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的；有的则是腐朽的、反动的背叛了英明的、功勋卓著的先人。由于毛泽东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丰功伟绩，使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不得不装扮成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方法，来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妄图实现其篡党窃国的迷梦。
从江、张、姚、王对付审查的态度上看，江青主要是一方面摆出夫人的谱儿，端着架子，显现出她是何等的重要，甚至骂人、训人，高抬自己；另一方面，在她的这一招碰了壁时，也说一些软话，乞求询问不要追得太紧，松一松“绑”。姚文元是尽量以“良好的态度”，力图以他三寸不烂之舌，把他们的罪行栽到毛主席身上，把一切祸国殃民的结果都推到执行上。王洪文则是在一般问题上侃侃而言，“吐吐吐吐吐”。在重大实质问题上，他就假装“健忘”。张春桥真有一副老牌特务的嘴脸，在询问中还哼哼哈哈，言语不多，还都说在要害上。江青有重大叛徒嫌疑。她在山东入党以后，又脱党，1935年到上海，与“复兴社”特务崔万秋拉上了关系，是被崔万秋捧出来的话剧和电影明星。崔万秋是个惯搞两面派的人物，因此也允许江青参加一点进步活动。江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逮捕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主办她的案件的人，是先大启、赵玉珊、阎松年。但是直接与江青交往的是赵玉珊。赵玉珊又称黑大汉。在江青刚入“中统”监狱时，起初还有些名演员的傲气，被赵玉珊一耳光打掉了，从此她低声下气，经常陪“中统”特务饮酒作乐，拉拉唱唱，往往深夜才被送回监房。她的自首和出狱手续，是由赵玉珊负责办的。“中统”释放了她，她就到革命圣地延安，组织上未作认真审查，由当时的社会部长康生代她隐瞒了这段历史和她在上海的腐朽生活作风。因为历史上的原因和康生的包庇，所以她跟康生的关系也格外密切。“文化大革命”中，党和国家的大批干部和众多爱国民主人士受到污蔑诬陷，其名单就是由康生提供给江青的。全国解放以后，江青急匆匆地跑到华东地区，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查找赵玉珊的下落。后来查出，赵玉珊因为其反革命特务罪行，早被我公安机关处决了，她才作罢。但是，江青万万没有想到，赵玉珊当时所在的“中统”特务机关的上级领导先大启，却落入了我公安机关之手。这个先大启，早在1958年5月19日，就在狱中交代了“李云古”在上海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向赵玉珊、阎松年自首的问题。1968年2月20日，又交代了一次。然而这时先大启还不知道“李云古”就是当前赫赫有名的江青的别名。以后，先大启被释放出狱，而且在四川省人民政协当了委员，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又多次揭发了江青的叛变行为。
毛泽东很高兴学生听他讲课。他在延安讲课，江青总是专心地听，仔细地作笔记，而且她专门练就的那一笔狂草，也模仿毛泽东。后来我把江青的字与毛泽东的字迹相对照，感到的确颇有相似之处。哪里知道，人家早就起了这个心呢！但是，我们的广大干部，则对江青毫无好感。早在建国之初，我在西南局新华日报工作，就听一些老同志骂江青，还说元帅、将军们早就有意见，了解主要对象说她不配……当然，到“文化大革命”时，人们只有把骂埋到心里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用煽动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来诋毁分配上有差别的政策，并以此为来攻击和陷害大批革命老干部，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的高级民主人士。她把在生活资料分配上的差别，骂为搞“特权”、“特殊化”、“反革命修正主义”。而在实际生活上，她却是真正在大搞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特权、特殊化，十分腐朽。在北京，单她所占的住处，就有中南海的春藕斋，钓鱼台一幢楼房，颐和园一处小院。还把旧中国封建军阀、官僚买办也不敢据为己有，解放后一直为人民群众游玩的场所——北海公园——关闭，供她个人跑马、游乐、享用。她把大批描写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群众在旧社会的苦难、在新中国的幸福生活的小说、诗歌、戏剧、绘画、电影打入“反动”、“反革命修正主义”之列，凭空提出建国后十七年存在一条“不写正确路线、尽写错误路线”的文艺黑线。把许多写红军、解放军、地下革命斗争的作品打入另册，诬陷作者、导演、演员、层层经手和审稿的同志是“黑线”，而她却耗费国家大量外汇，专门进口大批淫秽、黄色的影片、录像带，以内部放映为名，满足她自己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以及她在政治需要上拉拢的人们的荒淫无耻的需求。江青及她的亲信和帮派人物动辄大排盛宴，而平时却无孔不入地占中南海工作人员食堂的便宜。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老同志还偷偷地给我看了几张照片，这是江青等人身着游泳衣裤的照片。照片上，江青左手扶着姚文元，右臂缠着张春桥，在游泳池旁边嬉戏，丑态百出。
据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揭发，有一年春节，江青对她的秘书、护士、警卫人员说：“今晚我请客，你们到食堂去把自己的那份饺子皮、饺子馅打来，在我这里做，大家过年，我出火。”人们不得不按她说的办，但在场的人们后来说没有一人过得愉快。更加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有一回她突然心血来潮，想到在青岛吃的雪里蕻味道鲜美，就叫大师傅给她买。大师傅买了，用香油味精拌好放在桌上，她只夹了一筷子，却硬说这个雪里蕻，不如她当大车店老板闺女吃的那个雪里蕻味道好，用筷子头使劲把盘子一戳，生气地说：“我不出钱，这个钱不准记在我的账上！”结果还是大师傅掏钱结的账。据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分析，当然江青也不是在乎这几分钱，她就是要在人前逞霸道，耍权威，以折磨他人为乐事。所以毛泽东曾经多次骂她是个“流氓”，是“女流氓”，是“政治流氓”。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不是忍气吞声地在她那里工作的。江青不仅没日没夜地无理训斥他们，谩骂他们，甚至殴打他们。她诬蔑护士小周给她拿的药不对，就硬给人家加上一顶“特务”的帽子，扬言非把小周送入大牢不可。此事竟然闹到周恩来处，周总理想尽办法把小周保下来，送到了别的工作岗位。江青自己享受着高级待遇，享受“特供”。她起个意，张张嘴，就可以搞公款宴请。但她却说她的钱不够用。
毛主席写了大量著作，按照规定，这些著作的稿费，是属于老人家自己支配的。但毛主席一生简朴，平时两菜一汤，一个豆豉红椒，顶多加个芷菇红烧肉。他把稿费放在中央办公厅，由他批准支出。他曾用它来资助亲友，偿还因留法勤工俭学同志欠下的“人情债”。江青瞅准了毛主席的这笔稿费，向毛主席要。主席同意了，让她写张领条。她写了十三万，主席没同意，只批了五万，这在当时也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江青却嫌少，生气不领。毛主席说，不要就不要，摆在那里……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毛主席的稿费一度交由二办保管，我们都亲自看过这个申领十三万而主席只批五万的条子。原来她对毛主席，就是这么个态度。江青，就是这样一个产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从十里洋场中浸透了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最腐朽的思想作风，又在黑社会、国民党特务机关之间鬼混，长期浪迹江湖的一个怪胎。她要讨好一个人、拉拢一个人、想利用一个人，可以处心积虑、费尽心机，施展各种手段，以各种假相来达到目的。一旦爬到了一定地位，她就要役使别人，折磨别人，显示她是掌握了对别人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物。她搞投机，到延安后，以追随进步、追随革命的假相，获取了暴利；但骨子里还是那些最丑恶的品质，一碰到适宜的条件和气候，她就要出来兴妖作怪了。她野心很大，“文化大革命”中，她到处煽风点火时，就经常利用她攫取的特殊地位，利用社会上存在的封建残余思想，在会见干部群众时，到处说：“我代表毛主席，问你们好！”（毛泽东说：“你不能代表我，你只代表你，代表你自己”，就是针对这个而言的。）江青到处招摇撞骗，还大肆吹捧吕后、武则天，鼓吹汉承秦制，吕继汉统。
实际上，她这是意欲步其后尘，跑出来抢位抢权，为使自己成为中国的封建女皇制造舆论。她心毒手狠，凡认为妨碍她的，不管过去的、当前的，或者以前是她的亲爱者而今天反目的，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她善于拉帮结派，只要有利于她，哪怕明知道这个人有罪恶的历史或品质恶劣、流氓行为，她也讨好，笼络，与其紧密勾结在一起，共同为非作歹。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本来是她的合作者，一看不行了，就用“是我亲自把他们端出来”的丑态表功，把对方打入地狱。而对她所能利用的对象，只要还可为其所用，就举行宴会，了解主要对象请他们看“内部电影”，以达成结伙的目的。她脸厚心黑，惯于当面说谎，当众造谣，撒泼放刁，反咬一口。明明是她干的坏事，她却嫁祸于人，对之施行镇压。甚至在隔离审查当中，她当面说过的话，马上就可以赌咒发誓地进行抵赖，矢口否认。她深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选拔出来审查她的人员，都是共产党培育多年的干部，对毛泽东在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中的丰功伟绩，是有相当认识的，对毛泽东本人，是有深厚感情的。她为了逃脱当前的不利处境，以备来日之图谋，竟几次低声下气地提出：“你们打狗么，也要看看主人嘛！”企图摆脱审查者对她的错误和罪行的追询。以后在国家司法机关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