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提出来干脆去找人大，他说：“叫人大也知道知道老寡妇的闺女是个啥样子的人大代表，她听住了她妈那老东西的话，在外面都干了些啥事。马上就要开人代会了，电视上整天喊哩。不如趁这机会，叫人大把她的人大代表给她抹了，锅底抽柴火，我看她老寡妇还有啥势力！”
姐姐就和父亲一起去找人大，姐姐和父亲来到了市委办公楼，有人指给姐姐说南头的几个房子都是人大的。姐姐走进一间开着门的大房子里，里面坐了七八个人，问来干啥的，姐姐就把情况说了一下，这七八个人你推我我推你的，都回答说他们不管这事。看出来他们只是普通的干部，大概也真拿不住事，姐姐就退了出来，到门口时，有个女的说，门口有信访处，你们可以到信访处去信访，等信访处把材料转到我们这里我们再处理。
姐姐转身问：“那信访处转不转材料？”
“那也看什么材料， 你们先去吧，到信访处去了再说。”
姐姐和父亲就又来到大门口的信访处。
信访处的小房间站满了人，一个在桌子跟前坐着的人，被严严实实地围了起来，他的面前放着一沓稿纸，他正在面无表情地写着什么，一群人在一边七嘴八舌地向他诉说着，好半天，他抬起头说，你们一个个地说行不行？
一个衣衫破烂的老女人，挤到桌边说叫我先说，她说：“俺住的是干石凹煤矿的房子，瓦房，住了四十年了，俺养了六个儿子，一个闺女，过去房子根本住不下，矿上也不管，没办法，前年老五在外打工给俺寄了点钱，俺在门口盖起了一个二层小楼，几个儿子才有地方住了，才才安插下，不成想，开发商却要拆俺的房子，只给俺赔几千块钱，连俺的工钱都不够 。俺盖个房是容易的，说扒了就扒了？”
就有人插话说：“难道俺们的房子是用空气盖的，一平米才给俺赔六十块钱，他们卖给俺的房子却要九百块。开发商房子是水泥盖的，俺的房子就不是水泥盖的？他的水泥叫水泥，俺的水泥就不是水泥？”
桌子跟前的人说：“市上搞城市景观改造，让你们都住上新房，有啥不好？你们住得那破房子，满山满坡的，招商引资都让你们给影响了。”
“谁不想住上新房子哩，可俺哪里有钱，俺孩们在矿上都下岗了，一个月就那205块钱。”
“再说给俺们赔钱赔的为啥恁么少，俺住在半山坡，俺们盖房时光是叫人往上背水泥、沙子、石子、砖都花了不少钱哩。”一个男人说。
“你们住的是公房，所以就赔得少。”
“谁说哩，谁规定哩？ 那俺们不搬，俺住得好好哩，过去不够住，叫恁谁管谁都不管，俺辛辛苦苦盖好了房，恁又来扒！”
“不搬也不行，你们没见十里铺南公房几个钉子户，最后还不是把他的房子用推土机给推了。”
“恁们凭啥要推房子嘛，这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
“恁没本事招来商，赖俺们！”
里面吵成一团，姐姐和父亲根本挤不到跟前，也插不上一句话，只好退了出来。
结果在门口又看到了另一幕的情形，就是这幕情形却又惹来另一场麻烦。
信访处的门口围了一大群人，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赤裸着上身躺在地上。昨晚刚下了雨，他就躺在地上水洼处，脸朝下也不看众人，他的裤子全湿掉了，湿漉漉地粘在身上。一个上了年岁的骨瘦的老太婆，拄着拐棍站在这个人的旁边抹眼泪 。
这个老太婆弯着腰，一条腿朝外撇着，双手摁在拐棍上的情形，酷似中学课本里祥林嫂的肖像。只是比祥林嫂要老得多了。是一个应该用“老妪“来称呼的人。
看得出这个可怜的老妪是那个躺在地上男人的老母亲 。
这个惊人的场面一下子吸引了父亲和姐姐的眼光 ，姐姐暂时忘掉了自家的事情，从人群中挤到拄拐棍的老太太面前 。
姐姐的出身决定了她对贫苦的下层人群，遭受社会不公正待遇的人群总是怀有一种特殊的同情心。她一时忘了自己的事。
她问老妪：“这是咋回事，咋让你儿子躺在水里边，落下了病怎么办？”
老妪流着干涩的泪，哽咽着，断断续续地讲着：
原来那个躺在地上的人，是秦州矿务局段家沟煤矿的工人，他在井下冒顶事故中被砸伤了腰，现在已经瘫痪了。他在医院住了半年，矿上嫌花钱太多，断了他的医药费，让他出院 。他出了院，每个月矿上只给他二百块钱的生活费，他希望矿上能给他讨论工伤，享受工伤待遇，但矿上却一直不给他讨论。他找矿务局，矿务局让他去找矿上，推来推去的，结果病越来越严重，连看病钱也没有了。
老妪一边说，一边又在抹眼泪，她的手干瘦干瘦的，象鸡爪子一样又脏又黑。
听了老妪的话，姐姐无言，她不知道该给老妪出什么主意，只是说，赶紧把你儿子抬到干地方去，泡在水里不是病越来越重吗？
“把他抬到市长办公室去！”
“抬到矿务局大门口，挡住他们的小车不让他们进！”
“抬到马路上，把路给堵了，看有人管没有。”
“抬嘛，抬嘛，咋不抬哩。”
群众乱喊着。
这时，从大楼里出来了几个干部，他们对躺在地下的人说：“躺在这儿干啥？耍啥死狗哩，有问题解决问题嘛！”
一个女干部说：“躺在这影响多不好，这么多人看，嗯？”女干部四下巡视了一圈，“谁是他家属，赶快把人抬走。”
这时，从旁边闪出一个人来，这个人看着年龄也不轻了，有六十多岁的样子，他对女干部说，我是他叔叔。
“赶快把人抬走！抬走！”女干部对这位自称叔叔的人连声喝道。
“那这事，”
“抬走，抬走了再说！”女干部坚定地说。
“俺把矿务局的门坎都快踢塌了，都没有人管。”
“矿务局的事不找矿务局到市委来闹啥。先抬走。再不走打电话叫公安局来人这不是扰乱社会治安吗？”另外几个干部说。
这时，躺在地下的那个人把脸朝上翻了过来，他的脸上沾满黑乎乎的泥水，看不清他的面目，他大喊道：
“我不走，我就死到这，叫公安局来把我枪蹦了吧，我不想话了！我这样活着有啥意思？”他把胳膊伸到脊背后面，用拳头敲打着他的腰部，“都来看看呀，我这腰，我这腰成啥了，…我站不起来了呀。我活着干啥呀！叫公安局枪蹦了算了。”
这个人声嘶力竭的嘶哑喊声，听了叫人毛骨悚然。
那几个干部扭头走了。
群众又在喊，抬到马路上去，抬到马路上去。
这时有一个老头走到跟前，对躺在地上的那个人说：“孩啊！ 别傻了，快叫你叔叔把你背起来吧，别老泡在水里了，泡坏了，谁又会管你哩？还不是你的老妈子跟着受累。”
躺在地上的人听了这话，没有说话，眼泪却朴簌簌地掉了下来。
他的叔叔就走上前把这个人的两条胳膊搭在自己的肩上，想要把他背起来，但是这个人的腿却使不上劲，软遢遢地拖在地上。老头就上去帮忙，在后面“凑”他的搭拉着的腿，不知是路滑还是老头用力不当，这个人的叔叔一下子扑到在了地上，连带这个瘫痪的人也一起摔在地上。
“咿！”群众发出一阵惊异的叫声。
这时有一辆警车开到了跟前，从上面下来四五个年轻的警察，他们二话不说，七手八脚地把躺在地上的人抬上了警车。
姐姐忽然从人群中冲出来，喊着，“不能抬，你们凭什么要抓他，他又没有犯法！”
有一个警察扭过头来，问：“你是谁？”
“我是他亲戚。”情急下姐姐这样说。
“叫她一块走。”说着四五个警察就推搡着把姐姐轰上了车。
事情就发生在一瞬间，父亲还没有反应过来，警车就呼啸着开走了。
父亲慌里慌张地跑回去，扎撒着他的手说：“出大事，出大事了！”说完就晕倒在地上。
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季，热辣辣的太阳毒得能把人烤焦了，父亲又急又热，结果就晕倒了。
我当时还住在姐姐家里，刚做了一个手术，把脚上的六根钢钉取了出来，我做完手术后的当天中午，父亲就让我的哥哥从医院把我弄了回来，是哥哥背着我一层层爬上六楼姐姐的家。
我做完手术后，正挂着吊针的时候，父亲在医院的走廊上发现有一个小伙子推开一间间病房的门，看一看又关上了，形迹很是可疑，就赶紧跑回来对我说，那个小伙子有点象是上次到咱家打架的上到房顶上投掷瓦片的那个瘦猴子。父亲担心那个瘦猴子趁着我刚做了手术到医院来报复，“那咱可就吃大亏了。” 父亲说。
父亲力主我立即出院。结果打了电话叫了我哥哥，又带了些药，我就匆匆忙忙地出了院。
也许，父亲看到的那个所谓鬼鬼崇崇的瘦猴子并不是那个在我们家房子顶上投掷瓦片的那个人，那个人推开一间间病房的门的可能是为其他的事情，找其他的人，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可是为了应付老寡妇家告状的事，父亲虽然看起来也挺有主意的，但内心也很紧张，所以疑神疑鬼的，总害怕发生什么事情。
这回见到我姐姐被警察抓走了，就再也支持不住了，倒下了。
急急忙忙打电话从单位上叫来哥哥和姐夫，他们先把父亲送到医院抢救，父亲在有空调的医院房间里很快地就苏醒过来，于是哥哥招呼着父亲，姐夫又赶紧打电话询问公安局的事，姐夫打了有十几个电话，转弯抹角地才找到那个小学同学的哥哥的电话，过了一会又打过去，那边那个同学的哥哥说没事了，公安局了解了情况，一会就让人回去 。
姐夫是个搞艺术的人，他执着于他的绘画，还曾在中央美术馆举行过画展，他还被邀请到日本东京做访问学者。这对于小小的秦州市来说，也是一种殊荣，谁能想到这样穷困落后的西北小城，还能出一位“富有创造性的重点美术家”的画家 。姐夫还喜欢书法和写诗，他的被北京的美术评论家称为“非具象”的画作，我不是太能看得懂，但对于他写得诗，我却非常地欣赏，他的一百多首的诗集中，我最喜欢《噢 ，父亲》这首诗：
你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