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1年11月）完成任务。分开航行后的每队中国船只数估计在25～30艘间，假定郑和率领少数几只船，仅仅是为了相对于短暂而比较容易的回家航行，这是安全的。郑和把生死权交给了他的水军将官们，又进一步将指挥权交给每支舰队：两位总指挥、93位船长率领着船队，以及104位千户和103位百户隶属于他们。这些船队的首要任务是遣送印度、阿拉伯和东非各国的统治者、大使和使节到他们国内的港口。舰队将于非洲南部海岸附近会合，然后航向不明水域，去实现朱棣的梦想。外国人很清楚中国人所期望的是什么，他们远航到未知的领域是为了向海外诸番征集贡品，或许他们将死于这些努力之中。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图）1
为了准确地追述这一历史事实，我必须先从头学习中世纪中国的历史。我先前了解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知识充其量不过皮毛而已。然而，当我开始追述那伟大的宝船舰队从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 年）这段“遗失岁月”的航程时，就逐渐进入了我所熟悉的领域，充分地利用起了我以一名航海家和指挥官身份在公海航驶多年的经验基础上所获得的知识和技巧。在中国船队的第六次航海期间，洪保、周满、周闻和杨庆的舰队在大洋中航行了约两年半左右，但是兵部的官员刘大夏，下令销毁所有的文字记录①，以至于后来没有丝毫证据能显示出他们航驶到过什么地方以及他们发现了什么。但是在我蹒跚地沿着那些远比我见识博、才气高的学者和历史学家的研究之路前，现在我能够将我的技巧使用到去破译由古代地图和航海图以及那些残存的少得可怜的文献、手工制品所提供的零碎证据的地方去。 有两块碑刻就是这样的手工制品。年代久远，真的会被在中国的新政权淡忘；或许是出于可能再也不会回来的担忧，海军上将郑和于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底，也就是在他最后一次航程的出海之前，在道教女神（the Taoist goddess）天妃的宫殿前树起了两块碑刻。第一块在长江口的刘家港②，第二块位于福建省的长乐。这两块碑刻是为了纪念他一生中所获得的荣耀以及宝船舰队所经过的辉煌历程；当他们再次被人们发现已经时至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了。它上面的描述文字将成为解开中国船队第六次航海之谜的钥匙。 福建长乐（Chiang…su）碑的铭文③： 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国，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珍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所以宣德化而远人也。赍币往赉之，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2） 刘家港（Liu…Chia…Chang）碑的铭文①： ……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鲸波接天，浩浩无涯，或烟雾之溟，或风浪之崔嵬。海洋之关，变态无时，而我之去帆高张，昼夜星驰，非仗神功，曷克康济？（3） 郑和长乐碑铭文的最初英文译本是由研究中世纪中国史的伟大学者J·J·L·杜威达克（J。 J。 L。 Duyvendak）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在他的《中国15世纪早期航海探险的确切年代（The True Dates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Expeditions of the Early Fifteenth Century）一文中，“三千余国（three thousand countries）”作为铭文中一个关键词组的翻译给提了出来。他及其以后的学者（4）认为这样一个论断是草率得如此的不合情理，以致他们认为刻铭文的石匠一定是出现了疏忽。基于这些理由，翻译被修正为“三十余国”。随后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也不断重复这一论调，并且仅当我翻阅杜威达克（Duyvendak）的论文时，才认识到最初的译文可能是正确的；文中没有任何合乎逻辑的理由来阐明为什么刻铭文的石匠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②但是这样一个惊人的论断真的可能正确吗？郑和的舰队是否到达过3000个国家？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全球的探险史势必要重写了。 为了尽力重构船队所走过的航海线路，我首先必须使自己扮演中国海军上将的角色。除了像我在英国皇家海军“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上担任一名年轻军官时所做的一样，再亲自走一遭郑和船队所经过的航路外，没有此外的更好法子。我们的海军上校过去是一名非常勇敢而且异常杰出的潜艇工作人员，现在为海军中将、第二等的高级英帝国勋爵士（KBE）、（CB）、金十字勋章（DSO）、铜十字勋章（DSC）获得者。我们的船只—纽芬兰号潜艇于1959年2月从新加坡出发，穿过马六甲海峡（the Malacca Straits）进入印度洋，然后转西向非洲方向航驶。在继续向西航驶之前，我们参观了印度洋中的塞舌尔群岛（Seychelles）；并在非洲的东海岸蒙巴萨（Mombasa）①靠岸。从那里出来，在到达洛伦索·马贵斯（Lourenco Marques）之前，我们继续访问了桑给巴尔（Zanzibar）和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我们随即沿着非洲的东海岸南下，在绕过好望角之前访问了东伦敦（East London）和伊丽莎白港（Port Elizabeth），访问了开普敦（Cape Town），沿着非洲西海岸北上，绕过非洲的“凸起”抵达塞拉里昂（Sierra Leone），穿过佛得角群岛（the Cape Verde Islands）返回英格兰。 那次旅程给我提供了一次无价的深入学习有关风、洋流和航海难题的机会。中国的海军上将们曾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没有那次经历，我绝无可能找到揭示了中国宝船舰队所进行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的迷踪，更何况这些让人费解的证据还环布在 世界的各个角落。如果说我之所以能有信心阐明中国舰队所走过的航程的话，那是因为那些幸存的地图和海图以及我自己关于他们遇到的风、洋流与海洋情况的了解向我揭示，如果过去确实存在有关航海方面的文献记载的话，必是这条航线无疑。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图）2
离开郑和之后，余下的3支中国舰队驶向古里（卡利卡特Calicut）—古里是印度南部喀拉拉邦（Kerala）的首府，也是当时印度洋上最重要的港口。自唐朝（公元618～907年）以来，中国人就同古里有了贸易上的往来。它不仅是中国一所重要的前沿基地，同时还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大港。港口储备有大量印度纺织品，并且还是胡椒贸易的最大中心。古里番王扎莫林（Zamorins）—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环印度洋、东非和东南亚的贸易关系网。几乎中世纪所有有成就的旅行家和探险者，如马可·波罗（Marco Polo，公元1254～1324年）、伊本·巴图塔 （Ibn Battuta，公元1304～1368年）、和阿卜杜勒·拉扎克 （Abdul Razak，活跃于公元1349～1387年）都到过卡利卡特在朱棣王朝，中国人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称之为古里的卡利卡特，是印度洋中的一个主要商业中心，并将之描述为“西洋中最重要的港口”和“一切蕃商的汇集港”。（5）中国人往印度洋的航向，详细指明了来往于古里的距离并开创了沿古里、马六甲（Malacca）、北印度、海湾和非洲一线的航程。就他们来说，古里的统治者是崇拜中国的；在1405～1419年之间，他们派遣一系列外交使团抵达南京和北京，有位使臣还出席了紫禁城的落成仪式并呈贡给朱棣几匹宝马。 官方历史学家马欢对中国人由中国经马六甲抵至古里的航程做了详细的描述：他用不少于9页纸的篇幅描述了古里这个城市。他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对这座中世纪的印度城市的生活做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叙述。文中注意了扎莫林王的宗教活动并与他的回回臣民做了对比，还提到了人们的风俗习惯、节日、音乐和舞蹈、衣饰和食物：“其王国人，皆不食牛肉；大头目是回回人，皆不食猪肉。先是王与回回人誓定，尔不食牛，我不食猪。互相禁忌，至今尚然。”①（6）马欢继续叙述了当地的犯罪和刑法，特别是对由“天判法”来决定一个人是有罪还是无辜审判过程做了详细记载：被指控者的手指在被棉布包起来之前，要放在煮沸的酥油里或纯净的黄油里。②此外，他还详细地描述了随宝船运来的商品如何出售以及交易的方式： 若宝船到彼，全凭二人主为买卖：王差头目并哲地港口关税官未纳几计书于官府。牙人来会，领船大人议则某日打价。至日，先将带去锦绮等物，逐一议价，已定，随写合同价数…… 其头目哲地即与内官大人手相，起牙人则曰：“某月某日，于众人手中拍一掌已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③（7） 由于一个意外的巧合，当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宝船恰好在这个城市时，一位年轻的威尼斯人—尼科洛·达·康提（Niccol榙a Conti，公元1395～1469年）也到达这里。与达官贵人们有着亲缘关系的商人达·康提于1414年离开威尼斯前往亚历山大（Alexandria）。埃及的伊斯兰统治者—马木路克（Mamluk）算端来自于亚洲大草原，在他们的心目中印度洋应该仍是一个伊斯兰湖，于是不允许基督徒穿越开罗（Cario）的南部。但在埃及，达·康提学习了阿拉伯语（Arabic），娶了一个穆斯林妇女，并改信了伊斯兰教。现在他就可以以一个伊斯兰商人的身份去游历了，他游至幼发拉底河三角洲（Euphrates delta）①随即取道印度，并于1420年年底到达印度。他前往古里，因为在当时古里是一群崇奉圣汤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