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心神不安，别人的事根本顾不上去管了。
四川人还在一旁说着：“我在秦州开饭店时间并不长，第一个到我这里吃饭的就是你，我看王经理人挺实在的，就同意签字了。在我们那里，早不兴这一套了，有钱就吃饭，没钱就拉倒。”
四川人点起一支烟，先递给王长安，又给自己点了一支，不紧不慢地吸起来。看起来，今天，要是没有一点结果，他是不准备走了。
王长安没有招了，他把我叫到卧室里，对我说，先给我一些钱。 我说我哪里有钱？ 王长安说，我明天就还你！ 我说，你拿啥还我，就要过年了，家里还什么都没买 。
“买啥嘛，你不是不知道，过啥年哩。”王长安对我说。
“ 我又没有钱，拿啥给你。我一直在家养病，这才去上班几天。哪里有钱？”
我想这个钱是公司欠下的，又不是王长安自己欠下的，凭什么给他。
王长安生气了，对我说：“到底给不给？”我说：“要多少？” 王长安说：“你有多少？”我说：“我只有五百块钱。” 王长安说：“那你就拿五百块。”
我打开从江苏回来还没有顾上打开的箱子，拿出五百块钱递给了他。他出去后又把四川人叫到女儿的小房间里，嘀嘀咕咕地不知道给四川人说了些什么，两个人好久才从里面出来。
王长安从女儿的作业本撕下一张纸，掏出钢笔在纸条上写了些什么。四川人拿过纸条，看了看，说：“好，那么，过了年，务必请王经理把兄弟的事解决了。王经理心里也要安逸些，莫着急，兄弟就先走了。不好意思喽。”
显然，王长安在无可奈何情况下给了四川人一些钱，又给四川人打了个借条，才打发走了这个始终不发脾气的四川人。
以后，这个办法，被王长安屡次采用。
遇到要帐的人，不管是果农，还是其他什么人，他就用这个办法来对付。—— 我承认我欠你的钱，我给你打个欠条行不行？等我有了钱，一定还你！
“行，那你给我说，到底啥时候还？”来人问。
“我也说不清，看公安局处理得咋样！ ”
“我不管，你在某某号以前必须给我清了。”
“行嘛，你说某某号以前，就某某号以前，我尽量吧。”
“那你把这个日子也写上。”
“写上顶啥用嘛。有了就还你了嘛。”
“不行，你还是写上。”
“写上，就写上。到时候还不了，你也甭怪我。”
“我不管，我到时候来。”
“好吧！”
打发走了四川人，王长安在家里算是安安生生地住了一晚上。
第二天天刚亮，就有人开始敲门。咚，咚，咚的敲门声不绝于耳，伴着大声地叫喊：
“老王 ； 王经理，开门。，王老兄，我知道你回来了，开门，开门嘛。”
这阵势，大有敲不开门绝不下战场之势。
这套房子是王长安单位刚刚分给他的，他因为主动要求下海，完成了市上的指标，就给了他这套房子，带有奖励的性质。王长安分了房子的同时，就下海了，一直忙得焦头烂额的，根本顾不上收拾。
学校的房子被收回去后，我设计的那套家具，还有床，写字台等物品，被王长安自作主张地送给了办公司后认识的一个姓蔡的朋友。
王长安当了经理之后，为人行事，看起来气派多了。到底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梅天风天天接触，身上多多少少的也沾染上了一些梅天风的气派，好象什么都不在乎了。姓蔡的人对他说，你当经理的人用这些旧东西跟你的身份太不相称了。要不了多久，你啥东西能没有嘛？不用你买，都有人给你送哩。
大概王长安也是这样想的吧 ，所以，他对于旧的东西一点也不留恋，二话不说就把旧东西一股脑送给了老蔡，可我却总是有点可惜我设计的那套家具。
现在，屋子里除了做了半截子的床以外，什么家具也没有。我放衣物的地方是借用我从江苏带回来的洗衣机的大纸箱子。大箱子几乎跟我一样的高，有一次，我从大箱子里取东西，手伸得深了一些，还差一点栽到纸箱子里去。
半截子床是一个姓常的人给做的。姓常的人通过姓蔡的人认识了王长安，主动要求给王长安装修房子，王长安一出手就甩给了姓常的朋友五千块钱，姓常的人做了一个空空的床架子之后，就说钱花了。
后来王长安去了南昌。姓常的人也就收工不干了。
我父亲把姓常的未做好的空床架子叫做“空壳旯。”
“空壳旯”是没办法睡人的，后来还是父亲找了一些从矿上带回家的旧木板钉上去，才算有了床板，能在上面躺人了。这个床没有床头，也一直顾不上油漆 ，就那么的露着四面光光的三合板。 我一直用着这个床，我用一个能够搭拉下来的大床单遮住没有油漆的三合板。
王长安听见敲门声，赶紧穿起衣服 ，从“空壳旯”床上爬起来，躲进了卧室后面的阳台上。
当我开开门之后，“轰”地一下，涌进来了一群人，他们是紫土镇的果农，没有沙发可供他们坐。有几个人坐在了仅有的两三个凳子上，围在一张从姐姐那里搬来的方桌旁。大部分的人没有地方可坐，站在那里，客厅顿时显得十分狭小。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罗圈腿的果农，他趔趄着摇摇晃晃地坐在凳子上，大冬天里，穿着一双脏兮兮的看不出颜色的条绒布鞋，布鞋底沾了很多的泥。他光着脚没有穿袜子。
喝水的杯子也不够用，我象征性地倒在几杯水放在方桌上，说你们先喝点水歇歇。没有一个人喝水。他们一口同声地问：
“王经理人哩？”
“他没在家。” 我说。
“到啊哒去了。我表弟给我说他昨晚跟公安局的人一块回来了嘛？”
我正不知该如何回答。
这时，孩子在卧室里喊着：“快把窗帘拉上，快把窗帘拉上。”
原来，王长安蜷缩在阳台上很不舒服，就换了一下姿势露了一下头，孩子看见了就赶紧喊，把窗帘拉上，把窗帘拉上。
果农听见了，有两个人迅速冲进了卧室，跑到阳台上，一把把王长安揪了出来。
“啥人嘛，你！ 没有钱，有句话也行嘛，我们来多少次咧，连你贼日下的面都见不上，你得是想赖帐哩。”
王长安好象怕我看见什么，听见什么，——他有事总是瞒着我，不让我知道。他一句话没说，径直走到孩子的小房子里，一群人也“轰”地一下子跟了进去。
没几分钟，却听见小房子里传出“噼哩啪啦”的响声，我意识到情况不对，赶紧冲了进去。果然，那两个把他揪出来的果农正在打王长安，一个人用脚在踢他，王长安蹲在那里，抱着头躲闪着，任那两个人打。
“你们打他干啥？有话好好说嘛。”我上前说道。
“好好说？ 嫂子！”
那两个果农看起来比我要老得多了，却也叫我“嫂子。”
“嫂子，你知道，我们来多少次了，光到公司多少次了？我紫土镇到这哒要十来个元哩，光花这钱花了多少？要过年咧，乡上要收我们农产品特产税，我拿啥交嘛。你最起码见个面说说，这事情到底咋个弄法嘛。”
老实说，这些果农看起来真的挺可怜的，他们一个个紧锁着眉头。三十多岁的人，个个看起来象小老头一般。有个人穿着不伦不类的西服，腰上却系着一根红腰带，红腰带从西服底下滴溜了出来。
是啊，即便暂时拿不上钱，他们多么想听到一句让他们放心的话呀。
他们并不是蛮横不讲理的人。
那个用脚踢王长安的果农又说：
“好我的嫂子哩，你知道我家的果子是我老娘帮我务下的，我老娘帮我摘果子，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害怕你们验不上果子，我老娘连苹果把把子都不敢给碰掉了，整整一个秋天，我老娘来回在苹果地里跑，把一双鞋都沤烂在了地里了。”
真不知道王长安当初是怎样想的，看一看这些果农，看一看他们的脸，他们的手，怎么会那么放心地把这些可怜的农民弟兄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苹果交给那些油头滑脑的南方人呢？
如果有一点点替这些果农着想的心，也不会那么得不负责任了。
一个果农说：“我二爸马上要断气了，指望着买了果子给我二爸买口棺材哩。”
一个说：“我妈阑尾炎住院动手术急着用钱，到处借钱，欠下一勾子的债，想出院都走不了。”
一个说：“我娃今年上了延安大学，走时在娃他大舅、二舅喔拿的钱，我答应年底给人家还哩。”
听他们一个个说的那样的可怜巴兮的，那样的哀哀戚戚的，真不知道该给他们说些什么话好了。
怪不得王长安也只好躲着不见，面对那些期待，焦虑，又那样可怜巴巴的目光的确是需要勇气的。
也许，他们说的那些话未必全是真的，但是这也恰恰说明这些来自乡村的果农毕竟还是老实的，厚道的 。
有一个果农说：“好我的王经理呀，我往你屋里跑，都跑了三十几回了！ ”他掏出一大把皱皱巴巴的车票，“你看，我这哒也有一大堆车票哩。”
王长安挨了打，但果农们苦苦哀求的样子却让人感到无地自容。
唉，说什么呢？ 料想王长安的心里也一定很难受吧。
王长安的公司还在一个国家行政单位拆借了几万元钱，到底是国家单位，法律意识比较强，过了年以后，他们率先把王长安的公司告上了法庭，因为王长安只是一个经理，公司主管上级的领导居然是秦丰公司的法人代表，所以也只好跟着上了法庭。想必当初成立公司之时，这位领导肯定是忽视了这个问题。
其实，王长安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当初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以王长安的心眼，他决不会有意设计这样一个圈套，最终把他的上级领导套进去。他和领导一样，都是适应了当时的形势，跟着潮流一腔热血匆匆忙忙办起了公司，哪里想到一上手就遭遇到了失败，头一脚踢出去，就栽了个大跟头呢？
上级单位干部和职工人人集资的几千元钱，看来是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领导正发愁如何向集资的干部和职工交待呢？领导自从宣布他们部门成立了“秦丰果业公司”， 算是向市上交了差以后，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