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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春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两个毕业生——邮电部的吴江（增权）、军委总参谋部测绘局的乔文祥，各自抱着自己的孩子，回到第二外语学院，到我家来串门。这两个青年和跟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几十个青年，是一批出奇的青年。早在1967年七八月份，他们就贴出大字报，认为第二外语学院的全体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同志，要求不论参加哪一派的干部，都要一律“解放”出来，按照“文化大革命”前的职务安排工作，在学习中要“有私批私”，“有修斗修”，用提高思想觉悟的办法来解决干部问题。这在当时那种“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形势下，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聒噪干部都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培养出来的人，不可靠，要大换血的形势下，的确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创举。我跟他们在运动前毫不认识，但是，当第二外语学院发生乱批滥斗、胡抓乱揪的情况下，在我被斗时，才认识他们的。当时，每当我遭到揪斗围攻，他们就主动站出来保护我。因此，我与他们建立了友谊。这次，他们带来了清明节与“四人帮”进行大搏斗的信息。他们不是干部子弟，更不是什么高干子弟，而是普普通通的农民的儿子。由此可见，林彪、江青之流搞的那套东西，在人民中是不得人心的。接着，我们在一起商量了在邮电部群众中怎么办，在总参测绘局群众中怎么办，在第二外语学院怎么办的问题，并决定动员从第二外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科学院外文图书发行所、三机部、新华社的学生，邀约他们参加清明节与“四人帮”进行大搏斗。
十年内乱之前，我是第二外国语学院政治部办公室的负责人，担当了工作，还未及正名，就受到冲击，被打成“保皇派”、“保皇狗”、“保皇党总书记”、“小爬虫”、“变色龙”。由于我被国民党逮捕过，坐过牢。当时，坐过国民党的牢而没有死，还出来的人，一抓“叛徒”，不是叛徒也是“叛徒”。我又被组织派去对国民党特务进行过调查工作。“文化大革命”起来后，一抓“特务”，看到我有那么多关系，不是特务也是“特务”。因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是连连升级的。这依当时的许多搞法来说，的确是“合乎逻辑”，也“顺理成章”的。有的红卫兵娃娃看了我的档案，听了介绍我的案情，特别好奇，偏偏争着要军宣队、工宣队、院革委会派他们参加对我在重庆的历史进行调查。可是每次调查回来，我的情况恰如我过去的自传中讲的，专案组提出的疑问一个个地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但军宣队、工宣队、院革委会还是怕漏掉了大鱼（大叛徒、大特务），又专门先后三批派出调查人员，排除了学院内部的人，每次出发前都专门要我向他们交代全部历史全部工作。甚至我提出介绍可以，不要说我“吹嘘自己”，即使以后也不能用我“吹嘘自己”来讽刺挖苦我的意见，他们也接受了，他们允许我尽情地说。这种调查本来应该是特殊保密的，但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混乱的情况下，调查人员回来，有的对我竖大拇指，有的对我说：“你年轻的时候真棒”，“调查你的情况我们好像看了一部惊险小说”。这样，凡是加给我的帽子，经过调查研究，不得不一顶一顶地给我摘掉了。军宣队还在内部专门召开过一个比较大型的介绍我的案情的会议，承认我是苦孩子出身，小时候是与狗争食的。自幼跟随共产党，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总也不能放过我，说我解放后是“变了”、“修了”，其根据是我家被子堆了一大叠（我有五个孩子），星期天节假日总要炒个回锅肉，喝二两二锅头。这样宣布了对我的第二次“解放”，还发给我“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得到过的“红宝书”和毛主席纪念章。经过如此梳过来篦过去，反反正正，正正反反，我倒成了第二外语学院这块小天地里的一个“名人”了。在反对我的人们当中，我在啧啧议论中成了“名人”。在同情我的人们当中，我在点头微笑首肯中成了“名人”。
吴江、乔文祥同志回到第二外语学院来，也就是想利用我这个被栽上的“名”，又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的地位，发挥一些影响，在与“四人帮”的大搏斗中起一些作用。我把清明节与“四人帮”大搏斗的消息，暗暗告诉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同志，并叮嘱暂时要不露声色，等到运动起来以后，就趁势制造舆论，制造声势。在我主持工作的汉语教研室，有二外院原来的同志，也有从别的学院新调来的同志。在原二外院的同志中，原来分别参加三派组织的人都有。但是，在大家体察出“批林批孔批周公”是影射攻击周总理之后，在要维护周总理一生光辉声誉问题上，大家都默默地考虑到一处来了。群众组织的各派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用心，都逐渐看清楚了，甚至小学生都窃窃私语小胡子（康生）不是好人。一股汹涌澎湃的狂潮，在人们心里躁动着。
1976年3月份，我们在学院内部以汉语教研室的名义，贴出了悼念周恩来总理和悼念陈毅元帅的两个白色大专栏，引起了全院的瞩目。4月5日，北京天安门运动被“四人帮”镇压下去了。7日，公布了颠倒是非的两项决议。殊不知，8日凌晨，第二外国语学院北食堂（教工食堂），就发现了反对“四人帮”的小字报，写的是：“毛主席万岁！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打倒江张姚三家村！”这张小字报充分反映了天安门运动的主要精神。其实后面还有一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但学院工、军宣传队和革委会，不知是害怕大家怀疑他们执行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呢，抑或是担心大家把小字报及其作者认作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了，以后他们在其内部查对笔迹的大量工作中，也一直不敢公布这第四句话说的是什么。当然，“文化大革命”扶起的当权派也不是十足的白痴和笨蛋，他们不好明说谁谁谁写了这张小字报，而是采取了内部搞笔迹鉴定。公开查核3月下旬至4月上旬谁去了天安门广场，在那里干了些什么，看到了些什么，以及追查学院内部和社会上存在的抨击“四人帮”的所谓“反革命政治谣言”等办法，来紧缩包围圈。
我所写的文章的原稿都被强行要去，退回来时，许多字的一横一竖一撇一捺，以及各种偏旁字头，都用铅笔画了圈圈，是来不及将铅笔印迹擦去呢？抑或是故意留下一个心理上的威胁，就不清楚了。我是搞过公安报道工作和检察工作的，既有一些技术知识，又懂得一些政策。我想，与其默默无声地吃个闷胡芦，不如公开摆出来让多心的人莫衷一是。我就抓住这点，高举毛主席一再教导政法干部不准用特情侦查手段对待党员、干部的指示，直接找军、工宣传队和专案组理论。他们没有做过专门工作，情知公安专业知识和政策水平不如我，只能答复说“那是随意勾画的”，“谁敢对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搞笔迹鉴定、搞特情侦查呀”，弄得他们只能推卸赖账，尴尬不堪。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泄了气，输了理，降了格。当然，他们在广播大喇叭上的威胁、恐吓、挤压、诱导，声嘶力竭的狂呼乱叫，每天几次搞半夜突袭，矛头针对的就是汉语教研室。
第一章十年的周旋（2）
他们的这些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在召开的有全院几百人参加的党员大会上，院工宣队长和革委会主任，以追查天安门广场活动和“反革命政治谣言”为名，声色俱厉地对我进行了当众审查和追询。工宣队长：（叫我的姓名要站起来）你说，你参加了天安门事件没有？！答：我是4月3号那天，从那里路过，去看了一下。这些，在小组会上，不是每个人都说了吗？工宣队长：我没有跟你谈每个人，我是问你。你在天安门，干了些什么？！答：我……我看了看花圈，有许多花圈很大，有许多花圈做得很精致。我在想，如果靠我这个手艺，笨手笨足的，一定做不出来。（全场一片哄笑）工宣队长：（对大家）不准笑！不准笑！严肃的斗争么！（转对我，严厉地）我是问诗词，问诗词，反革命诗词？！答：这个嘛，人山人海的，挤得很，有一个人把我的腰都撞痛了。啊，诗词，我看见有的人在朗颂，有许多许多的人还在拍巴掌。我想，算了吧，不去看它了，听又听不大清楚，就回学院来了。（两位领导同志气得鼓鼓的，全场又大笑。）工宣队长：（高声地）我问你，为什么你那个教研室，查反革命政治谣言不积极？答：是那样么？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很积极的。但是，有的是在公共汽车上听说的，有的是在大操场放电影时黑咕隆咚地听人说的，有的是在男厕所里听女厕所那边的女同志说的，有的是在女厕所里听男厕所那边的男同志说的。唉，我倒是在想，应该专门学习好追查的技术，追查起来……可能就好些了。（全场禁不住的再一次哄笑）院革委会主任：我说，你，说来也是学院里的一个中层领导干部了嘛。师傅好好问你，你为什么老这么嬉皮笑脸地打哈哈呀！答：他们要笑，我有什么办法呀？！我又没有笑嘞！（又是一片哄堂大笑）。
汉语教研室的同志，参与了天安门的写诗、抄诗、藏诗。诗词的少部分副件，作为抄录来的，按清理规定上交了，大部分原件藏进了蜂窝煤炉的夹层，用塑料纸包好埋进了花盆，卷进了绵线团，用绵线缠了数十百层，作为线团存放起来。至于“反革命政治谣言”，我们不仅听见过，还加过工。院工、军宣传队和革委会为了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派了两个人，一男一女。这一男一女说话和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