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老人，立刻下令：“把江青带下去！”几个女警卫战士进来，抓住了她，她又恶狠狠地朝我蹦过来，气势汹汹地叫嚣：“我还要打倒你，打倒你这个官老爷，打倒你这个大官老爷！”毛主席批评江青开了两个工厂，一个钢铁工厂，对别人说的话做的事，任意歪曲篡改，无限上纲，意图致对方于死地；一个帽子工厂，用诬陷人而不许申辩的手段，给人家戴上反革命的大政治帽子。“文化大革命”中，我在一个高等学校工作，见那些造反派就是这么干的。这次见到江青，感到她与那些造反派头子，真是一脉相承。回顾我们初次见到江青时，江青一看我们几个人其貌不扬，衣冠平常，说话不夹哼声拖腔，无重要人物之威严，乏智慧奇才之聪颖，很不起眼。因此，她一上场，就摆着谱儿，端起架子，眼睛半睁半闭地说：“你们要问‘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么？告诉你们吧，我所参与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务，我所经历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治生活，这些都是高级政治人物的活动。这些，你们能问么？敢问么？我说出来，你们敢听么？所有这一切，你们敢干预么？敢管么？！敢么！敢么！敢么！”她说了一连串的敢么。
我们想，不打掉她的嚣张气焰，谈话还怎么进行下去呢！于是，我严厉地叫了一声“江青！”倒令她一震。我说：“我们，是中央派来审查你这个案子的，这个问题你首先必须认识清楚。因此，有关你和你的同伙的一切罪行，你都必须老老实实地向我们交代。你不交代别人要交代，别人交代了就不算你的交代了。凡是涉及到你们所犯罪行的一切事件，一切人物，所有情节，我们都有权力问，有权力听，有权力管。”这一下，才算把她的气焰压下去了。尽管她在以后的交代中，仍不承认犯罪，可是她不得不承认她是有严重错误的。
第三章江青其人其事（2）
有一次，我回北京城里汇报工作去了，江青就嬉皮笑脸地向我们留下来与她谈话的几个同志打听：“你们的那位权威呢？怎么不见你们的那位权威呀？”我们的同志顶她说：“他是审理你们这个案子的负责同志。你不要胡乱猜测，你无权打听他的活动，还是老老实实地交代你们的问题吧！”这番话说得江青瞠目结舌，沉默不语。又一次，江青向我们进攻说：“你们总自称你们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试问，你们见过几次毛主席？你们了解毛主席多少？你们熟悉毛主席吗？我，哼哼，再不肖，也跟毛主席生活过三十八年。是三十八年哪！”我立刻反驳她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过若干反对马克思、反对列宁的人，那些人，有的是曾经跟马克思、列宁相处过很长时间的，是曾经当着马克思、列宁的面赌咒发誓地要忠于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和事业的，对马克思、列宁也是熟悉的。但是，他们最后成为了歪曲、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对马克思列宁本人的凶恶敌人，这有什么奇怪？相反地，一个普通的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尽管他们也许从来没有见过马克思、列宁，但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马克思列宁的事业，终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现而抛头颅洒鲜血。对我们之间的这种不同的立场，你有什么奇怪呢？”这番话驳得她满脸通红，如坐针毡。
不两天，我又回城汇报工作，江青又到处打听：“你们的那位理论家呢？你们的那位理论家怎么不在啦！”当然，江青所说的“权威”也好，“理论家”也罢，在她那个字典里，都是加了“反动”、“修正主义”的头衔的，是贬而不是褒，甚至是包藏了祸心的。只不过，在现实里，她终究是一个被审查的对象，她还不敢贸然地把心里的诬蔑我们的“头衔”给我们加上而已。原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谢富治等规定，审讯人员在审讯当中，审讯者与被审讯者都不得有一言一语一句一字，损伤到他们的那个“无产阶级司令部”—— “中央文革”的成员陈、康、江、王、关、戚等。否则，就要同样问罪。这个荒唐的规定，闹出了许多笑话。有的审讯人员，昨夜还在审讯别人，由于一句问话被他人认为不当，或者对被审讯者的所谓“攻击言论”疏于“立刻猛烈回击”，第二天就变成了“利用审讯炮打”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大政治罪犯，其中有人因此而被关押好多年的。有的人由于被审讯者说了一句话，自己脑筋迟钝没有反映过来，及时驳斥，立刻被打成“伙同犯人攻击×××××”，也就锒铛下狱。这种事情真是不胜枚举。
正因为如此，有的人甚至不敢临审。特别是1976年天安门运动前后，他们捕了三百多人。那些青年继承了中国人民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不怕杀头、不怕把牢底坐穿的传统，是公开反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们祸国殃民的罪行的。一到审讯时，被审讯者开口就是骂江、张、姚、王、康生之流，审讯人员耳朵里灌满了骂他们的“首长”的言论。因此，当时的审讯室，除了被审讯者的痛骂，就是自我表白的回击：“你反动！”“你炮打！”“你污蔑！”“你造谣！”要不就是拳打脚踢皮鞭响，还有谁敢接触到所谓案情的内容呢！“你污蔑中央首长！”“你诋毁无产阶级司令部！”“你罪大恶极！”“你罪责难逃！”“你死有余辜！”这么一来一往的对骂，一句一句地紧跟，相互交织，弥漫在审讯室的空气中。书记员记了许久，下来只能哭丧着脸向“领导”诉苦说：“这，这这这，怎么能作为材料呢！”“领导”只能难堪地说：“压下吧，可不能毁掉，查起来要负责任的！”我们跟江、张、姚、王、毛远新的谈话，主要是查清事实。我们坚信我们的领导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指导，是信任人民群众、信任自己的干部的。决不像江青、康生之流那样，神经衰弱，丧失信心，怀疑一切，草木皆兵。因为广大群众和干部对真正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的忠诚，同时也就是对自己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我们的领导同志对自己干部的信任，同时也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一定会得到绝大多数人拥护的自信。江青一伙虽然窃踞高位，显赫一时，但他们崇尚的是封建主义加资本主义，是封建法西斯主义，所以他们空虚得很，恐惧得很。这就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们永远不可逾越的心理状态。
江青在与我们谈话中，最害怕提到的几件事是：一、诬陷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的问题。这个问题，纯粹是在江青、康生领导下，采取逼供信的手段搞出来的。被逼供者在轮番几天的折磨下，弄得神智恍惚了，上午被逼说了不实之词，下午就推翻，以后又十数次的推翻。周恩来同志指示要重新查证和研究，被江青大骂了一通，逼得周恩来以后在钓鱼台召开的研究会也拒不参加。结果，他们就是按这个已被十数次推翻了的所谓证言，写了诬陷材料，上报毛泽东下批。这件事是江青与康生勾结的结果，是他所想要上推下卸也推不了的。二、陷害大批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著名民主党派负责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名单是江青向康生索要的，是他们两人的私下交易。三、1975年“一·二四”、“一·二五”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的大会。实际上，江青、迟群、谢静宜是当着周恩来同志的面，以批周公、批宰相之名，把矛头对准周总理。这完全是背着毛主席搞的。毛主席知道此事后，斥责他们是“三箭齐发”。很关键、要害的一个问题，是1974年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相约在钓鱼台十七楼，经过密谋，背着周总理和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派王洪文密调飞机到长沙见毛主席，诬陷周恩来、邓小平。但这次他们的阴谋被毛主席识破，毛主席斥责他们搞“上海帮”、“四人帮”，毛主席说：叫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还要搞呀？毛主席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当我们问到江青此事时，她装聋卖傻地说：“什么什么10月17日，那天晚上是中央政治局开会……钓鱼台十七楼，我我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个放电影的楼，下面是放电影的……什么什么？王洪文第二天调飞机去长沙，我我我不清楚。”“哎呀，记起来了，是这么回事：王洪文从长沙回来，带了许多桔子，我们都吃桔子。吃桔子，还有王海容、唐闻生……”
实际上，这是一个严重的篡党篡政的事件。当时，“四人帮”经过密谋，背着周总理和中央政治局，调了飞机让王洪文去长沙，对周总理进行了诬陷。这件事情，被毛主席制止了，周恩来、邓小平才得以摆脱了刘少奇、贺龙同志那样被害的命运，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阴谋才没有得逞。但是，他们这次搞的阴谋如果成功，恐怕会株连成千上万干部、群众，危及他们的身家性命。同时，封建法西斯一旦得逞，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变颜色的问题了。
江青还向我们告状，说在她被隔离审查中，对她搞了武斗。我们十分重视这件事，严肃地对待这件事。经了解，原来是他们被隔离不久的时候（当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当时负责审查他们案件的同志，组织了原来在江青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人员、医生、护士、厨师、司机等，对她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揭发批判。这些同志，当然揭不出什么江青有哪些严重的政治问题，无非是说她平时如何跋扈，压迫凌辱身边工作人员的丑事。但是，我们究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不论江青爬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