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是相信那些眼前可以看到的事实，没有看到的东西哪怕再危言悚听也不会对一个人构成多大真正的威胁。事实就摆在人们面前，他们可都不希望自己变成泰平那样。从这一点来讲，日本人让泰平延期回家让张名臣达到了收齐费用的目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本人送泰平回家又等于是对张名臣的放虎归山。高原别有用心，他主动向父亲示好说明他还在打父亲的主意。这是因为他和副手武进二郎都觉得，张名臣在青城的声望还是远远不够。
高原让军医把泰平用过的药包在一起，又给他拿了一些好药。他提出让宪兵用摩托车送他回家，遭到了泰平的拒绝。向日本人道谢过后，我们家的大儿子踏着夕阳一步一步走回了镇上。
泰平从包袱里拿出日本人的书信，交给父亲。父亲接过来，对他说：“你先回家，别让你娘担心。”
泰平并没有走，而是扑通一下跪在父亲身前，眼泪刷刷而下：“五叔，此事这样不能算完。我们滕家在镇上好歹也是有名有号的，白白受这种冤枉气我心里受不了！那马代是个什么人，他也竟敢带人打我……”
看着面前跪在尘土里的，跟自己年龄大小差不多的侄子，父亲难过地闭上眼睛，摇了摇头说：“你先回去吧，稍安勿躁，此事从长计议。”
滕家的长子趴在地上，咚咚地向他的叔叔磕了三个响头，说：“五叔休怪侄儿不孝，如果你不替侄儿做主，此事侄儿自己解决。”
父亲啪地一拍，茶碗在桌子上蹦起老高。他高声喝道：“鲁莽！鲁莽！”
母亲拉了拉跪在地上的泰平，没有拉动。她对父亲说，“你先别发火儿了，泰平心里不好受。”说着，她又转过身去，对滕家的长子说：“泰平呀，你先回家看看你娘，你五叔说的对，他的话你回去再好好想想，可千万别干傻事呵。”
泪流满面的泰平看了看他的婶娘，咚地一声又磕了一个响头。他站起身来拍拍膝上的土，走了。
“不像话！”父亲重重捶了一下桌子，怒气冲冲地坐下。
母亲说，不管怎么说，他能平安回来应该算是一件好事儿。
父亲沉着脸说，你去，把二哥叫来吃饭。
父亲又让母亲去叫二伯父来商量事儿了。
我想，这一次，父亲也许不会再一味地以弱示人了吧。
可是，正当我想看看父亲怎样对付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却又一次感到失望了。我没有想到接下来，对这件事父亲又选择了那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沉默。让我们理解一下父亲为什么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忍气吞声的理由吧。
我们历史上有一部非常重要的哲学经典，叫做《老子》，又叫《道德经》，就是杨云溪，也就是父亲的义父在临别时让他好好读的那一本好书。里面有关一个人在遇到别人盛气凌人的伤害时应该采取的方法，它有如下几种解释：
《老子》七十章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弗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是谓肥天，古之极也；
《老子》七十五章说，勇于敢者则杀，勇于不敢者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天之道，不战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单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老子》三十六章说，将欲拾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去之，必故与之。将欲夺之，必故予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强；
《老子》三十一章说，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
我想，也许，当想起义父在临清曾经给他说过的：“要多看看《道德经》”的话，父亲才又一次决定要以弱示人吧。
当年，面对镇上的是是非非父亲所做出的选择让我想到，一个人的价值也许就在于他总能够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吧，而不管那件事的真正意义有多大。父亲一次又一次地忍气吞声，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是太窝囊了。我们真不知道他到底怕什么。
这又让我想起了道家的哲学，让我想起了他们所说的以效法自然为宗旨，以自我实现为根本，以虚静物化为方法的人生观。说实话，像父亲那个时代的人，他们从骨子里并不推崇道家，处处提倡以儒家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的父亲，当年一直以一儒人自居。那，就让我们我们去儒家的道德体系里去找找他这种隐忍精神那深刻的思想根源吧，虽然，在中国从根本上来说儒道两家是分不开的。
几千年来一直作为文化主流的儒家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不同于其他著述的经典，它叫做《易经》。一般的儒家经典，说的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让人觉得儒家所有这一切好象都是通过修身来完成的。在传统的儒学十三经里面，只有这一部《易经》教给人如何去处事的道理。因此，它对人们日常生活有了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使得《易经》有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儒家典藉的特殊地位。
让我们看看《易经》对当时我们面临的那种情况是怎样解决的吧。
坤卦第二说：君子以厚德载物；
讼卦第六说，君子以做事谋始；
否卦第十二说：君子以俭德辟难；
遁卦第三十三说：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震卦第五十一说：君子以恐惧修省；
看到这些，我们就应该知道，当初父亲为什么不肯轻易反戈一击了吧。
可是，秀林却对我说，《易经》里也有不同的观点呀，比如，困卦四十七里的“君子以致命遂志”，还有夬卦四十三说的“刚决柔也，刚乃长终也”，这不都是主张人们反戈而击的做法么，父亲当时就没看到它们？
我知道他这纯粹又是为了跟我抬杠。其实秀林也知道父亲当初为什么不跟张家斤斤计较的原因，但他的特点与习惯就是不断去否定别人。因此，我没有跟他争辩下去。
几十年后的今天，当高科技的发展给我们的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富强，我们认识到，父亲当年的想法也只有在厚厚传统文化里才能找到根源。对于父亲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一本《易经》就如同现代西方人眼里的圣经，常常被当作行事的逐一参考。那时的人们认为，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说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可以在里面找到答案的。
对于《易经》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秀林与我有着类似的看法。
秀林说：“我们的人总是喜欢用这种方式去认识世界。其实，这跟人们的日常习惯，把所有的事物分成‘是’或者‘不是’，‘好’或者‘不好’，它们是一样的，只不过，它（《易经》）对事物的分类更加细致而已。所不同的是，他们把自己所生存的世界分成了六十四种，而不是两种，这是一种更复杂的世界观。用六十四种方式去讲清楚一个道理是很难的。相比之下，人们更容易接受有‘有’或者‘无’，‘是’或者‘不是’这样的定语。因为这样的说法更容易被理解。这跟近代西方人‘0’和‘1’的世界观从根本上来说是相同的，只是《易经》这种世界观更为复杂，更为具体，更加包罗万象。我们中国人从古代就有这样的传统，坐在那儿静静地一动不动地悟呀，悟呀，经过这一悟，他什么道理竟也都给悟出来了。像天文学呀等等，都是这样悟出来的。什么道理都想通了，到头来终也是难免一死，殊途同归。归宿都想好了，所以就懒得再去深究，他们不愿再费那个力气了。
比如同一个问题，就像研究什么样的饮食结构更有利于人的健康，究竟是肉食还是蔬菜？外国人研究来研究去，到头来还不是肉食和蔬菜调剂着吃？因为你吃的根本就离不开这两种东西。蔬菜有蔬菜的口味，肉食有肉食的口味，最直接的感受还是来自口感，我们不能光因为饮食健康而让自己的口感感到别扭。到头来，还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因此，我们就懒得去研究什么营养学了。很简单的例子。中国人从来都没有真正严肃的实验科学。”
我对他对中国人意识形态的深刻剖析赞叹不已。我想，人们戴给他一顶东方学大师的帽子，仅仅因为这些话，就足以证明他绝非徒有虚名。
我说，正如你所说的，中国人缺乏的就是这带有一点点严谨的笨拙精神。对于似是而非不予深究，或者说，是对眼前现实的刨根问底不感兴趣，使得实验科学在传统的中国失去了诞生的可能。而现代文明却是以科技发展状况为衡量标准的。所以说，落后呀，贫穷呀还得从文化上去找原因。中国文化历来看重的的不是这方面的东西，对个人价值，一等人忠臣孝子，两种事读书耕田；对社会价值是其政闵闵，都离不开一个政治呀。离不开政治，于是就用儒家的标准做人，用道家的标准处世，再有一点法家的务实，佛家的慈悲，一点墨家的忠诚……
秀林笑了笑说，你这个卫道士也有这样的看法，这倒是很难得的呀。
我严肃地说，政治的和谐之说没错。政治也是为民，你总是先入为主地……
他说，政治根本没有你想得那么重要！
一谈到传统文化，尤其是说到有关类似政治对于文化的影响这样的问题，我们总是在不知不觉间产生分歧。也许，是因为这些年身居海外，秀林养成了跟人斗嘴的习惯吧。我不喜欢跟他争论有不休，所以当他提出与我针锋相对的看法时，有时我也会同他说上两句，但当看到无法说服他时，便沉默不争。一个人没有强迫别人同意他的观点的权利，而我，也没有说服他的激情与必要。就这样，每当说起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时，我们的谈话常常像在十字路口偶然相遇的两个人，点点头，打打招呼，又各自沿着自己的路走开了。
父亲常常对我们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想，在那个时代，这部《易经》对他的影响太大了。六十岁之后，我也开始开始潜心研究起《易经》来。但我研究的结果却是，尽管，《易经》的主旨是处处静观玄览以退为进，把退让作为人生最大的美德。但它却还是把积极进取放到了人生第一位，把“天行健，君子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