帆船的形状和好望角是三角形的？我在另一幅描述葡萄牙人征服几内亚（Guinea）的15世纪文献中找出一个不完全的答案：“毛罗修士曾亲自与‘一位值得信赖的人’交谈过，这个人放言他曾从印度出发经过索法拉（Sofala）到达了位于非洲西海岸中部的加尔比恩（Gabin）。”（15）没有其他的线索能帮助确定加尔比恩（Gabin）的位置；这个名字同我们今天的任何地方都对应不起来。它是对阿拉伯语Al Gharb—意为“西方某地”—的一种非常不确切的翻译。那位“值得信赖的人”的身份对毛罗修士平面球形图上那些题记的出处与可信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确信那个人仅可能是指尼科洛·达·康提。当中国人的帆船队在他们穿越印度洋的途中泊于古里以卸下乘客与货物并装载补给时，他恰在此地。在毛罗修士地图的注中提到的中国帆船的航程实际提到过“男人和女人岛”（“the Isles of Men and Women”），一个罕见的地名，也被达·康提用到向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的叙述中。达·康提（主要活动于公元1395～1469年）是毛罗修士同时代的人，都来自于威尼斯，都从事于探险以及文献研究。①毛罗修士为葡萄牙政府工作，除了出版达·康提的见闻录，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也是教皇、毛罗修士与葡萄牙政府的中间调解人。没有记载可以说明，当中国人经过印度时—假设只是印度的古里，除了达·康提还有其他的意大利商人在那儿。如果毛罗修士所说的“值得信赖的人”不是指达·康提的话，那就离奇了。（16） 这是宝船舰队伟大探险航程期间由中国地图绘制师绘制的地图，以及随后的葡萄牙人所获得的并进而导致大发现的神秘地图，二者之间至关紧要的一环。中国人的航海知识和中国人的地图从达·康提传给毛罗修士再传给葡萄牙人的敦·佩德罗（Dom Pedro）和航海家亨利亲王。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是关键的中间人。 如果毛罗修士的描述确实来自达·康提登上中国帆船的经历，则正如我已经发现的，信息肯定是来自于一位值得信赖的且观察精确的目击者。在那样的情景下，认真考虑一下毛罗修士和达·康提的关于一艘海船或中国帆船确实曾绕过好望角随即航入南大西洋的说法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如果真的像他们记载的那样的话，成就就太大了，因为第一批绕过好望角并冒险进入印度洋的欧洲人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勒（Pedro lvares Cabral，公元1467～1520年）和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直到1488年才绕过好望角，冒险进入印度洋。能将好望角绘制得这样精确，毛罗修士肯定拥有一份能显示非洲南部末端精确形状与位置的海图。只有达·康提能在登上中国舰队的旅程才能得到这样一份地图，然后再带给毛罗修士。 从我自己的海军生涯中我就获悉，对于今天的航海者们来说绕过好望角也还仍旧是一种心灵的震撼。随着乌云从那传说中的海角上诡异的山颠平顶上飘走，另一个大洋和另一番天地—令人神往的东方—正向我们招手。对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的中国人来说，由于来自相反的方向，他们最终肯定会达到未知的领域—甚至唐朝的伟大舰队长官们也不会航驶得这么远，当他们看到越来越长的浪花和越来越深的波谷，也由不得他们会祈祷他们的船将能应付大西洋风暴的巨大挑战。 现在必须找出毛罗修士描述的秘密海船在绕过好望角之后航驶到什么地方去了，以及搜寻出它是中国舰队当中的一艘帆船的独立证据。我从宝船的最后一次被记录的位置出发—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的茅坤海图标的从索法拉出发的位置—以6。25海里/小时的速度向南行驶—这一速度恰巧能被沿南部非洲的东海岸向南席卷至大陆末端的“奥古拉斯”（Aghulas）洋流所解释。以这个速度，中国人会用近三周的时间绕过好望角也就是永乐十九年七月（公元1421年8月）。 几千年来，风和洋流在南大西洋范围内在从南部的好望角到北部的非洲 “凸出部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卵形循环里做逆时针运行。在好望角，水手遇到本格拉（Benguela）寒流并载着他们沿非洲西海岸向正北方航行。大约在漂流了三千英里之后，洋流首次向西北急转，随即西向运动直至南美洲。从南美洲海岸出发，洋流继续它的逆时针运动，在向东席卷之前，从巴西（Brazil）和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出发沿着（南美洲）东海岸南向奔至合恩角（Cape Horn），然后回到南部非洲。如果一艘航行的海船，装有充足的储备并坚固得足以经受“四十度风暴带”（“Roaring Forties”）—环绕地球并在南北纬之间几百英里范围内肆虐的强风，并由此而得名—将会在季风和洋流到来之前自南部非洲升帆出航，几个月后，在这种巨大的逆时圈中，海船已经穿越了数千英里的洋面，它会差不多地回到它原先开始出发的地方。这样的一个例证为一位非常勇敢而杰出的潜水艇艇长—现为海军中将（Vice…Admiral）获第二等的高级英帝国勋爵士（KBE）、（CB）、金十字勋章（DSO）、铜十字勋章（DSC）的伊恩·麦金托斯（Ian McIntosh）爵士，曾在我所服役的那支潜水艇中队里担任海军上校—进行的一次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航程所提供。他写信给我说：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 5
1941年3月，我是一位代理海军上尉，乘着一艘商船取道驶向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大约在弗里敦以西500～600海里的北纬8°西经30°的地方，商船被一伙专劫商船的武装海盗击沉。28英寸的标准木制救生船，按“规定”可容纳56人，最终却承载了82条生命。 在这种轻快的东北信风吹拂之下， 即使这时我们已经修好被炮弹打穿的船体并将船里的进水排干，我也不能使轮船再航驶5或6个罗经点①以靠近东北信风。这样的条件决不可能允许我们航抵非洲，在季风到来之前，选择看起来更合适的航线到巴西（Brazil）也有差不多1600英里的距离。 原计划是正西向航驶直至西经33°，然后转向西南。这就要求我们在搭乘轻微的东南信风之前，充分利用东北信风，而且我们在赤道无风带只有很少的几天转换风向的时间（最好能来点雨）。我们在第22天抵达（南美洲）海岸，向西北方向沿着海岸线寻找一个合适的着岸点，在第23天的下午我们找到了一处。 因为考虑到赤道洋流将会帮助我们，所以我原先估计的理想目标是最多28天，但是我没有考虑到在我们这样的纬度和在一年中这样的时间，洋流的流速是1/4海里还是1海里，所以在我推算的最高船位中忽视了这一点。（17） 根据毛罗修士的描述，宝船到达好望角，然后在环好望角的风的吹刮或洋流的涌推之下而沿着非洲西海岸上抵加尔比恩是完全可能的 。我现在急需的是能证明这种情况发生过的独立证据。我就这个问题考虑了几个月。随即我被幸运之神击了一棍。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学初级教授约翰·E·威尔司（John E。 Wills）与英国剑桥大学的中文教授约瑟夫·麦克德尔莫特（Joseph McDermott）向我提议：虽然在中国与宝船相关的海图和记录都被毁了，但是在日本可能还存在副本，因为过去的日本学者对早明时代的历史特别感兴趣。
随后的研究揭示在京都的龙谷大学（Ryukoku University）收藏了一幅中国朝鲜并立的海图，通常叫作《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在朱棣登基称帝之后，朝鲜大使呈贡给他这幅特别的世界地图。但原图已经失佚了，而且在永乐二十年（公元1420年）后，疆理图的龙谷版又做了广泛的修订。它几近正方形，非常大，尺寸为1。7米乘以1。6米。印于丝绸之上，仍保存完好，只是在经过几个世纪后微微有些褪色。它“构思精细严谨，值得赞美。一个人确实不需要出门就知道整个世界了”。（18） 还在15世纪早期，疆理图即以一种宏观的全视角来观察世界，并从多渠道了解信息来编绘了。欧洲的地名源于波斯式的阿拉伯文，中亚的地名来自于蒙古人，中国和东南亚的地名则取自于旧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