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非谋影》毕竟是电影，所以最后出现了奇迹。至于台北，是一个没有奇迹的地方，所以 so far so‘bad’——我仍跟“德国人”在一起。“德国人”当天下午就到市面查扣“千秋”三十八，这期显然拆穿了“德国人”建党九十年的谎话，而被他们痛恨。这几天他们整天庆祝建党九十年，报纸、电视上一片马屁，我真觉得我是这一片马屁中唯…一个真人，我敢于并能够独立苍茫独立一人挺身与“德国人”斗，我在这里，也准备凶多吉少，死在这里。宋朝梅尧臣写《东溪》诗，说“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我在这里，却“情虽已厌住下去，薄暮下笔不知疲”。我在这里，至少表示了三点意义：
第一、我树立了一个大丈夫、男子汉的伟大榜样。
第二、我拆穿了国民党，并使国民党在言论上对我全无还手之力。
第三、我为人类与中国前途，提供睿智的导向。
我完全不知道我能这样做多少、做多久，但我随时准备被暗杀、被下狱，丝毫不以为异，“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虽然凶多吉少，但是临凶若吉，吉也不少），此心之光明、达观、从容，可谓“汉唐以来所未有”。唯一“若有憾焉”的倒是自己的努力，最后“没世而名不称焉”，我九月六日对罗小如说：
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做的一切努力，都会因国民党在世界上无立足之地而连累得也无立足之地，台湾变小了，你也跟着变小了。我们牢也没少坐、刑也没少受、罪也没少遭，可是声名成绩却不如苏联的人权斗士，也不如韩国的，也不如菲律宾的，这都是因为同国民党“与子偕小”的缘故。但是，“与子偕小”还是走运的呢，搞不好还要“与子偕亡”呢！古代的受难者，他们虽然“流泪撒种”，但是可以“欢呼收割”；现代的受难者，最大的痛苦是撒种固须流泪，收割也须流泪，因为你所得的往往是镜花水月。虽然如此，志士仁人却绝不怀忧丧志，仍旧以朝行道夕可死的精神，走一步算一步、打一局算一局。十七年前，我翻译劳伦斯（D．H．Lawrence）的文字，我真的喜欢这一段：
苦难当前，我们正置身废墟之中。在废墟中，我们开始盖一些小建筑、寄一些小希望。这当然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但已没有更好的路通向未来了。我们要迂回前进，要爬过层层障碍，不管天翻也好地覆也罢，我们还是要活。（ The cataclysm has happend，we are among the ruins， we start to build up new little habitats， to have new little hopes． It is rather hard work：there is no smooth road into the future：but we go round，or scramble over the obstacles． We’ve got to live， no matter how many skies have fallen）
在国民党的“废墟”中，我年复一年，不断的要盖“小建筑”、寄“小希望”，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坐牢必于是、出狱必于是，我已学会收割时决不流泪，因为我未尝不知道镜花水月总成空，但空又何妨，我们是男子汉啊！
虽然这里与我的关系，到头来不过如此，但我在万里长空、且做“希腊”左巴舞的时候，总也想到人间毕竟该有“行者”与“死者”的布局，羊角哀与左伯桃、公孙杵臼与程婴……以至《北非谍影》中的乱世男女，无一不是“古仁人之心”所该留意的。“古仁人之心’的特色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并不忘了带给别人“物喜”、成全别人的安全和快乐。我小时候看隋唐故事，看到隋唐好汉一身力托城门门洞的千斤闸，让人逃出，自己却被压死，我至今难忘。人间毕竟该有它的“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复杂意义，不但有这种复杂意义，并且在表达这种意义时，所用方式是“我自横刀向天笑”式的，是一种既勇者又达者的从容（甚至不妨伴同一点喜剧性的玩笑）。到了这一段数，才是人生的“极高明”的境界。 写到这里，回顾一看，发现全信都太大道理了，你读来一定不够轻松，决定再写一点轻松的。 你走后第二天，贵本家刘永偷渡到了香港，“乾隆爷”毕竟有办法，他可以“如‘出’无人之境”，使国民党颜面丢光。他到香港后，招待记者，发表三段名言如下：
一、“留在台湾，我已经没有前途，要是进了监狱的话，更是死定了。”
二、（在被问“你在台湾承受很大的压力吗？”之后）
“不止是我，其实每个有关的人都受到压力，就是法院也有他们的压力。”
三、“除非这世界上再没有其他容身之地，我或许会考虑去台湾的。
刘永在香港招待记者是二十三日，同一天在台北，贵本家刘家昌也招待记者，报上说他： 在台北市福华饭店四楼举行记者会，郑重说明他最近赴港，确实与治安单位实施的扫黑行动无关，他强调自己与不良帮派分子毫无关系，成立欧帝威公司的目的，是为了灌制歌曲“大中华”唱片，至于公司其他成员过去的素行，他并不清楚。
刘家昌同时指出：二十多年来，他先后写了二十多首歌曲，教过一千多学生，作为一个艺人、作曲家、导演的他，却一再因为舆论界不实的报道，受到社会大众及亲朋好友的误解，使他由伤心、痛心、而转为恶心，因此，他已决定不再留在台湾从事艺人生涯，准备结束在台湾的演艺事业，“心碎地走了”！其实，刘家昌既未“心碎”也没“走了”，不但没这样，反倒为国民党党营机构中影公司立刻拍起“洪队长”（这次因扫黑而被黑道打死的警察）来，以致群情愤激，纷纷打电话到中影去骂。可见国民党借扫黑以欺天下属实，事实上，扫黑只是“治安秀”而已。我在前天（三日）的《发扬周刊）上发表“从杀人灭口到抓人脱罪”，就指出国民党指使黑社会去干掉江南，本来以为做得干净利落的，但是想不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警察局并非饭桶。他们居然能够得到旧金山地区华人社区的协助与合作，抽丝剥筋，使凶手呼之欲出。这时国民党慌了，唯恐在美方宣布凶手姓名时候，这些凶手还在台湾纳福、还在台湾逍遥，那时必将无以自解于天下，于是突然发动“一清专案”，借扫黑为烟幕，先使陈启礼他们落网。（这也就是抓来抓去，所抓的对象都以竹联帮为主的缘故；也就是陈启礼被抓第二天即移送调查局秘密侦办的缘故。）这样先把人抓起来，有许多好处：第一、不会在美方宣布时过窘（上帝作证，我老K并非无能之辈，我们也能抓到坏人，也不掩护坏W）；第二、人扣在手里，可防泄密、可防凶手在心有未甘时掀出真相；第三、对凶手、对美方，都有讨价和谈判余地……正因为真正原因在此，所以，扫黑行动在一夜之间脱黑而出。我并非说国民党绝无扫黑的其他理由，我是说在许多方面，黑道其实是国民党的同路人和猫脚爪，对国民党来说，并非大害，国民党并无雷厉扫之的必要。如今一反常态而扫之，除了在为自己脱罪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其他意义。黑道被国民党纵容了几十年了，这样的扫法，只是促成黑道的新陈代谢而已，绝无斩革除根的可能，国民党当然深知这一点，所以，扫黑扫黑，一言以蔽之，“治安秀”而已。历来黑暗的统治者都会“杀人灭口”；如今国民党杀人无名，只好“抓人脱罪”以欺天下。今天（五日）报上有竹联帮新任堂主出现，这就是我所说的只是促成黑道的新陈代谢而已，扫黑云乎哉？（到今天为止，竹联帮查获到案的手枪，只有四把，主力军火，全没破获，破案云乎哉？） 这些消息以外，昨天（四日）（中央日报｝有消息如下：
萧孟能王剑芬
涉嫌违反总动员法起诉
（本报讯）近年官司缠身的萧孟能，因在处理债权时，曾收受王剑芬给他的美金支票，两人昨天被台北地检处依违反总动员法提起公诉。
萧孟能六十四岁、王剑芬四十六岁，七十二年间王剑芬为清偿与萧孟能间的一笔债务，签发美金一万元（纽约林肯银行）支票共两张，交萧孟能收下，有违反总动员法禁止美金买卖的规定，案经刘会云提出告诉。
下午《大华晚报》、《民族晚报》也有同样的新闻，屠申虹口中（台北市民刘会云），毕竟神通广大，我决定把你的告发状，给发表出来，看看萧孟能、王剑芬他们在干些什么也！（写了半天，原来这才是最轻松的！） 敖之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五日午
给阿贞
亲爱的阿贞：
谢谢你昨天晚上做我的小“国宾”，虽然我们的看法，并不“统一”。但我永不忘记你给了我一个说“莫名其妙”的话的机会，当然这些话的效果，可能全是“徒劳无功”。
在回家的路上，你说你刚才在“国宾”“冷得发抖”，因为那种冷气“不正常”。我引伸你的意思，说：“不正常从五年以前就开始了！”想想看，亲爱的，还有什么生活方式、什么遭遇，会比你这五年来的一切更“不正常”呢？
也许你愿意知道，对这种“不正常”的感受，“局外人”如我，比起“当事人”如你，也许并不轻了许多。当我想到社会对你的不公平——太早太早就开始的不公平，我的痛苦，不会比你更少。恰像那神话中被关在古塔里的小女神，想拯救她的人，在某些方面，可能比她还着急。
当然昨天晚上，你有十足的理由说我未免操之过急，这是因为你选择一般的尺度来衡量我的缘故。对一个主张“活在今天”、“活在今天晚上”的人，你用“过去”和“未来”来纪律他，将显得没有意义。五年前憧憬的“未来”，对一个小女神来说，已经被五年后冰冷的“过去”所打破，这种残酷的现实，我觉得该带给你一种新的奋斗与觉醒，而不是一种新的沮丧。 请想想我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