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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在上头窑洞听到响动，就站在上头对着下面的窑洞喊 ：
“干啥哩，干啥哩，有话好好说嘛。”
有一个瘦猴子吧唧的人一个利落的鲤鱼打挺，窜上了弟媳家的小瓦房，也就是我住的那间黑屋子，揭起房顶上的瓦，一块一块地象投掷手榴弹一般向我父亲扔去。
父亲眼看情况不对，赶紧从二层窑洞上下来，跑到弟弟家。
“干啥？我干恁妈的 X ！” 他边投边骂。
这时候，我不能在床上躺了，就拄着木拐从小屋子里出来，恰好有一个人拿着一把切菜刀，张牙舞爪地喊叫着，他一时找不到砍的对象，就对着我的脊背砍了起来。
正在这关健时刻，父亲恰巧冲了进来，他大喊着：
“恁们算人不算人，她是个受伤的人呀！”
父亲一下子冲过来，一面发挥着他在井下工作多年应付紧急情况所练就的敏捷身手，—— 父亲一直比较瘦，比较利索。他去夺那个人手里的刀，并且用身体挡住了我。不意那人已经挥起的刀却砍在了父亲的手上，父亲的右手的小指被砍伤了。后来他的右手的小指终至于落下了残疾，再也不能够伸直，就那么朝下勾着，弯曲着。
后来，也不知道是谁报了警，这场激烈的，血腥而恐怖的打斗才被制止。
为了这事，两家竟然打了很长时间的官司，耗费了很多的无谓的时间和精力，也耗费了很多的钱。特别是老太太这一家，硬是咬住不放，老太太仗着她的大女儿当着人大代表，据传言还跟某领导关系不错的势力，非得要打官司。
奇怪，在破破烂烂的矿区，因为穷，出过不少象父亲描绘的“八大驯球 ”那样在歌厅里杀人，在山路上截车，在窑洞里做假酒，把一个女学生锁在屋子里半个月实施奸淫的等等被枪崩了的，越狱被打断了腿的，放出来后又很快进去的各种不成器的子女，但也出了不少很了不起的子女，那个老太太的女儿就算是一个有出息的子女 。
老太太的女儿不知怎么搞到了一个法医鉴定，突然又提起以前的事，说是前次打架时，弟媳的弟弟把老太太的小女婿的头打成了“轻伤”，鉴定书上写了一大串，什么皮下淤血，头上什么处见多少厘米长多少厘米宽的裂痕，裂痕深度达多少厘米， 瞳孔散开，神智不清，脑部神经受损，脑震荡征状典型 等等一长串让人看了头皮直发麻的文字。
按照法律规定，轻伤就构成了犯罪，就可以追究伤害人的法律责任，也就是说，伤害人有可能因此而被判刑，有可能住监狱。轻则一年，重则三年。
不知道那个寡妇老太太的心是否真的就这么狠，还是她不肯吃亏，就是想出一出气而已。反正她的大女儿就是搞来了这么一个鉴定书。
铁证如山啊！我们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其实，那次弟媳的弟弟用铁掀拍邻居家女婿的时候，邻居家女婿只是流了一些血，而且过后看着也好好的，他还到他的丈母娘家里来帮寡妇老太太卸了一次煤，从山坡下面一筐子一筐子的挑进他的丈母娘的院子里，高高地堆在墙角，足够丈母娘烧一个冬天了。
他的小女婿第二次领着一群人冲进我弟弟家里时，他冲锋在前，一马当先，后来知道用刀砍我的人就是他。
他那么健壮，那么正常， 怎么会一下子出现了那么多可怕的伤呢？还是什么脑神经受损？
这次打架，是他们家主动挑起的，他们是有备而来，我们一点防备也没有，他们人又多，围着我弟弟乱打，我的弟弟伤得很惨，他被几个小伙子打得头破血流，鼻子和脸都被踢裂了，后来各缝了七针，也留下了三道所谓几厘米长，几厘米宽的口子。
因为打斗双方的力量对比悬殊太大，我们家当时在现场的唯一成年男子就是我的弟弟，余者全为老弱病残。父亲和我都受了伤，我的脊背的白色衬衣都被砍烂了。
父亲在派出所来了人那些小伙子们仓惶逃走以后，和弟弟一起到附近的一个诊所缝了几针就回来了。诊所医生说让父亲和弟弟再到大医院详细看看，父亲怕花钱，就没有去。我因为不能走路就自己在家里让弟媳给我的伤口上洒了一些云南白药。得益于父亲当时的保护，我的伤口不是很深，只是往外渗血，被一层白药糊上以后，也就慢慢地不渗了。
虽然，父亲的手指后来落下了残疾，我们家人真正受了伤，但却没有想到要去做什么法医鉴定，要去打官司，想到上一次弟媳的弟弟拍了人家女婿的头，人家报复一下，两家扯平了也就算了。
东西被砸坏了，房顶也被那个瘦猴子的人连踩带揭地漏了雨。后来弟弟上房顶去修了两回，苫上牛毛毡，又到处去买市场上已找不见影的老式小青瓦，把碎瓦换掉，又糊上和着麦秸杆的泥，折腾了好半天，才算把小屋子修好。
弟弟和弟媳一开始咽不下这口气，我劝他们说，咱们这次吃了点亏，让他们家出口气，就算扯平了，他们家以后也就不会再找咱家的事了，咱也不要再去生事了。冤家宜解不宜结，远亲不如近邻。
可是，哪里想到，我家不去生事，邻居家却硬是要生事。
邻居先是告到派出所，派出所的小崔来了好几次，一会叫弟弟去，一会又叫弟媳去，最后还叫我也去。我走不成路，小崔就和另外一个人到弟弟家来录口供。我录了口供，还按了手印。
小崔还到别的邻居家去调查，有向着我弟弟家的，也有向着寡妇老太太家的。也有想看笑话，坐山观虎斗的。
有一些人，故意夸大其词，把事情说得神乎其神，异常严重 。
当时打架是在我弟弟家的窑洞里，邻居女婿率领的几个人突如其来冲进我弟弟家里，邻居不一定能注意到。打斗现场邻居也根本看不到，可是，偏有人活灵活现地说看见了来了几个彪形大汉，人人手里提着一根钢筋棍，劈头盖脸地打。还有人说看见我弟媳用一把剪刀朝一个人的生殖器上扎了下去。
还有一个坏女人，他的几个孩子都不争气，儿子擅长打群架，劳改了几回，她的三个闺女，一个挑三拣四，四十岁了还没有结婚，是矿区的有名的老姑娘，另一个姑娘个子很矮，但承袭着她母亲的脾性，非常得骄横跋扈，结果在和一群社会闲皮喝酒的时候，被人用脾酒瓶划破了脸毁了容，后来说是花了很多的钱整了好几次容，最终却去当了小姐。三闺女跟着一个男人吸毒，后来莫名其妙地死去。
这个女人的男人过去在矿上当过所谓的“小头头”，文革时擂大鼓是一把好手，擂鼓擂得震天响，盖过喊口号的人群，他的名字原本叫做“邓登发，”他于是被称为“咚咚发”。她本人也不是一般的没文化的家属，她还曾是矿上的一个正式工，在行政科工作过，管着全矿职工领木料了，领煤票了等一些有权的事情。
她有一个外号叫“黑牡丹。”想必她年轻时也算是有一些姿色的。所以她怎么能看得起那些黑嘛咕咚的矿工和他们的窝窝囊囊的家属呢？她鹤立在矿区，自认为是一只金凤凰，所以她一惯比较跋扈，对她周围的那些老实的矿工和没文化的家属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甚至是嗤之以鼻。
后来，她分了一套矿上的新楼房，她不住的窑洞分给了一位矿工，她搬到高楼大厦以后，还把她窑洞前用矿上的砖和木料盖的一间小房子高价卖给了这位矿工，不然的话她就不腾窑洞。矿工屈辱地答应了她的条件，掏钱买了那间小房子。
就这样，她仍不知足，窑洞对面的另一间小房子，她到底没有腾出来，她住进了好房子，却把她家的杂物留在那个小房子里，当作她的库房。这位矿工找过矿上行政科，希望矿上能帮助要回这间小房子，行政科的人说：“能给你分房子，让你好赖有个地方住，就不错了，球事还这么多！”结果，那间小房子，就被那个坏女人一直霸占着。
这个坏女人，对于我的没有“脸面”的父亲和母亲居然一口气培养出了三个大学生的事实非常地不理解，也非常地不服气。
相对于她家的每况愈下，而我们家却在蒸蒸日上，她的心理极度失衡，她从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嫉妒。相信这种嫉妒之心对她也是一种折磨，因为她见了我的父亲母亲以后，总是冷眼相向，有时还有意没意地吐口痰。
而我的父亲却喜欢在邻居面前炫耀他的孩子。
当他从矿务局中学领回我小弟弟的“西北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之后，他从一上坡就开始在手里举着那个大红的录取通知书，故意地找人搭话，“老闫，弄啥去，到灰堆坡买菜去了？”“嗯，买菜去了。”不等人家问他干啥去了，他就主动跟人家说，“我刚从俺卫东学校回来，俺家卫东考上西北工业大学了，看，通知书都拿回来了。”
那一天，父亲不急着回家，站在半山坡上就等着跟人搭话，跟人炫耀。
后来，我小弟弟一出门，父亲就追出门外，对着门外大声喊：“可别走远了，早点回来，过两天就要走了，还要收拾东西哩。”
父亲故意把声音喊得很大，就是要让邻居们听见。
父亲这样的节目演了好多遍，结果就惹起了那个坏女人的不高兴。
父亲一生受压迫，用父亲的话说是下了一辈子几十丈深的井，光他亲手背出来的死人都有好几十个。他在井下掘进队工作，手端沉重的冲击钻，突突突地朝坚硬的煤壁上打去，别说是不知什么时候会发生冒顶，光是那冲气钻的巨大震动，让他的胸口都无法承受，他的胸被震得生疼。后来， 医生检查他患上了严重的肺气肿和心脏病，矿医院的几个医生都说他活不了多久了。哪里能想到他还能有今天，能有今天的这么样的扬眉吐气。他能不高兴吗？能不激动吗？能不一见人就想拉住去说，去炫耀吗？
那个曾经的“黑牡丹，” 不愿意让父亲这样的矿工高兴一下，也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这个坏女人经常对人说：“看老殷那球式子，烧包成啥了，他有啥球本事，还不是靠他的几个娃子，就凭他，哼！”
这回，听说我家出了事情，这个坏女人总算找到泄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