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在家里一样笑容可掬地同我们答话。他只是用鼻子重重一哼，有时甚至连头也不点一下，就像不认识我们似的。这让我和秀林心里都有些不高兴。
说起了不高兴的事，对了，在那个秋天还发生了一件让人非常不高兴的事儿，那就是俞白走了。她被自己的父亲接走了。
我记得那是一个下午，秋风老凉，我和秀林正在河湾里玩儿，远远地看到从南边驶来一只小火轮。它扑哧扑哧地喘着粗气停在码头。码头上的人都跑着去看。这时，船上下来一队衣着整齐的人，领头的人手持一根明晃晃的手杖，后面的人手里都提着重重的箱子。这些奇怪的人直奔我家。见到他们，俞白高兴得又叫又跳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放下一大堆花花绿绿的糖果之后，当头的人告诉父亲说，他要把俞白带回天津。
俞白哭着躲在厢房里不肯出来。
“我真舍不下这闺女呀，真是个懂事的孩子！”母亲抹着眼泪儿，有些哽咽地说。
父亲却说：“走吧，走吧，该走的早晚都得走。”说着，他对站在一旁的我说：你去把俞白叫出来。
我有些发狠地盯着那个要带走俞白的人看，站着没动。
父亲用他温暖的手拍拍了我的头，说：“去吧。”
他这轻轻一拍，让我失去了抵抗的勇气。其实，我早已知道即使再坚持下去也没有什么用的。当走到东厢房，我却发现俞白早已没有了人影儿。我看到秀林正心怀鬼胎地站在院子里低着头不语，就去问他。
他晃着大脑袋：“不知道，没见，没见。”
但他的眼神掩不住撒谎的心虚，我轻轻对他说：“算了，你这样不顶事儿。”
但秀林依旧梗着脖子坚持着自己的想法。“你这孩子，这样不懂事！”这时，父亲走过来，狠狠地训斥了他一句。但他依旧装傻似的闭口不说，让这人们都没什么办法，于是，我只好撇下他四处去找。家里的角角落落找遍之后，我突然想，他一定把俞白藏到干奶奶家去了。来到干奶奶家却发现俞白也不在这里。
急于立功的我满头大汗地在镇上找来找去。最后，我终于在河湾老迷糊的破家里找到了俞白。当我拉着她出来时，她已经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像个小泪人儿似的。那情景真是让人有点儿心酸呀。
就这样，俞白跟着他父亲走了。
天要黑了，我们去码头送行，一行人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秋风吹来离别的痛楚。秀林没有跟我们一同前来。俞白站在岸边就要上船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在临清告别时杨易之跟我说过的那句让我感动了很久的话。于是，我扯着她的衣服低声对她说：“你走后我会感到很难过的。”
俞白眼睛红红的，她抿着小嘴唇点点头。小火轮一阵轰鸣，很快消失在关帝庙北面那茫茫的河弯里。
后来，她对我说，临别时我对她说的那句话让她整整记了一辈子。
俞白走了，我却因此得罪了秀林，他好长时间都不理我。他的逻辑是，如果不是因为我，大人们绝想不到他会把俞白藏在老迷糊家里。既然找不到她，俞白自然就不会被带走了。所以，他认为我背叛了他。尽管我一再向他解释，却都没能改变他的固执己见。
最后将这一切消灭的是时间。
那年冬天，当我们忘记了俞白回到天津后给我们带来的不快，我们很快又像以前一样无忧无虑了。少年的时候，一个人是多么容易地就忘记了心头的忧伤呀。
我们一天天若无其事地走在镇上。有时，会有一大群鸽子在镇子上空穿过，不知道它们要飞向什么地方。但我知道，它像我们一样，都不像镇上的大人们一样怀有沉重的心事。天气一天天冷了，就像希望在他们眼中一天天变远。镇子上没有因为日本人的驻扎改变多少，而日本人也并非人们传说的那样耸人听闻。他们很少走出兵营，少有时候，也很规矩地到大街上买些小东西。小镇坚持着既定的秩序，依旧一如往常的平静，严肃，而且带有一点点神秘。
但我还是发现，随着日本人的到来，到镇上来的陌生人多了起来，而且，有时也会有一些陌生的面孔于黄昏时分悄悄在我们家出现。每到这时，父亲总是把所有的人都撵到厢房或赶到家门外面。因此，他们说了些什么，包括母亲也都无从知晓。
这些神秘的面孔在我们家悄悄出现，又匆匆消失。
父亲一天天的忧心忡忡让人觉得，他总是以为平静的生活表面之下隐藏着巨大的隐患。日本人来到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却没有采取任何举动。明明觉得有一些事情要发生了，但它却迟迟不肯到来，这种状况让父亲变得越来越急躁。他甚至连以前每天早晨总是坐在家里等着店铺里的人前来报告的习惯都改了。现在，每天早晨，他都会自己亲自动身到街头店里转上一圈。我暗暗想道，也许他这样做是为了看到更多在镇上发生着的事情吧？
镇上的人们都在这种气氛里生活着，被压抑着。有一天，我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翻出了秀林交给我的那两封信。我想把它交回给秀林，想了想，又把它们放了回去。
而这时，日本人却终于有所行动了。一天下午，有人看见他们用小火轮拉来一大堆谁也看不懂的钢铁架子，卸在码头。人们纷纷跑过去看个究竟。后来，又来了几个人，带着一些上面镶着小镜子的仪器测量了一阵，然后在码头北面，关帝庙向东再偏北一点，也就是大运河拐弯的地方订下了一些尖尖的木头桩子。接着，开始有车向码头运送石头、青砖和成袋的水泥。
原来，他们是要盖房子。
不几天，大街上贴出告示招慕民工。尽管待遇丰厚，但没有人愿意去帮日本人做事。后来，他们就用军用汽车从青城拉来几大车人，叮叮当当在码头干了起来。那些人先是在靠近水边的地方建了一座很大的房子，接着，又从那房子连向河堤用石头砌了一道长长的水渠。他们把河堤挖开，修建了一个很大的水闸。通过那道水闸，水渠一直弯弯曲曲曲地延伸到河堤之外那肥沃的土地上。
没有人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又过了很长时间，才听说他们是在修扬水站。
做这件事的时候，新上任的镇维持会长马代带着镇公所的人端着大枪煞有介事地在码头转来转去。外祖父从河东过来，告诉父亲说日本人是在笼络人心。他说，依他看这一定是张家人出的主意。张家是想借日本人之手做一些让人感激的事。他说张名臣在设法挽救自己的名声。
可是父亲却不同意他的看法。父亲认为，一定是日本人想在我们这里长久地占领下去，他们是在为自己的统治打基础。也就是说，他认为日本人在大运河上修建扬水站与张家毫无关系。
对这件事情他们二人的看法莫衷一是。
但日本人的扬水站却很快就修好了。房子盖好之后不久，他们在屋子外面装上了两个很大的铁管子。两个黑黝黝的铁管子一直伸到大运河里去。日本人用了很多人把那些原先运来的机器装到建好房子里面。一个寒冷的下午，那机器突突地怪叫起来，房子上面冒出好多黑烟，接着，我们看到咕嘟咕嘟冒着白沫的水出现在石砌的渠道里。它们顺着渠壁一直流下去，在河堤那儿被大闸截住。一个戴白手套的日本人板脸站着，命令他身旁的日本兵开闸。
那日本兵“嗨”了一声，用双手摇动一个轮子一样的东西，那大大的水泥做的石闸吱呀呀地叫着打开了。水流哗哗地穿过河堤，欢叫着流向富饶而广袤的土地。
我们都被这现象惊呆了。至今，我都承认，这是我少年时代所见到的最生动的景象之一。那个时候，人们心中都还没有灌溉这个概念。在我记忆中，虽然紧临巨大的运河，但我们并没有过兴修水利的想法。镇上一直都是靠天吃饭，是日本人帮助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是后话。而当时，日本人修建的水利工程一直被闲置了很多年，才被镇上的人认识，并起到了它巨大的作用。
对于我来说，那个冬天真是太美好了。它是一个宁静，平和，没有任何担心也没有让人感到惊惧的冬天。我们一家在经历了秋天那短暂的而又提心吊胆的忧虑之后，又重新恢复了像以前一样无忧无虑的生活。
每天早晨，母亲像其他人家一样，早早起来去井台打水。随着她打水回来，生火做饭，我们就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父亲于母亲之后第二个起床，他起床后要做的事情就是去码头和店铺里转转，然后，在河堤上散步。等到他散步回家的时候，母亲已经备好早饭。每天早晨，我们也被母亲早早地叫起来，或者读书，或者做些家务。吃完饭，我跟秀林去上学。母亲在家里做一些琐碎小事，缝缝连连，照看孩子。父亲或者读书，或者写作一些东西。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去了，在平淡中好象透着一种让人难以企及的幸福。现在想起来，一个人，他一生最大的愿望不就是这样么，有一种宁静、安详而且平稳的生活，一家人团团圆圆，无忧无虑。
然而这平静是短暂的。
就在我们把日本人忘了的时候，包藏祸心的日本人却在到来之后第一个新年刚刚过去的时候，就做出了一个让镇上的人们都觉得非常不舒服的决定：按丁摊派扬水站建设费用。
也许，这在日本人眼里看来是一个较为公平的决定。在镇子上，有着从事农业和不从事农业的两类人。关于怎样收税的问题，自然是要斟酌一番的。
镇上人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不但说明日本人要对我们有所行动了，而且还让人们坚定了一种想法：这些日本人到镇上来绝不是为了要做什么好事的。
不过，这些都是过年之后，又转过年来所发生的事了，让我们先来回忆回忆过年之前那段快乐时光吧。
那年秋天，由于进入了学堂，我们学到了许多以前没有学到过的知识。但是，想来想去，父亲还是觉得我们不应该在学习新文化的同时放弃传统文化。于是，他要求我们每天晚上放学之后必须跟他学习四书五经。他总是对我们说，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