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还存在着大量被证明的例证表明——各种生物都存在着多种形势的Xing爱方式，而不象我们今天的生物学教科书里所锁定的每种生物只存在着一种标准性茭方式。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心理上的生物霸权主义，生存方式主流派在妄图强制人类自身必须在同一的Xing爱方式下生存的同时，还妄图规划和强制所用生命形式的Xing爱方式。但这是一个必将破产的阴谋。
在对现代灵长类的生物学观察中，带着主流生存方式意识形态的学者们也无法回避某些确凿事实的存在。其中某些近似于人类同性恋的行为，很自然也很刺眼的摆在那里，他们不得不进行解释。雄黑猩猩之间就存在着一种被生物学家当作拟性茭的行为——现在学术界流行的解释是当两只雄性黑猩猩进行争斗一方因处劣式而希望求和时，会采用雌性茭配的姿势表示臣服，胜利者会用一种模拟性茭的方式，表示接受投降。然而由于野外观察的条件限制，和观察着心理视角的限制，现在我们不能确定在这里进行的是所谓的“拟性茭”还是实在的肛茭，更由于我们对动物意识一无所知，在此之前进行的是两个个体间的争斗还是人类也经常进行的挑逗行为这一切都有待进一步考察，我们只想说用一种局限于人类的视角看世界，看到的是一个歪曲的世界，用一种局限于某些阶级，某些阶层，某些利益集团、某种生活方式的人的视角看世界，看到的可能只是扭曲世界的影子。
性是一种文化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知道所谓“自然的性”并不存在。我们也就不得不承认性是一种文化现象，我们今天用以达到全面释放身心感受的所有方法都是文明建构的产物。是人类通过文化手段代代传承的一些东西。
首先我们用以进行性活动的，最基本工具是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身体就是文化的产物。这似乎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但它是事实。
一种文化的建构确定了人类的，许多种的——人体美标准，每个人都在使自己符合这些标准中的一个。
我想举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夏娃。
基因学的兴起为人类寻找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手段。通过人类基因追索，今天我们相信，我们都是生活在十万年以前左右，在北部非洲某地，一位女性的后代——她就是我们共同的祖母——她就是夏娃。
而夏娃是不是雅赫维专为创造出来陪伴亚当的，温柔娴静、柔美动人的女性呢？
事实完全相反，夏娃身强力壮，甚至超过她的男性伙伴，她在非洲草原上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表现出极强的生存能力，她能与狮豹对抗，宰杀猎物，还和不同部族的其他人类、前人类进行血腥的战争——这，也只有这，也许可以被定义为女性的自然状态。而从林黛玉到玛丽莲·梦露的一切女性状态都是文化建构。
关于男性的文化建构问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即所谓“寻找男子汉”运动。其根源是骤然推开国门的中国人，遭遇西方的任何一种价值观念都觉得有如醍醐灌顶般的惊愕。随之对中国坚持了几十年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怀疑，更进而对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产生了怀疑。在Xing爱领域，最公开被置疑的就是中华文化中的男性形象问题——即中国没有男子汉。
事实上在以才子佳人模式为基础的中国Xing爱理想模型中，确实是塑造了文弱书生型为代表的男性理想形象。贾宝玉、张君瑞、柳梦梅等在那一代要把中国文化联根拔起的人眼里确实与他们的女性理想形象相去不远。
但他们不知道，也不想去知道的是：这是中国传承几千年的文治思想的表现。
中国从确立儒家思想为根本意识形态以来就确立文治的政治方针。在中国所有朝代中，文治都是理论性的政治制度。不论实际情况如何，武将不应对国家决策施加影响，他们的职责就是实施由文人政府作出的决定。
这与中世纪的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世纪的欧洲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些职业军人（封建领主）不断相互征伐的历史。随之而兴起的现代西方，又是以武力殖民主义为支柱的全球扩展的历史，从而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孔武有力的男性理想形象是可以理解的。
而中国文化中形成文人型理想男性形象也是必然的。在此我们还想提到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中国古代同志文学经典之一的《弁而钗·情俠记》中两位主角的身份和关系，极好的表现了中国文治文明的特色。在这部有趣的小说中，文状元将武壮元迷昏后鸡奸，武状元醒来后接受了这一现实，自愿的与文状元建立起同性恋关系——文状元为Top，武状元为bottom，这种关系在现代流行的同志文化格局中绝对是革命性的，但这就是明代中国政治文化和Xing爱文化的典型代表。
性文化性的极端代表
我们认为Xing爱的各方面都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其中关于我们是谁——性身份问题，我们爱谁——性取向问题可以从大量的激进性学文献中得到丰富的咨讯。而现在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我们做什么——Xing爱方式问题。
如果说每一种Xing爱方式都是一定文化内涵的表现。那么确有一种Xing爱方式比其他方式的内涵都丰富——那就是SM。
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这种行为方式中仪式化、表演化、制度模拟化和历史模拟化的丰富内涵。它势必使其他方式在比较之下显得单薄。同时它在整个行为过程中极强的心理偏向性，也使它的文化特征更为明显。
我们可以看到在SMXing爱方式中，极强的仪式化特征是他区别于其他Xing爱方式的一个特点。
在SM方式中实际的肉体接触总是被一些仪式所包围着——规则、服从、惩罚——这些明显是社会关系组成部分的因素，被带到Xing爱这个被大家认为最生物性的人类活动中。在SM方式中，人不象一般认为的那种在Xing爱状态中那么——赤裸裸——他们带有明确的，并且是被强化了的社会身份。主人与奴隶，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在已经被社会废除之后，在某种Xing爱方式中被复活了起来。这是一种表演性质的行为，而人们需要从中得到的体验，是更深刻的心理体验，而不仅仅是肉体体验。
同时我们还可以将这种方式看成一种历史的体验。参加者用一种表演化、仪式化的行为复员一种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人类关系方式。它有一种时间旅行的感觉，让人回到了不能再来的过去的年代。
总体来说SM方式不同于其他Xing爱方式的特征就在于它的更复杂的建构性，也就是一种微型社会的建构。如果说其他Xing爱方式主要建构的是自己和Xing爱对象的个人形象。那么SM方式要建构的是一个社会，尽管这个社会中只有两个人，但它有制度，有阶级，有权力义务关系，还有保证社会运作的强制力量。应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某些人们（施虐方）治国、平天下的愿望。
我们知道权力欲根植于每个人的心理深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代表人的社会性的欲望。而权力欲的达成可以说是人类欲望达成中最困难的一种，毕竟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一个社会只有一个无限权力的独裁者。而SM方式可以补偿这种不可实现的愿望。
与命运的交易
总的来说SM方式中施虐方的心理特征相对来说是浅层的，他更符合最庸俗的流行价值观——弱肉强食主义的要求。
而在SM方式中受虐方的心理特征才是真正有趣的，它代表一种更高层次的彻悟。它是对命运不可控制性的更彻底的对抗。在SM关系中：施虐方所要到达的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控制感，从而使自己以为自己能够控制命运。
而受虐方表现出的不做任何反抗的顺从，却是在认清命运的不可控制性之后，以不作为的方式保持个性独立的防御策略。由于一切可能加诸于自身的打击都将被自己完全接受下来，从而打击本身失去了威胁性。它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存在，而自己不去理会它就是了。
在这里我们要借助伟大的卡伦·霍奈尔的心理学理论来讨论“这种方式”。也许在名气方面卡伦·霍奈尔不如西格蒙德·弗落伊德响亮，但她开创性的工作却并不比弗洛伊德逊色。因为她修正的不光是弗洛伊德的男性中心观点，而且她还努力的将心理学从生理学领域引入文化学领域。也就是说构成我们性格的更多的是文化、历史背景，而不是由基因决定的本能。
卡伦·霍奈尔所分析的人类基本性格特征也就是人类用以克服生命的虚弱感和面对生命无常的恐惧感的防御策略。我们这里看到两种（实际上是三种）背道而驰的方式的碰撞和相互利用。
我们以上已经提到施虐方的精神状态，在卡伦·霍奈尔理论中被称作傲慢—报复性，虽然它流行于所谓的主流文化中，但它还是一种最虚弱的心理防御——即欺骗性自我膨胀。在这种类型的人身上，他们坚持拒绝相信生活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稳定性，他们坚信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和整个世界。在SM方式中他们把这种心理状态实现在一个封闭的表演性的微型社会关系中。
而在受虐一方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两种心理特征型：一种是超脱型特征，他们对付险恶人生的方式是不对生命有任何好大希望，只准备接受一切生命的遭遇而无动于衷。这样的结果是他们永远不会失败，所有的结果都不比他们预料的更糟。
但在受虐方式中还有一种心理特征更值得我们重视，应该说这是人类文化中极其根本的一种文化背景——即顺从型人格。
顺从是一种交易。它有着明显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我们文明的根源处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整个社会形态都建立在这个交易之上。
事实上权力从建立之初就是一个交易，一方获得统治其他人的权力，是在保证对方获得安全和生存利益的前提下，而被控制一方保证服从，条件是对方能使自己安全而安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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