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地提出：“你们打狗么，也要看看主人嘛！”企图摆脱审查者对她的错误和罪行的追询。以后在国家司法机关公开审判她的时候，审判长在宣判：“江青，判处死刑……”时停顿了一下，把她吓瘫了，而当审判长继续宣判：“缓期执行二年，以观后效”时，她松了一口气，又跳了起来。她对在隔离审查时看管她的管理干部说：“我大概一辈子都要住在这里了，以后这里的一切，就要听我的安排……”她是想在毛泽东说过的工厂要以工人为主，学校要以学生为主之外，另立一条，一口咬定隔离审查机关也要以被隔离审查的对象为主。她成为隔离审查的对象，竟然还想主宰这里的一切，活脱脱儿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这就是我们工作中碰到的第一个对象。
张春桥是一个具有老牌国民党特务劣迹的人。早在1932年，他在济南正谊中学上学时，就一方面伪装积极，参加抗日学生运动；另一方面，暗地里向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正谊中学校长徐伯璞密告了领导学生运动的程鸣汉、鹿效曾、郑庆拙等学生，使这几个学生被开除了学籍。程鸣汉在逮捕入狱、遭严刑拷打后，被国民党判了无期徒刑，死于狱中。1935年张春桥到上海，也是立即与捧江青出名的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相勾搭的。他办刊物，写文章，领崔万秋发的津贴，并在1936年3月15日化名狄克，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攻击鲁迅。1937年，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在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的组织下，通过复兴社另一个特务赵福成（君弼）的掩护，在1938年1月混入延安。张春桥的老婆叫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工作时，被日本侵略军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军特务，到处为日军做策反工作，破坏解放区的抗日斗争。文静交代说：“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1946年结了婚。”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一方面诬陷我们的许多干部是叛徒、特务，另一方面却利用他篡夺的权力，伙同姚文元、王洪文，竭力包庇叛徒、特务、汉奸文静，让文静担任了“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材料组、联络组的负责人，抓动态，管专案。由于张春桥与江青关系密切，常常深夜不归，文静又了解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许多丑事，出于这种完全是属于个人的原因，对张春桥不放心。张春桥就安抚文静说，他要通过接近江青，去接近“最高”，他准备成则为王，败则砍头。由此可见，江青、张春桥之间的勾结，是一种什么样的勾结。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又受到了一些什么人的摆布和利用。
第三章了解主要对象（2）
在司法机关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罪犯时，有的人看见张春桥拒不回答特别法庭的讯问，气愤地骂：“真顽固透顶”，“真是十恶不赦！”但是，也有个别人受到“土匪挺着胸被砍头也是一条好汉”的流氓意识的影响，不分是非，不分善恶，不分良莠，不分敌我地说：“张春桥毕竟还是有傲骨的！”前者是义愤，后者属荒唐，然而都是以偏概全，并不了解审查工作的全过程。事实上，张春桥被抓起来以后，对当时审讯他的人，是交待过重大问题的。早在1974年10月1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江青就借口风庆轮问题，在政治局闹事。事实是，我方制造的一艘风庆轮，在远航欧洲当中，发生了严重故障。按照国际惯例，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发出请求支援的信号的。风庆轮这么做了，但在国际救援尚未到来之前，轮船又修好了，开了回来。这本来是一件极其普通的事情。然而，江青集团却利用风庆轮发出过请求支援的信号，就说这是什么“崇洋媚外”的典型，是“卖国主义”，要抓“反革命分子”，要严惩风庆轮的领导，追究交通部的领导。江青作了长长的文件批示，要求传阅她的批示，逼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表态。在会上，她又攻击邓小平同志只圈阅了这个文件，没有表态。邓小平当即表示，他对风庆轮问题还没有经过调查，不能表态，从而顶撞了江青。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就大吵大闹，张春桥甚至恶狠狠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这伙人在会上的表演，虽然是形秽意毒，但是终究是在会上发泄的，是公开的。问题在于，政治局会议刚一结束，江青就拉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钓鱼台十七号楼连夜密谋策划，并决定派王洪文在次日背着正在北京医院养病的周恩来同志和政治局其他成员，秘密调飞机去长沙，诬陷邓小平要搞复辟，诬陷周总理在医院见到许多去探望他的老同志“大有庐山会议之势”。但是，这次他们没有达到欺骗的目的，他们的恶毒用心受到了毛主席的斥责。毛主席说他们是“上海帮”、“四人帮”，说早就叫他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还搞呀！”毛主席还是坚持在周总理生病期间，由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毛主席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她是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在讯问中，问到他们去的目的，姚文元、王洪文都作了交代，是看见周总理因病不行了，要“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江青在答问时虽然故作不知什么是钓鱼台十七号楼，但提到王洪文从长沙返北京时，带回了许多桔子，还有王海容、唐闻生也一起吃桔子的事，也与其他人谈到的事实吻合。后来，我们又对老奸巨猾的张春桥进行询问。我们先从风庆轮的问题谈起，谈得很平和，很随意，忽然平和地问：“你们准备在搞了周总理、邓小平以后，由谁来当第一副总理并在以后接替总理呢？”张春桥吞吞吐吐地说：“他们（指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的意思是要我……。”张春桥正是在这次交代以后，就心情沉重，不大说话了。我们分析，对“文化大革命”中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张春桥是都可以上推下卸，说成是对“造反”精神的“领会”，试图推个一干二净的。但这次，却在急切间交代了以他们的班子来代替原来的国家领导人的班子，暴露他们篡夺国家领导权的意图，他感到性质严重了。如若加上他历史上的罪行，新账老账一起算，他就完了。因为这样一来，只说是认识上的偏差，只是执行中的错误，就都说不过去了。姚文元是叛徒、中统特务姚蓬子的儿子，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大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干儿子。
姚蓬子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2月在天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1934年叛变出狱后，在徐恩曾的手下做特务，每月领取津贴费100元（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姚家与徐家从此相好。徐恩曾是叛徒特务分子，徐的姘妇费侠也是叛徒特务分子。为了达到两家政治上的勾结，徐恩曾、费侠收了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为干儿子。像姚文元这样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只要放在他不断发迹的历史条件下来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在那段时期，我们的党和国家坚持了用干部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的正确的方面，但在某些工作上也受到了“左”的影响，水求至清，人求至察。在对干部的任用中，一看家庭出身是否清楚，实质上要求的是必须三代清白，搞唯成份论。二看社会关系，要一点不带渣子的。三看是山沟里出来的抑或是城市里长大的，认为山沟里出来的受资产阶级影响小，山沟里出马列，而在城市成长起来的就复杂。四看过去的工作是属于在第一条战线上拿枪拿炮跟敌人面对面作战的，还是属于做白区城市工作的。前者容易得到信任、重用、提拔，后者则要受到不断的怀疑，运动来了总容易成为审查的对象。这些虽然都是错误的和具有片面性的，但那时有的地区和单位往往是这么搞的。以姚文元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成长环境，生活地方而论，他当个普通干部、小学教员，都难以在政治上受到信任，怎么他就能青云直上，不仅当上了“中央文革”成员，中央委员，而且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岂非咄咄怪事！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社会大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审干等政治运动中，就其主流来看，是应当肯定的：清除了大量混杂在革命队伍中的敌人，查清了许多人的问题，把一些有严重问题的人调离了领导机关和要害部门，纯洁了内部，保卫了政权，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保障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但那段时期存在的问题，一是有的单位的工作还不够过细，漏掉了坏人和误伤好人的情况都有发生；二是有相当一批单位和部门，没有认真执行“历史问题看现在，社会关系看本人”的方针，出现了要求“水至清、人至察”的偏差，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的桥梁作用领会不够，在处理和安排使用上有毛病。这是就我们今天总结经验来说的。但是，不论如何，像姚文元这样一个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的人，弄到那么高的地位，只能解释为是适应了反右派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当时的需要，适应了江青、张春桥之流篡党夺权的需要。姚文元变成了他们的所谓“金棍子”。
在这次审查中，我们对姚文元进行了讯问，他一直把他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桩桩件件都推到毛主席身上。我们指出了他们背着毛主席、周总理、中央政治局在钓鱼台十七号楼的密谋与次日的行动，指出了他们对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运动，隐瞒真相、歪曲事实，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批判了他们在毛主席在世时打着老人家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攫取名誉地位，而毛主席逝世后尸骨未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