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焦点问题- 第17部分

　
　　　　1998年7月25日，地区农委科教科职员李光旭陪同内蒙古牙克石市种子公司的毛庆国、孟繁武，到了唐维君的油菜地。唐维君朝他们要种子的“三证”——这是国家《种子法》明文规定的，即种子经营单位必须提供“种子质量合格证”、“种子检疫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牙克石种子公司的人支支吾吾，承认没有，只拿出一张所谓“品种简介”。　　　　
　　　　唐维君问：“你们提供的种子就一个品种吗？”　　　　
　　　　答：“是，都是‘青油9号’。”　　　　
　　　　“为什么有十几个袋子写着‘浩油11号‘，其余袋子根本没有任何注明？而且包装袋内外没有任何标签？”　　　　
　　　　牙克石种子公司的人回答：“不知道咋回事。”　　　　
　　　　第二天一大早，怒火满腔的唐维君把高继有、李光旭及牙克石种子公司的毛庆国、孟繁武等人堵在北疆乡政府会议室。他从兜里掏出一台小录音机，砰地往桌上一放，说：“我的整个家业都毁了，你们说，这事咋办吧？”　　　　
　　　　其实唐维君并没按下录音键，他也不认识这个键。但就这个小小录音机把在场所有人的脸都吓白了，他们面面相觑，一声不吭，大气儿都不敢喘。过后，他们以“上厕所”、“打电话”等各种借口，溜出会议室。牙克石种子公司的两人就此逃之夭夭，乡长高继有从此也甩手不管了。　　　　
　　　　曾经拥有百万资产的农民唐维君，而今家业被毁、前途被毁、希望被毁，从此被迫走上漫漫的告状之路，这是他惟一的求生之路。


决死农民的悲惨际遇官场：良知与冷漠的对撞与搏击（1）

　　　　本节，笔者将向读者披露唐维君在告状之路上的种种际遇。笔者认为，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本案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唐维君的个体悲剧，令我们深思和警醒的是：在我们党宣布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历史性时刻，唐维君所走过的某些单位和部门，在行动上真正把执政为民的宗旨落到实处，自觉代表和维护人民的利益并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还有多么艰难的路程要走。弄权贪利、文过饰非、官场人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这类丑恶现象决不是尘土，拿条扫帚打扫一下就可以清除干净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是会上讲讲，喊几句口号就能够落实的。这实际上是需要全党认真对待的一场伟大而艰巨的思想斗争。正义与邪恶，良知与冷漠，人情与法律，事实与谎言，时时处处进行着激烈的对撞与搏击。　　　　
　　　　历史相信眼泪。人民看的是行动。　　　　
　　　　1　　　　
　　　　1998年7月28日，唐维君和另一受害农民吕端臣，来到呼玛县工商局投诉。刘丽华局长亲自接待了他们，那热情的态度和笑容让唐维君和吕端臣感到透心的温暖。刘丽华责成法制科王鹏、消费者协会秘书长梁白剑负责处理此案。王、梁二位立即高效率地开展工作，做笔录，到乡政府调查，随唐维君到地里拍照、取样，确认了种子为“三无”产品，并无发票，无说明书。几天后，唐维君又去县工商局问情况，正碰上工商局把县农业局局长武长富请去商量此案。武长富对唐维君说：“我听说你的事情了，你是不是本地人？”　　　　
　　　　唐维君听出他的弦外之音，有点不快：“我是冲着县里的招商政策来的，是不是本地人和假种子有什么关系？”王鹏见状，赶紧把唐维君推走了。不知内里究竟有什么奥妙，反正自此县工商局领导的态度突然模糊和冷淡下来。刘丽华局长让唐维君掏5000元，去省里有关部门做种子鉴定。王鹏明确表态：“根据《国家种子管理条例》第38条，这个种子明显是‘三无产品’（即无三证），而且什么手续都没有，凭这个就可以做出处罚，还搞什么鉴定！”刘丽华竟然一声不吭，离座而去（笔者按：2002年，刘丽华因其它原因被免职。王鹏已提前退休，他至今保留着有关唐维君一案的全部卷宗，他表示，只要他活着，愿意随时为唐维君一案出庭作证）。自此，呼玛县工商局将此案搁置，再无态度。　　　　
　　　　2　　　　
　　　　县里解决不了，唐维君、吕端臣被迫上访到地处哈尔滨市的黑龙江省农委种子管理局。　　　　
　　　　1998年8月31日，省种子局组成9人专家调查组（组长为省种子局法规办主任魏海良，成员大多为农业专家。调查组出行的全部费用由唐维君负担，总计花费近7000元）。如今真不愧是网络化的信息社会，消息传得快极了。调查组从哈尔滨出发到黑河市的路上，各成员的手机就不断地响，魏海良生气地请他们把手机全部关掉。到达呼玛县宾馆的当晚，正碰上在此恭迎的北疆乡乡长高继有、县农业局局长武长富、大兴安岭地区种子管理站站长孙兴安等人在饭厅聚餐喝酒。组长魏海良当即决定回避他们，改住县石化宾馆。　　　　
　　　　一路车马劳顿，晚8时余，调查组正在石化宾馆餐厅吃饭，门突然开了，喝得醉醺醺的武长富倒背双手晃进来，劈头就问：“谁是省调查组组长？”　　　　
　　　　魏海良答：“我就是，你是谁？”　　　　
　　　　武满不在乎地说：“我是县农业局局长武长富，你们省调查组的腿儿也太不值钱了，呼玛县有20000多垧地，唐维君那100多垧地瞎了算个啥？跑这么远来，值吗？”　　　　
　　　　魏海良愤怒已极：“你居然还是农业局长！我明确告诉你，别说100多垧地，就是两垧地的种子出了问题，我先查你！”　　　　
　　　　武长富的酒顿时吓醒了一半，悻悻说：“有那么严重吗？”　　　　
　　　　魏海良正色说：“你作为农业局长，对农民的事情和困难漠不关心，有这么当局长的吗！你还有什么事？没事就请离开，我们要休息了。”　　　　
　　　　9月1日，调查组抵达北疆乡政府，索要种子的有关手续及三证，没有。接着到唐维君的地块进行了录像、取样。此时已是初秋，地里荒草萋萋，所有油菜已经枯干萎黄，豆荚绝大多数是瘪的，有籽粒的不少还是残损粒。1590亩地几近绝产已是不争的事实。　　　　
　　　　9月2日，调查组中的6位农业专家集体做出鉴定报告，报告基本陈述了有的地块“基本绝产”，有的地块“瘪粒较多，发霉粒较多，大小不均。”等实况。其内容则聪明地吸纳了乡政府和农民代表唐维君、吕端臣、周才等人各自的陈述意见：　　　　
　　　　一、该品种未经本省审定，没经过试验，就大量购进、大面积推广种植是不科学的，违反了国家有关规定。　　　　
　　　　二、按北疆乡政府的说法，本地发生长期阴雨，是“造成减产的客观原因”（笔者按：错！现状已近绝产。而且，据当地气象部门提供的权威资料显示，1998年全年降雨量比上年少4～6毫米。附近的扎兰屯马场种植的品种为“格劳柏”油菜，距唐维君地块不过5公里，同年亩产高达250斤）。　　　　
　　　　三、种植者对油菜栽培技术不够了解，加之购种者没提供技术指导（错！1994年，唐维君曾种植“格劳柏”品种油菜1050亩，获纯利近20万元），是减产的“主观原因”，等等。　　　　
　　　　奇怪的是，鉴定书没有提及这样的基本事实：按国家有关法规，北疆乡根本无权经营种子！更没有提及：这批种子没有三证、产品说明书及任何手续，把这种来路暧昧的种子卖给农民是完全违法的！　　　　
　　　　根据调查组的鉴定意见，省农委种子管理局正式要求大兴安岭地区农委种子管理站对此案做出处罚决定（请注意，这批种子是同属大兴安岭农委的科教科从牙克石市购进的，这意味着，从地区农委这个层面上说，将由造成如此恶劣后果的单位自己“处罚”自己的违法行为）。　　　　
　　　　结果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地区种子管理站一直置若罔闻，顶着不办。案件拖下来了。


决死农民的悲惨际遇官场：良知与冷漠的对撞与搏击（2）

　　　　3　　　　
　　　　其他几位上访农民挺不住了，一是他们种植量比较少，损失也就小；二是同官僚们做斗争是要花费许多时间、费用和精力的。按兵书上的说法，官僚主义者们是“以逸待劳”，而且衣食无忧。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们告状要花路费、食宿费，他们没钱，他们还得种地、活命。可唐维君不行，当初他投入太大，现在血本无归，已近倾家荡产，必须讨个公正的“说法”。于是，唐维君继续来往奔波于县、地区首府加格达奇市和省城哈尔滨之间。　　　　
　　　　一封告状信被有关部门送至省政府领导的办公桌上，副省长王宗璋做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严肃查处。　　　　
　　　　在省领导批示的压力下，时隔半年多，1999年4月20日，大兴安岭地区种子管理站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份所谓“处罚书”颠倒黑白，充满谎言，只字不提种子是非法的“三无”产品，完全回避了这批种子是由地区农委科教科和北疆乡违法购入经营的基本事实，强词夺理地声称“当地气候异常”、“种植者不懂技术”等所谓“客观原因”，公然谎称种植“青油9号”的其他农户都有亩产几十斤的收成（笔者按：一、是否“青油9号”，存疑；二、这可怜的数量也算收成吗？三、2000年1月，据黑龙江省检察院检察官李海春所取的高继有询问笔录，高当时承认：“我们乡政府也种了75亩，也加强管理了，可长得不好，由于还抵不上收割费用，就弃收了”）。“处罚书”最后决定，由北疆乡农技站“赔偿”唐维君损失费24391。53元。　　　　
　　　　此案与乡农技站何干？一纸谎言，轻描淡写，就想大事化小，金蝉脱壳，滑脱地区农委和乡政府坑害农民的责任！　　　　
　　　　唐维君当然不服，于5月6日将《复议申请书》送达省种子管理局。在法规办主任魏海良主持下，6月16日，省种子局做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坚决果断地决定“撤消大兴安岭地区种子管理站的《处罚决定书》”。　　　　
　　　　这是一份难得的充满正义和正气、真正体现执政为民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