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李老爷子摇了摇头，“承训呀，已经到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跟我卖关子。我是个粗人，喜欢有话直说。”
“既然这么说，我也明人不说暗话。二叔不是不知道日本人马上就要霸占码头，那可是你的地盘儿。”
父亲这句话真说到李人佑心里去了。他本想通过父亲与张名臣的不睦打通父亲，让父亲主动修好于他。而父亲知道李人佑真正担心的是万一日本人真要占据码头他该怎么办。于是他就先入为主地把李老爷子担心的问题直言不讳地提出来了。
李老爷子看了父亲一眼，说：“可是，他们也要连坐。连坐，是为了防共产党呀！”
“共产党？”父亲不动声色地说。
“是呀，共产党。张小二说了，镇上有共产党，承训呀，你们家老大在关外一年年都做些什么呀？”李人佑指的是我那在东北做生意的大伯父滕文彧。
李人佑接着说：“还有，你们家泰平白山黑水间来来往往的……”他没有把话继续说下去，但父亲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父亲淡淡地说：“二叔，你不用这样说，我已经丝毫没有再做什么的意思。日本人一来，大家谁也别想好好过日子。不管是李家，滕家还是张家，大家都一样。我们滕家跟谁也不近跟谁也不远。”
后来，据父亲回忆说，那一次李人佑曾答应他，只有演一出三国演义李滕两家才能各自保住自己在镇上的位置。这一次滕家若肯是跟李家联合起来架空张家，不但李滕上代结下的仇一笔勾销，而且既可以抵制日本人，又可以抵制张家，这样就可以确保两家人都平安无事。他还强调了很重要的一点：他李家只要码头。而父亲知道，李人佑之所以要联合他，并不是真正出于爱国热情，他只不过是担心自己在码头的地位受到影响罢了。
来自张名臣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经过请示上级，父亲在赴宴之前就已经得到了一个明确的指示：暂时对李家不支持，不反对，少接触。
所以，那一天父亲笑了笑，摇了摇头对李人佑说：“老当家的，抵制日本人可以；但是，日本人是日本人张家是张家，我只就事儿说事儿。”
他这话一说出来，李老当家的可有点儿不高兴了。
李人佑两只大眼瞪着父亲说：“承训，我是一个粗人，不比你们，你们都是读书之人。不过有句话我还是得问问你，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你不会坐收渔翁之利吧？”
父亲也同样看着他，不卑不亢地说：“老当家的，我一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在国破家亡之际能平安地活下来已实属不易，哪里还敢有什么想法？古人说过仁者兼济天下，智者独善其身。至于说是有什么想法的话，那我也只是在想，如何让一家人过上太平日子，如能独善其身，这就已经很不错了。滕文正无德无能，但骨气还是有的。我绝不跟卖国求荣者沆瀣一气，这一点请老当家的放心。”
听到这里，李人佑挑起大拇指，拍着桌子大笑两声，高声叫道：“送客！”
回到镇上，我迫不及待地马上就想四下转转，以便重温一下那久违的亲切，也趁机看看父亲是怎样处理这些让人烦头的事情的。没有想到的是，刚刚回到镇上我就大病了一场。
一开始是有些发烧，以为感了风寒。母亲去郭家老号看过。郭家坐堂的郭老爷子的长子郭子雨先生给抓了一些药，让无吃吃试试。几天下来仍不见好转。我慢慢地开始四肢无力，吃不下东西，面黄肌瘦，还夹带着说一些总也不着边际的胡话。病情似乎越来越严重了。
母亲说可能是受了惊吓掉了魂儿吧，她请过干奶奶过来给我招魂。干奶奶赶来看过，待我睡下，用一个很大的碗装满了水，拿一个烧酒瓶倒放在里面。等碗里的水像镜子一样明晃晃地稳住不动了，她捏过三片裁好的烧纸，从手指上捋下一个顶针，在纸上砸下一些铜钱儿状的印，然后把纸片揩成花状，轻轻搭在倒扣着的洒瓶底上，用火柴点着。纸片燃着之后，倒扣在水碗里的洒瓶口咕嘟咕嘟地冒出一串气泡。
气泡全出在东南方向。这时，干奶奶说双眼半睁半闭，神色严肃地晃着脑袋对母亲说：“有一个魂儿拉在东南位，让我把它捉回来。”说着，她向着东南方向念念有辞，一双干巴巴的手在空中乱抓了一阵。然后，像是牵着什么东西似的，一边很费力地抚到我的头上，一边轻轻唱道：“回来吧——回来喽——回来喽——”。
做完这些工作，她已经大汗淋漓。
“没事儿了。”待她终于出了一口气，便安慰提心吊胆的母亲说。
母亲有些责怪地看了看父亲，她是在埋怨他不该带我出那么远的门儿。父亲什么也没说，只是在一旁低头看着。
可是，我的病情并未像她说的那样因为找到失去的灵魂而得到好转。母亲的脸色又一天天变得越来越难看了。
父亲不得不去请早已经不再给人登门诊病的郭杰三郭老先生。
郭家世代行医，医术高超，但他们有一个规矩，医不叩门。当下代人出师之后老辈人坐镇后堂不再出外门诊。所以，当父亲一脸急切地来到郭家老号找到郭老先生时，他一边啜着茶水一边不紧不慢地说：“五爷，你不要勉为其难，我不能因你破了祖上的规矩。”
父亲搓着手说：“可是，子雨先生给开的药已经吃过了，不见好转呐。”
郭老先生说：“你再让他看看。五爷，你没有让他诊断病情。看病之人最讲究的是对症下药。”
父亲一拍脑袋：“哎哟，可不是么，真是把我急糊涂了！”
原来，一开始父亲以为我所得的只是小病，只是差母亲到郭家老号说了一下病况，并没有让郭先生亲自为我诊断。父亲把郭家仁和永药房年轻的郭子雨先生请到家中。号过脉，郭子雨轻轻地摇了摇头。
母亲赶忙递上一块热毛巾，问：“怎样？”
郭子雨微微一颔首，起身道：“并无大碍，他是心中有忧啊。先前的药是下错了。从脉象上看，心浮气躁，内火上升，六神无主且身心虚弱，想必是体力劳顿睡眠不好，加之心忧多虑造成。须安神定志、理气和中，宜静养忌喧躁。我先开些急性祛火之方，待病情稍轻，再配以安神定志、益气健脾的汤药慢慢调补。切记此病须从长计议，不可急躁。”
说着，他挥毫而起，不假思索地刷刷写就两副药方。一副递给父亲：“这个先吃下，早晚各一副，七日之内便可见轻。”然后，他又拿过另一张，说：“这一副，须待病情减轻后，每日酉时服下，坚持半月，再观病情。”
说着，他起身告辞。母亲忙问：“郭先生，孩子这病没有除根儿的法子么？”
郭子雨笑了笑，站住身子：“五嫂，心病要用心药医。有倒是有，只怕是难以找到。曹孟德说‘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一个孩子饮酒怕是不宜吧，再说李太白还说过‘举杯销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这孩子生来多思善忧，除非能找到忘忧草……”
父亲知道他这是笑话，也就笑了笑，留他用茶。郭子雨摆了手，客客气气地说：“谢了。行医之人，不贪主家茶水。”
果然，第一剂药吃下之后，我便不再总是说那些不着边际的胡话了，几天过去，脸色竟慢慢地好了许多，虽仍是站不起身子，但郭先生下的药明显地见效了。父亲有些后悔当初没有带我去让郭先生亲自诊断。这让他得到一个教训：只有诊了病情才能对症下药。像这种事不能马虎。
接下来，母亲天天给我熬那些从郭家老号买来的草根呀，树皮呀之类的东西喝。因为怀里带着个孩子，她做起来有些不方便，于是熬药的工作就落在了秀林和俞白身上。他们两个乐此不疲。我躺上炕上，听着他们两个有说有笑的，心里感到很难受。但一想到他们是在为我事，又觉得好受了许多。
那些日子里，我们家一天到晚弥漫了草药那呛人的味道。
在那个总让人觉得提心吊胆秋天，发生了一件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的事情。父亲终于决定让我们开始接受新式的学堂教育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大人们总是在无形之中以他们的决定影响孩子们未来的生活，后来，当我们兄弟几人各自有了属于自己的事业，我们都要深深地感谢父亲当初的那个至关重要的决定。
这种感觉我跟秀林尤为强烈。生活是多么的舛错而不可思议啊，当我们以今天的目光回过头去看看那些往过的岁月，曾经一味反对传统教育的秀林最后却成为名昭海内外的国学大师。他告诉我说，其实，一开始他并非不喜欢国学，但父亲让他学习国学他就非得要学西学。潜心西学近五十年后，却没想到博得了一个东学大师的帽子。他说，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墙里开花墙外香。他告诉我说当初他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总是非得要逆着父亲。
“我这种人，天生叛逆。”他理了理头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那时，你就只顾着跟父亲作对了，你想过没有，他在你身上花费了多大的心血呀！”我对他说。
“这样，他心里才会好受一些呀！”他有些狡黠地看着我说。
听到他这句话，我又一次站起身来，并难过地转过头去。我知道，虽然秀林说的并非没有道理，但我是多么地希望他别这样说呀。这样说会伤害感情的。人生不能只讲报答，他这一生也应该属于自己。当一个人犯下错误，他是多么地希望有一个机会能够弥补呀。所以，就这一点来说，也许正是秀林当年的叛逆给了父亲的心灵一个喘息的机会，让他觉得自己一直在偿还什么。可是，作为一名当事者我们自己能这么去想么？
而据父亲自己说，虽然他也曾因秀林一次次不负责任而对他彻底失望了，特别是他结婚不久后的离家远走，当时父亲几乎就要放弃了拯救他的打算；但是，当他想到自己毕竟欠秀林的太多，于是抱着秀林那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子骏，又一次下定了决心。
虽然并不知道自己的儿子身在国外是生是死，但父亲已经做好准备要将怀里这个孩子养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