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你说，你说。”好在他们是老同志，彼此知根知底，过了也就算了，谁也不计较谁。曹瑛同志在中央纪委，一开始也是专门审理江青案件的二组的成员，名字排在张启龙同志之后，刘鸣九、我、刘丽英之前。建立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之后，他主要做中央纪委纪律检查方面的工作，也参加“两案”会议，参与对案件审理工作的领导。他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给党、国家、人民群众造成的巨大损失的愤激之情，难以遏止。他知道我写过一些报道文章和长篇小说，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汪文风，你一定要把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恶写出来，让后人作为教训。否则，你就辜负了党、国家、中央纪委对你的教育培养。”当然，这不能算正式向我布置任务，但表达了一个老一辈共产党人对我的殷切期望。
由于我是长期搞纸纸片片的，工作当中，习惯作点记录，搜集一些材料。当时不能记的，就在脑子里有意识地多过几遍，狠记一些重要事实和情节。在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仍当选中央纪委委员，那是因为我的生日是8月20日，还未跨过六十五岁。会后不久，我就超龄了，退居二线了。这使我有时间来思考问题，进行写作。写出了初稿，我把稿件送给王鹤寿同志。因为只有他了解全部情况。老人家很高兴，以年近九十的高龄，白天在办公室看稿，晚上还装进皮包里，带回家去审阅。他看得很仔细，甚至把稿件中有笔误的字和标点符号，有的改正过来，有的打上疑问符号。但是对于文稿的内容，他却不改，而是在旁批里写上意见。最后批上：“是一部很好的记录。但体裁上很不得体，如发表，尚须大的修改。”遵照他的意见，也参考别的同志的意见，我把稿件从头到尾改写了两遍。在这个过程中，我又多次去中央纪委机关鹤寿同志处，讨论稿件中的一些问题。我与他有时也有不同看法，有时还有激烈争论。好在相处十年了，我跟他是争论惯了的，他从不因此而不理睬我，我也从未因此而有什么思想上的芥蒂。鹤寿看完最后的稿件，对我说：“可以了。这样的东西，可能出版机关、有关部门，还要进一步斟酌。在我们这里，就行了。这也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工作。”鹤寿同志很赞成我的这么一个作风：写什么东西，对事实，一定要力求尽量符合实际，哪怕是在某次会议上，绝大多数同志偏听偏信了某种传闻，也要予以说明，加以澄清，不怕被扣上“为坏事辩护”、“为坏人说话”的帽子。但对一件事情弄清事实以后，则应允许有不同的分析，不同的看法，大家进行讨论。例如“文化大革命”前，为什么对当时的形势会发生过头的、过“左”的估计，曾有一些人一度把这一点完全归咎于毛主席。我却坚持说，过头的、过“左”的估计，在内忧外患并存的情况下，不止毛主席，还有别的中央领导同志估计得更过头、更过“左”。我还对此举例加以说明。争论来争论去，大家有点动感情。后来一查，我说的是有事实根据的。又例如对江青有些不符合实际的言谈，我也予以澄清。在我与鹤寿同志之间，也多次发生过争论，有时候老人家发了急，赌点气，我还是坚持我所了解的情况。直到事实弄清为止。有时候我记忆有错，我就认错。这部书的初印稿出来以后，有同志打电话问我，是否有为了维护领袖而在叙述事实上有隐笔、曲笔之处。我答复，我是尽量地使之符合事实的，至于对事实怎么分析，那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第六章后记（2）
我最先知道江青这个人的名字，是在1945年至1946年之间。当时，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新华日报在民生路营业部门口，贴了许多照片，宣传解放区的情况，其中就有江青骑马的照片。后来，有人告诉我江青过去叫蓝萍，是电影明星。不过，蓝萍在重庆，似乎不如白杨、黎莉莉、舒绣文、黄宗英那么著名，好像比后起之秀的张瑞芳都比不上。但是，没有听到过别人对她有什么恶感的说法。旧社会炒作的电影明星很多，无非就那么一回子事。重庆解放以后，我就听到人们对江青有些议论了，有人说她“不配”，说她在上海时生活上腐败。我还说过电影明星嘛，哪能用“贤妻良母”、“从一而终”去要求。1954年大区撤销后，我调到北京工作，传说江青招待了文艺界的老人。招待会上，江青对毛主席的称谓左一个“我们家老爷”，右一个“我们家老爷”。我听说后，感到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这种称谓有失检点。但又觉得人家家里的称谓嘛，多管闲事干啥，也许是一种“谐用”、“戏称”，不必鸡蛋里头去挑骨头。在批判《武训传》时，江青奉命搞了那个对黑旗军和武训情况的对比调查。说实在的，我还真同意她的意见。虽然我对武训原来是有好感的，我是重庆社会大学的学生，是陶行知先生的学生，陶行知是提倡过武训的兴学精神的。对批判《武训传》，我有三点疑问：一、提倡武训的兴学精神，跟提倡全盘学习武训，是否是一回事？二、在封建统治时代，要兴学就要靠有钱人，在那种历史情况下，有钱人当然是地主阶级中的人。好人是否只有参加黑旗军一条道路才算好人？三、赵丹这些同志都是我心目中的进步演员。这一批判，使他们好像还不如有的政治立场反动、没有演过《武训传》的人们了，这样公平不公平？我这些心里头的话在一定场合是说过的，但是当时既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受到批判。尤其是后来涉及到对陶行知先生的批判，我不满意。然而，对电影中赵丹表演的“三个钿，打一拳，两个钿踢一脚”，我还是感到不恰当的。真正对我的上规模的批判，是我在成都说话得罪了一个领导同志。当时还出了一个典型——刘介梅。刘介梅幼小时穷得叮当响，靠党的阳光雨露成长，却“攻击社会主义”。这是“忘恩负义”。但他们批我时，总算一箭中“的”，我被称为我们那个单位的刘介梅，“入了彭德怀的花名册”。直到1979年我进入中纪委工作后，那个单位才主动发文件给我平了反。我对江青真正在感情上产生厌恶和仇恨，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老实说，我感到他们（尤其是江青和康生）是从“左”的角度，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对新中国在十七年工作的评价上，在对干部、群众的看法上，得出了惊人的一致的结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应当灭亡，应当打倒。毛主席是坚持十七年要以红线为主的，是坚持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观点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这么说过。
周总理总是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与林彪、“四人帮”进行艰难的、艰巨的、不懈的斗争的。而林彪、江青、康生及其爪牙们，却总是说这里烂掉了，那里烂掉了，都烂掉了，都应该打倒。打倒。打倒。以后，对于毛主席指示落实干部政策，落实群众政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周总理是坚决执行的。而他们却总是竭力反对，百般阻扰，捣乱破坏。他们要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既成事实肯定下来，固定起来，一次又一次地反“回潮”，反“复辟”，反对所谓孔丘先生的“继绝世，举逸民”，实际上是几次把矛头对准广大干部、广大人民群众热爱、信任的周总理。江青用心狠毒，为了掩盖她三十年代在上海电影界、文化界鬼混那段丑恶的历史不致败露，她可以对过去的同事、朋友、亲密者、亲爱者狠下毒手，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甚至对稍有知情者也不放过。江青品质恶劣，对于她自己发指示、发命令干的坏事，凡是被毛主席察觉了的，她都可以嫁祸于曾经效忠于她的走卒，撒谎也不脸红地说什么这些人是刘少奇的第二套班子，“是我把他们端出来的。”江青野心勃勃，她大肆吹捧吕后、武则天，其实是在效仿封建王权，竭力想继承“大统”。
毛主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她是想让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当党的主席。江青是以“文化大革命的旗手”“露峥嵘”的。“文化大革命”中她把历来歌颂共产党、歌颂新中国的戏剧、电影都打入黑线之列，自己却耗费大量外汇，购进大批黄色、淫秽的拷贝、录像片，供她和她的政治搭档们享受。她着力拉拢一位才高欠德的外交部副部长，一是为了共同反对周总理，二是为了抵制她的可能的竞争者，三是为她与国际接轨铺设通道。她又是摆设家宴（她个人的家），又是招待别人看黄色电影，搞得热热火火。她集中天津的能工巧匠，为其订制了青丝银花、用四个以上的“宫娥彩女”托起裙裾的法式“皇后服”，这充分说明了她的灵魂是一个封建法西斯主义分子的灵魂。她效法吕后、武则天，她的封建意识就已被证明了。那么，她的法西斯意识呢？她是要所有的“臣”、“民”见她都要“下跪朝拜”的，谁敢抬起头来，就用罗马帝王家使用的大棒子（法西斯）狠狠一击，把你的头打下去。这完全是支持希特勒德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克虏伯式的统治。江青是一个怪胎，是出现在社会主义中国历史瞬间的一个怪胎，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时期的上海孕育的一个怪胎。以后，她用假相蒙蔽了我们，借“文化大革命”显现了她的狰狞本质。
我们中国共产党，是立志最终要消灭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江青则是封建法西斯的代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方向的代表，而江青则是没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的代表。我们是为谋取绝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而江青则是谋求个人当女皇、奴役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虽然江青曾经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