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来编绘了。欧洲的地名源于波斯式的阿拉伯文，中亚的地名来自于蒙古人，中国和东南亚的地名则取自于旧有的中国地图。欧洲部分标出的地名，远至北部的德国①。西班牙在直布罗陀海峡（the Straits of Gibraltar）的地方绘成伸入地中海，而北非海岸画的则是阿勒特斯山（Altas mountains）。欧洲、非洲、亚洲、朝鲜和中国相互之间的位置都正确。虽然朝鲜也许是出于民族自豪感和传统上就同日本敌对的原因，绘得比它本身要大得多，而日本则反之。虽然如此，它也是一幅非常了不起的地图。 目前，疆理图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它的非洲部分。从疆理图在对非洲的东海岸、南海岸、西海岸描述得如此精确这一点来看，这张海图毫无疑问是曾绕过好望角航行过的人绘制的。欧洲人直至60年后才到达南部非洲。西海岸的阿拉伯航海家从来没有向南航驶到远在8000公里之外的位于现代摩洛哥（Morocco）的阿加迪尔（Agadir），蒙古人也从未到达过非洲。疆理图的精确性告诉我毛罗和达·康提的描述绝对有意义。中国航海家可能确实到过“加尔比恩（Garbin）”，然后画出疆理图。我仍旧没能给“加尔比恩”以精确的定位，从疆理图（Kangnido）上所显示的海岸线形状来看，它似乎靠近比亚夫拉湾（the Bay of Biafra），位于尼日利亚（Nigeria）之西。这是个我不得不在日后做出解释的问题。至于现在，我感觉到假定毛罗修士所想及的并绘在他的平面圆形图上的“中国帆船”来自于宝船舰队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中国的商人船队的远航没有越过东非的基卢瓦（Kilwa）。当涉及到非洲的“凸出部分”比亚夫拉湾的北部时，疆理图就欠精确了，所以下一步我的注意力就转向航程部分。如果他们已经计划如此精确地调查南部非洲的海岸，为什么西部非洲的凸起部分没有显示于疆理图上？ 当中国舰队到达比亚夫拉（邦尼）湾时，他们已从好望角向北航行了约五千公里。我假定他们在阴历八月份的某段时间在他们外出的旅程上绕过了好望角。照他们4。8海里/小时的平均速度，从好望角到“加尔比恩（Garbin）”要花费约二十天的时间。他们会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阴历八月末或九月初抵达“加尔比恩”，也就是夏末雨季接近尾声的时候。鉴于我自己在南大西洋上航海的长期经历，我深知在非洲的这部分海域有一种奇特的自然现象。从比亚夫拉（邦尼）湾开始南赤道洋流首先向北通过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岛（S媜 Tom巈 Pr抧cipe Island，非洲开始凸起的部分）随即向西折回，沿着凸出部分的南海岸向正西漂流，通过尼日利亚（Nigeria）、加纳（Ghana）、象牙海岸（Ivoy Coast）和黄金海岸（Gold Coast）直到它突入至大西洋一千余里—在西经21°附近。这道巨大的冷流以相当于一年一个循环的相当快的速度向西漂流；夏季，当它向北外延得更远，至北纬5°—类似与今天利比里亚（Liberia）的蒙罗维亚（Monrovia）的纬度①时，情况会有细微变化。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股寒流有着两条重要的含义：其一，他们可能会被带至正西方1800海里处；其二，他们对已经发生的这一切毫不知情。在他们航海的这段时间内，中国人仅能通过可知的船只穿越洋面的速度，判定所处位置的经度。如果那股很大的冷流自己也在移动的话，或顺流或逆流，那样不能精确地判断他们所处的位置，如同走在自动楼梯里的人无法根据他自己的步伐来判断他走了多远一样。伴随着极度的兴奋，我认识到这是他们进入南赤道洋流后所绘的航海图，必须考虑到这个矛盾而做出调整，图上所标明的陆地得向西移动近1800海里远。我重新回到我的疆理图副本上，并在经度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对比亚夫拉湾以北的陆地做出了调整。结果令人惊奇：为我们所熟悉的非洲轮廓立即可以辨认出来。这表明中国人被风和洋流带到非洲的“凸起部分”要比第一批欧洲人放眼于此早了40年。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 6
南赤道洋流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西向“自由驰骋”的机会，中国的船只顺着南赤道洋流可以深入大西洋达1000英里。在那时候，他们处于东南信风带，并被吹向塞内加尔海岸。在从4月到10月的渔季，塞内加尔洋流自西部非洲的海岸出发扭转它的正常流向，北向沿着海岸以0。6～1海里/小时的速度漂流。于是，中国帆船再次获得一个自由驰骋的机会，这一次能向北漂流500海里左右，直到洋流逐渐消失于今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Dakar）之外。至那时，他们会处于东北信风带的控制之下，他们会被吹向西南方向直至佛得角群岛。这些海中孤岛，那时欧洲人还不知道，在揭开中国人航海的秘密中将会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对我的分析结果又做了再三核对。到九月末，一个多月前自好望角出发的中国帆船队将会发现他们已从东北方向接近了佛得角群岛。海船自身的设计、占优势的风和洋流将会阻止这些平底的、宽船梁的怪物南向航驶哪怕一个罗经点。现在清楚了弗拉·毛罗的描述是完全可能的，来自印度的海船或帆船在离开好望角40天后到达的“佛得岛（Isole Verde）”，甚至和佛得角群岛有着同样的名字。宝船舰队的平均速度4。8海里/小时超过所有的6次航程的平均速度，这样大约要航行40天。在那个世纪即将结束的年代，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走同样的航程只需要33天。 尼科洛·达·康提描述给弗拉·毛罗的被称为“佛得岛”的那座岛，一定是树木葱郁的。我很了解佛得角群岛，曾乘载于英国皇家海军潜艇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穿过此地。整个群岛被分为两群，迎风面（balaventos）比背风面（sotaventos）要湿润得多。在迎风岛当中，面积最大、海拔最高、最为湿润、植物最茂盛的岛是圣安唐岛（Santo Ant媜）。尤其是对于那些寻找淡水的航海者们来说，它是一座原始的、雄伟壮丽的、而又令人敬畏并能从海上看来十分醒目的岛屿。中国海军上将们在信风的推动之下，会从东北方向接近这座岛。而且从那个方位首先看到的应该是圣安唐岛。在圣安唐岛的北海岸，当你从东北方向接近时，在数里之外就能清楚地看到一座神奇的火山岛。溪水倾泻向山的四周，冲刷着草木茂盛的山谷一直注入海里，在小溪的两旁现在分布着简尼拉（Janela）人的小村落。条形的海岸线对于中国舰队来说是一个明显而又直接的所在抛锚驻泊和获取淡水的地方。如果中国人确实在那儿登陆，我敢肯定岛上应该还留存有他们光顾的遗迹。 当第一个欧洲人，卡·达·莫斯托（Alrise Cada Mosto，公元1432～1488年），一位为航海家亨利亲王服务的威尼斯探险家于1456年到达时，佛得角群岛尚杳无人迹，所以我对能在此地找到在中国人为换取食物而付出的诸如他们在非洲东南沿海所用的青花碟子之类的流通物品不抱什么希望。在佛得角群岛上，中国人不用付出任何东西就能获得任何数量的食物和淡水。这片海域盛产箭鱼、比目鱼、鲨鱼、章鱼、小龙虾和微甜的食用贝类。岛上还盛产水果和大批用手就可以抓住的温驯鸟类—因为它们从来就不知道提防人类，而卡·达·莫斯托那帮人兴高采烈地发现这一切却已是35年以后的事情了。但是，那儿应该有其他遗物。在斯里兰卡南部的栋德拉角（Dondra Point）附近的加勒，树立着一块与郑和立在扬子江口的石刻接近的石刻。在汉文、泰米尔文（Tamil）和波斯文（Persian）３种文字的铭文中，赞颂了印度教（Hinduisum，当地宗教）、佛教（Buddhism，也是明成祖朱棣的信仰）和伊斯兰教（Islam，15世纪早期，大多数印度统治者的宗教信仰）的功效。还有其他的类似碑刻存在于柯枝和古里附近。我拿不准这儿的岛上是否也立着一块石碑。 中国人一直都很尊重当地风俗；南京的语言学校—“四夷馆”—就是由郑和建立起来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在第六次航海中，舰队上配备着的翻译官们能通晓17种不同的印度和非洲语言。他们也极有可能留下一块碑在佛得角群岛（the Cape Verde Islands）的某座岛屿上，用他们认为周边地区的人都会明白的某种语言来刻写碑文，这样的碑石常被放置于容易被其他人发现的显眼位置，否则，如果建立一块纪念你的成就的碑并将其藏在永远不会被别人找到的地方，那么其目的又何在呢？如果确实有这样一块碑存在的话，当第一批欧洲人35年后到达圣安唐岛时应该会发现它的。 我查阅了记载安东尼奥·达·诺利（Ant梟io da Noli）、卡·达·莫斯托（C坉a Mosto）和迭戈·阿方索（Diego Alfonso）首次航行到圣安唐岛的航海日志，发现他们在简尼拉海岸附近确实找到一块巨大的、独立的石碑。在里贝拉德佩内杜（Riberira de Penedo）附近，那块石碑今天仍矗立在那儿，周围环绕的群山如同戏台上的布景。直到一个世纪以前，一条水清流急的小溪冲刷着火山的侧面，但是现在溪流已经干涸了，石碑上张满龙舌兰。当地人称此碑为Pedra do Letreiro，意为“有文字的石头”，质地为红色砂岩，约三米高，从顶部到底部都刻有铭文。后来的铭文是为纪念航海家非斯（Fez）的安东尼奥使用中世纪葡萄牙文刻上去的，而在这层铭文的下面我能看到更多的字迹，不幸的是，由于苔藓的附着，字迹不甚清楚。石碑被风化侵蚀得非常严重，再加上近些年的乱刻乱画对外观的损坏，已经很难去辨认下面的字迹了。很多的专家都设法辨认—第一个人是法国人M·舍瓦利耶（M。 Chevalier），他于1934年开始研究，然后是在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