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平时如何跋扈，压迫凌辱身边工作人员的丑事。但是，我们究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不论江青爬上了多么高的地位，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只要我们政权的基础还是社会主义的，她欺侮凌辱别人的行为，一旦公诸于众，总还是很丑的，很不得人心的。不像在封建主义社会，有权有势的人欺侮凌辱劳动人民，是天经地义的“合理合法”的。这一揭发，弄得江青很尴尬，很难堪，无地自容。另一方面，江青对她身边的这些工作人员，过去倚仗其流氓习性，是骄横惯了的。她是一个封建法西斯，时至今日，这些她眼中的“下人”，竟敢“犯上”，来揭发她，岂能不火冒三丈。因此，当她的秘书刘玉真站出来揭发她的一些恶劣的作风时，她伸手就打了刘玉真一个大耳光。殊不知，这些同志，过去对她的恶劣作风虽然十分气愤，都看在毛泽东的面子上，容忍她，让着她。毛主席对这些同志，一直是和蔼亲切，宽厚仁慈的，即使谁有了缺点错误，也是循循善诱的，谁家里有个困难，也是十分关心爱护并给予帮助的。江青当着毛主席的面，也不敢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尽情地耍威风。这次，江青变成了被揭发者，动手打人，岂能容忍。领导开揭发会的同志，由于事出意外，也疏于防范。江青一动手打人，大家一拥而上，在群情激愤下，发生了撕扯。由于揭发者人多势众，我们设想，江青反正吃了点亏就是了！可是，的确是她首先动手打人的，我们只能作为一个教训，再不开这种对江青面对面的揭发批判会了。
但是，对于江青和其他被隔离审查对象的正当的、合理的要求，我们还是遵照领导上的指示，尽量予以解决。我们不仅在谈话时，问他们吃得怎样，睡得怎样，学习怎样，还有什么需要，而且叮嘱管理他们的同志，把他们的生活按规定标准搞好一些，晚上要注意关掉刺激眼睛、影响睡眠的强光灯。管理当局也经常征求这些人对伙食、卫生、医疗方面的意见，不断改进工作。我们了解到他们对报纸、杂志的需要，就增发了报纸和杂志。许多重要的审查对象，对此都表示感激，党一方面对他们在生活、学习上关怀、照顾，另一方面也痛恨他们过去对我们许多老红军、老干部、高级民主人士的折磨，但总是设法为他们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一时难以马上解决的生活上的问题，也向他们说明。例如，江青提出奶粉冲的牛奶不好，希望改成鲜奶，当时鲜奶还不能立即解决，我们即向她作了说明。然而，对她提出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我们则说明情况，不予同意。如江青提出：她住的房间，休闲活动和晒太阳的场所，各十四平方米，太小了，她要扩大到各二十八平方米，共五十六平方米，我们则告知她，这办不到。她用的床、桌子、椅子，比一般人用的低矮，电灯又太高，要用跟一般人相同的，我们则告知她，这是为了保障她的安全，希予克服。对于她扬言自己是这里的主人，我们则坚决予以批驳。但是，对于她要求从家里拿些衣服来穿，拿些东西来用，我们还是满足了她的要求。在讯问当中，一般情况下江青说什么话，我们都不打断她。甚至她讲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话，我们也让她讲完，看她是怎么歪曲、怎么颠倒的，我们只是在充分掌握事实、掌握证据的问题上，在关键时刻点她一下，使她自感蒙骗不能得逞的难堪，自感狼狈。对她对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诬陷、谩骂，我们则予以严肃批判，用事实予以批驳，据理打掉她的侥幸心理。对她说的挑拨的话，甚至对我们意欲搞思想上“策反”的那一套，我们则给予回击。她这个人，从过去上海的十里洋场，帝国主义分子、冒险家的乐园熏陶出来，脸色善变，不论在讯问的过程中她显得多凶，撒泼何等厉害，临到一次讯问末了，她总是站立起来，抻平衣服，端上水杯，夹上文件，改颜为笑，向我们一一鞠躬，一一道了“谢谢，谢谢！”才转身离去。可背地里，她却向管理她的女战士说：“对我，换了好几批人。以前的那些，态度很厉害，喜欢发火。这批，不发火，那个头头，别看他幽默，微笑，是个最凶恶的刽子手，笑面虎！”
1976年10月6日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隔离开来的时候，是以他们的职务来排列“四人帮”的。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排第一号。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排第二号。下面是江青、姚文元。虽然也有人认为张春桥最为阴险，老奸巨猾，万一他们得逞，他一定会弄死江青的；说毛远新可能当他们的头子。但从历史事实来看，根据当时国内、国际上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江青以她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身份，正像她所吹捧的汉高祖的吕后，唐太宗、唐高宗的武则天一样，她和他们是以这种传统的方式，来进行篡党篡政的夺权活动的。其他人在那段时间里，实际上是围着江青转的。经过询问和大量事实的印证，证明广大人民群众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张春桥、王洪文在公开的职务上虽比江青高，但他们都尊江青为他们的“中央首长”。她这个“中央首长”，在他们那帮人当中也是最有“权威”，最有“力量”的，是最大的，是定弦的。诚然，这里存在着这帮坏家伙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去达到自己目的的问题，他们心里不一定看得起她。不过，从政治能量上来掂量，她毕竟是他们的“中央首长”。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经请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按照实际情况，在“四人帮”中，让江青挂了头号。张春桥作为“智囊”和“军师”，挂二号。姚文元制造篡党篡政的舆论，算三号。王洪文以流氓打砸抢活动起家，虽当上了副主席，但一直是个吃喝玩乐无心过问“正事”的分子，放在第四位。这样排还是符合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实际，是合情合理的。把江青反革命集团称作“上海帮”、“四人帮”的，首先是毛泽东。这始于1974年7月见诸文字的材料，以后，这种叫法也就沿袭下来，直到1976年三四月间发生在北京的“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天安门运动，方才广泛传开。不过，这里有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是称“四人帮”，漏掉了重要人物康生、谢富治。尤其是康生，他在“十年内乱”中所起的破坏作用，可以说仅次于江青，是极其严重的。他在共产党内，长期挑拨离间，阴谋陷害别人。曾经有不少同志检举他可能是叛徒，是带着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任务，从内部来破坏我们共产党的。但经过中央纪委章蕴同志所领导的审查小组的审查，没有查出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此事，所以没有作这个结论。但可以肯定，康生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是一个思想品质极端恶劣的家伙。二是江青与张春桥、姚文元的勾结，共同搞阴谋活动，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有了，并不是1974年才开始的，而那时王洪文还没有冒出来。三是毛主席也说过一个“五人帮”，把一个有严重错误的人算进去了。究竟怎么个算法好。后来，把“四人帮”定性为江青反革命集团，还是比较确切，比较符合实际。
第四章江青及其同伙们
六 江青及其同伙们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同志宣传的是十七年我党所执行的革命路线，认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要进行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的四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林彪、江青等人却不断煽动要打倒“黑线专政”，胡说什么各级党和政府都“烂掉了”，要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要闹得谁也不睡觉”。对“修正主义”的势力要进行“文攻武卫”，要打倒“旧政府”、破坏“旧秩序”，造“修正主义”的反。对这种情况，即使是在基层单位，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这段历史是不容歪曲的。
在1975年，江青一伙搞“一·二四”、“一·二五”，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被毛主席斥责为“三箭齐发”。此后的一天夜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谢静宜等在一起，前四人一面放大会录音、修改录音带，妄图欺骗毛主席，减轻他们的罪责；一面就互相逗趣，合伙谩骂周恩来同志是“老保”，是“救火队长”，是“保旧政权”的，胡说他们与周总理之间的斗争是什么“新文革”与“旧政权”的斗争。谢静宜在隔离审查中，一句一泪地向我们交代了这件事情。周恩来同志的确是披肝沥胆，保卫着无产阶级经过长期奋斗建立起来的红色江山，保卫着党、政府、军队、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中的高级干部，保护着许许多多受害的人民群众，到处扑灭着林彪、江青集团所纵的漫天漫地的烈焰毒火。毛主席似乎是居中的裁判。但他老人家深怕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掉，往往是偏袒纵火者一方的。只是在林彪、江青集团闹得实在不成样子了，例如王力发表了“八·七”讲话，造成了恶劣影响，他们一伙还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引起了国际上的大问题，他们搞“揪军内一小撮”，触发了整个形势的恶化，毛主席才出来说几句公平话，压一下林、江的气焰。
这种纵火与消灾的两种思想、两种势力的斗争，其实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显露出来了。就其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而言，在南方，有南京大学师生员工起来支持匡亚明同志的游行示威。在北方，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师生员工起来支持院党委的游行示威，都造成了气候。这以后的一些派性斗争，如北京的“天派”与“地派”，都是在当时“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们的策划下，时而支持这边，时而支持那边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