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了一下,他又问:“找对象了吗?”
我一笑,反问:“找谁呢?”
他说:“还跟我保密呢!”
我明白他话里的意思,说:“那些都是造谣。”
他收起笑容,态度严厉地说:“我可没时间跟你绕圈子!王霞已经跟家里人摊牌了。王副厂长很生气。我今天跟你谈话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明白厂里的情况跟大学里面完全不同,你不要把学校那一套拿到厂里来,在这里瞎糊弄。”
我没好气地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他说:“你不要装糊涂!我劝你还是汲取教训,悬崖勒马,不要再去瞎参乎。否则,一切后果你自己负责。”
我试着问他:“你是不是知道上次打我的人是谁?”
他马上躲开一步,说:“我怎么会知道,真是岂有此理!”
看着他像遭了蛇咬一样紧张的样子,我笑一笑,说:“周书记,你的意思我明白。谢谢。”
他甩给我一份厂里的红头文件,似乎又觉得自己太冲动了一点,赶快换了平静的语气说:“这个你拿回去看看,好好想想我说的话。俗话说要入乡随俗嘛。”
周小山微笑着送我出门,言行间飘浮着怜香惜玉的情感。让我觉得可笑。我在左右两边办公室人员眼睛的极力追逐中,走过长长的楼道,下楼而去。
红头文件的大意是这样的:鉴于厂里已有六个家庭在闹离婚,处于将闹未闹状态的不记其数——总的来说前景不容乐观。造成这种现状的直接原因是第三者插足。为什么突然间有这么多第三者插足呢?调查结果显示,罪在跳舞。因此,两个舞场必须立即取缔。另外为了确保家庭稳定、健康,维持全厂安定团结的大局,消除广大职工的后顾之忧,从而将精力全部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去,厂里还组织了一批退了休的老头老太太,分三班,白天黑夜在全厂各处巡逻,专门对付那些偷鸡摸狗的男女,以便使第三者彻底失去活动的场所。云云。看完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感觉似乎回到了二十多年前。
这是发生在92年3月10日的事情。
更邪乎的是一周之后,也就是3月17日,突然接到调令,要我去喷漆车间实习。我一看就火了,大声问:“我学的是机械制造专业,对喷漆一窍不通,以后也不可能去搞喷漆,去那里实的倒是哪门子习呀?”
室主任是个老好人,他看看走廊里没人,小声对我说:“你说的也是。不过这是厂里的意思,我也没办法。”
我咬牙切齿,说:“他们这是打击报复!”
室主任赶快又看看走廊两边,小声劝我说:“你不要这么大声,上面的事情,你就忍一忍吧!”说完就赶快溜进办公室里去了。
我在走廊里木木地站了一会儿。我知道凭我个人的能力,事情已无可挽回。因为,第一我是厂里的职工,是厂里的职工厂里就有权安排其工作;第二没有任何文件规定大学生学的什么就只能实习什么;第三喷漆车间需要技术员,我是新来的大学生,实习期满后即可晋升为技术员;第四没有任何文件规定大学生学的什么就只能干什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不是新来的,或者不是大学生,或者干脆不是厂里的职工。因此,我拿在手里的调令是天衣无缝的,调我去喷漆车间是工作的需要,而且是经过厂里研究后决定的。
我走进办公室。奇怪上班已经差不多两个小时啦,办公室竟然还没人开溜。不但没人开溜,大家反倒像等待老师上课的小学生一样整齐地坐在办公桌后面——只差没有背起双手。我走进去,一直走到最前面自己的座位上,手里捧着那份调令。办公室静得能听见大家的心跳。我突然哈哈大笑一声,将那份调令仔细的先横后竖撕成指甲盖大小的纸屑,扬手扔出窗外。看着它们纷纷扬扬雪花一般从四楼飘下,落了窗下那棵松柏一身。然后,拿出钢笔写了一张请假条,交给室主任就转身走了出去。
一口气走回寝室,我心里火烧火燎的,险些七窍冒出烟来。正式职工:有稳定的工作、有档案、有户口、有公费医疗、有退休金;除名后(按照厂里的规矩,普通老百姓一旦进厂,就绝对不允许调出或辞职。唯一的出路是旷够工后除名——小东注):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档案、没有户口、没有公费医疗、没有退休金——这两组词组标示着两种道路和它们各自的结局,就像两条熊熊燃烧的火龙,在我心中摆开了雌雄大战。前一种道路虽然好,其代价是我从此以后得永远给人当孙子,去喷漆车间搞喷漆——是可忍熟不可忍!后一种道路什么好处都没有,但是却可以给我机会堂堂正正地做人。我当然要选择后一种道路,但是万一有什么闪失,我怎么对得起含辛茹苦养我二十多年,供我念大学的父母?怎么对得起自己的青春?越想越乱。我只好从枕头下面抽出那把菜刀,拿了床下的半块砂轮去水房里磨。
“磨刀霍霍向猪羊”。
我的心里一遍又一遍闪过这句古文,纷乱的心事逐渐被一种清晰的激情代替。“我怕什么呢?”
第十一章
13
迷迷糊糊地睡到黄昏,肚子饿得实在不行,才爬起来,用凉水洗把脸,下楼去找饭吃。出了楼门正好看到了迎面走来的孙师傅,我赶快侧转身向食堂方向走去。他很快追上了我,一把抓住我的肩膀问:
“小东,你去哪里?”
我若无其事地笑笑,说:“睡过了头;去那边买一碗面条吃。”
他说:“买什么面条,我正是来找你去喝两杯呢!”
我问:“有什么喜事吗?”
他说:“哪来的喜事啊。我是觉得我们兄弟很久没有在一起喝一杯了,所以今天让你嫂子弄了两个菜,请你去喝一杯。”
我将信将疑地跟着孙师傅向他们家走去。迎面碰到的众多男女老少,除了不懂事的小孩子,看见了我和孙师傅,大都停住正在做的事情,向我们瞟一两眼;个别的还会指一指我,彼此介绍一番,或者干脆叫住孙师傅,装着很无辜的样子,问他身边这一位是不是原来在三十六车间实习的小东。搞得孙师傅都有点不尴不尬的。我再次体会到,这个工厂表面之下确实是一个“整体”——无形的类似神怪一类的东西,所有的人都是它身上的一个器官或者一个细胞。当然,不同的人所处的位置是不同的:如果说厂里的五大家族就好比它的五个脏器的话,像我这样的人就只能是它的排泄物——所以在这里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任何一处的变化都会在一瞬间传遍它的全身。我不好意思地说:
“真是对不起。”
孙师傅生气地说:“你这是什么话,你就当自己是在做梦一样就行了,理他们干啥!”
走进孙师傅家门,果然摆了一桌子菜,连啤酒都倒好了。孙大嫂在看电视,等着我们。
孙大嫂关掉电视,热情地招呼我:“快快,这边坐。”
我在她的左手边坐下来,高兴地问:“做这么多菜,有几个人来呀?”
孙大嫂看一眼孙师傅,说:“不多不少,就你一个!”
孙师傅在我左边坐下,端起啤酒,说:“来,小东,喝酒。”
可能是因为一天没吃饭,酒又喝得猛了一点,一人才喝了一瓶啤酒,我已不行了。勉强吃了一小碗饭,就挪到沙发上去喘粗气。脸特别烧。头像挨了一闷棍,蒙蒙瞪瞪地直往下垂。孙大嫂赶快泡了一杯浓茶,端过来放到我手边。孙师傅跑过来打开电视让我看。我明白他们的意思,是想在这危难之时给我尽可能多的关怀,同时又做得不露蛛丝马迹,以免使我难堪。我深深地感动于他们的真情,但看着他们藏着掖着的样子又觉得非常难受。所以我抓过遥控器将电视关了,说:
“孙师傅、孙大嫂,我谢谢你们的一片苦心!这大半年来我也没少给你们添麻烦——我今天有句话要告诉你们,免得你们为我提心吊胆,心里难受。”
孙师傅忙走过来扶住我,说:“小东,你在说什么呀?”
我努力坐好一点,说:“我准备辞职去广东。”
孙师傅和孙大嫂面面相觑,完了又一齐看着我,好像在听我说梦话。
我说:“我没有醉,我清醒得很。我准备辞职,离开这个鬼地方。”
孙师傅好像终于听懂了我的话,小心翼翼地问:“厂里会同意你辞职吗?”
我大声说:“我也不指望他们同意。我准备写一份辞职报告交给厂里就走人,他们同不同意都与我无关。”
孙师傅拉拉我的胳膊,说:“你小声点,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一笑,继续大声说:“我怕什么,大不了回家去种那二亩地!”
孙大嫂说:“你还是再想想吧,这可是一辈子的事情啊。”
我说:“看谁不顺眼就弄下去劳动改造——都什么年代啦,他们还搞文革那一套!我给他们这次一折腾,在厂里的前途整个已经毁了。留下来只能让人当狗使,不如出去看看。我不相信那么多人去广东都有饭吃,能把我一个给空下了?”
十点多从孙师傅家出来。夜空如洗,不多的星星就像心中的往事,闪射着遥远的光辉。酒后的身子经春风沐浴,充满着恶毒的膨胀的欲望。人们差不多都已睡过去了。月光下的工厂就像一座空城。在这寂静的楼房之间穿行,脚步声传得很远——我怀疑它会刺痛梦中人的神经。路灯下偶然会闪过一些衰老的身躯,我知道那是他们。
“特高科在行动。”
我时不时吹一吹小曲,故意跟他们逗圈子,玩一把地下党和汉奸的游戏。尽管我尽力地七甩八甩,毕竟他们的耳目太多,当我快速冲进男单身楼,趴在三楼的窗口往下看时,楼下还是有两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在指指戳戳,仰脖子往上望呢。
“险些落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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