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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眼里流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哀伤。他对秀林说，我错怪你了。
至于为什么把它们烧掉我没有向父亲解释。一个人，不必知道所有的真相，这样也许会活得更加心安理得。再想想当年吧，也是的，秀林他不肯承认我能有什么办法？
那个春天，镇上发生了很多事。以至于有时候我都会把许多本来毫不相干的事情安排到那儿去。想想那都是一些什么样事吧，日本人开始对我们不友好，田家死人，马代抓走泰平，四伯母改嫁，张先生到来，……对了，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差点儿忘记了。那就是马代跟码头李家闹翻了。
他们的矛盾始于究竟应该由谁掌握着对码头的控制权这个问题。
马代就任镇维持会长之后，在码头设了一道关卡。其实日本人并未授意马代这么做，他们的意思是让李家继续在码头做他们的生意，可以通过收税的方式对他们进行管理。但马代觉得这样对李家来说太便宜了，更重要的是那样一来他就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了。于是，他私作主张在码头安兵设卡，过渡收钱。
一个渡口，两个关卡，这对于像驿渡这样的渡口来说真是有些过重了。马代跟李家不同，他一味儿地雁过拨毛，对飞龙旗和漕帮的规矩也是视而不见，这大大伤害了李家人的感情。李家背后有一面飞龙旗迎风飘舞，另外还有他们家小儿子正做着日本人的通译官。他们怎肯轻易向过去的手下低头呢？
于是，他们一方面火速报飞龙旗，一面上报青城宪兵大队，他们想通过飞龙旗与日本人的良好关系，双管齐下。
事情报到飞龙旗那里，飞龙旗觉得很没面子。他们在大运河上向来都是说一不二，就连临清的日本兵也不敢轻易为难。但李家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对此态度暧昧，这让让他们很是恼火。日本人的纵容让马代一天天嚣张起来。又过了一段时间，马代竟对飞龙旗的越来越肆无忌惮了。这让飞龙旗忍无可忍，经过一番准备，他们终于开始行动了。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马代设在码头的关卡被一场大火烧得精光。他知道这肯定是怀恨在心的码头李家干的。气极败坏的他连夜赶到青城，找到张名臣，要他的主子去找日本人为他做主。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临清宪兵大队已经提前就驿渡码头收费的问题跟高原打过了招呼。高原觉得这件事很难办，双方都得罪不得，既然难办那他就不愿意出面了。码头李家的人既很不好对付，但他也不能让自己的手下寒心。思来想去高原正冈对张名臣说，烧了就烧了吧，我们从长计议。
窝着一肚子气的马代气极败坏，他疯了一样带人持枪前往李家报仇。不想，不但没有占到便宜，还被李家的长枪队打死两个人，这一下日本人才不得不出面了。
日本人火速从青城派兵围了镇子，他们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高叫着要让李家的人出来答话。其实，李家打死的不过是两个汉奸，并不是真正的日本人。死的不是他们自己人，这些日本兵才不会那么傻，因为这点儿小事就跟李家大动干戈。但日本人却懂得借这个机会虚张声势，将这种事做得恰到好处是他们的专长。
日本人与码头李家最也终未动刀兵，日本人只是充当了一个调停人的角色。结果是以李家拿出一部分钱，安葬死人并抚恤家属而了事。
这件事解决得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这样一来，镇上的人们不得不开始对码头李家又另眼相看了。时间一长，竟慢慢传出了李家要顶替马代，出任镇维持会长的消息。
第四卷
当年，四伯母坚决要改嫁马代，这对父亲说好象一记重重的耳光抽在了脸上。这记耳光可够重的，因为那些日子我发现这件事让父亲伤心透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面对四伯母父亲和二伯父都是这样的束手无策。那天晚上，他们商量来商量去，结果却是谁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既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好言相劝。一开始是二伯父，后来是母亲和大伯母，二伯母以及大伯父家的几个嫂子。但四伯母主意已定。不管谁来劝阻，他对男人采取的态度是一概拒而不见，对女人的态度是扑通一声跪在面前一声不吭。她提出一个要求，她不但要走，而且一定要体体面面地走，滕家必须给她一个正当的名份。四伯母的用意很明显：她要报复滕家这些年对她的不公了。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真是让人心乱如麻。四伯母是武城韩家的人，二伯父决定去一趟韩家让她娘家人给拿个主意。他说，这件事并不仅仅是在滕家的伤口洒盐，更重要的这会对她自己造成伤害。滕家是识书达礼人家，我们欠老四的太多，看着她眼睁睁地往火坑里跳，大家都于心不忍。
父亲向二伯父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改嫁可以，但滕家不希望她嫁给马代这样的人。他让二伯父把话捎过去。
次日，二伯父从武城回来，带回了韩家的态度。
四伯母的父亲，韩起隆，一个老实巴脚的小手工业者，对二伯父说：我们既尊重滕家的态度，也尊重女儿的选择。他言外之意是他不能替女儿作主，这等于把问题又踢给了我们。
那天晚上我发现父亲跟二伯父一直商量到很晚。他们又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家中有长，像改嫁这种事必须要等到在东北的大伯父回来才能决定。
四伯母怀疑这是缓兵之计，又一次跑到家里来大哭大叫。而马代，那个曾把自己的弟弟扔到河里的，曾经码头李家的手下而今又改投日本人的家伙也趁火打劫，带着一帮人到我们家里来大吵大闹，看来，这件事情不解决是不行了。
就在这个关头，我们家那委屈的大儿子泰平带着一身伤痕从青城监狱回来了。
滕家的长子能从日本人那里带着性命回来是对马代来的一个不小的打击。他马上就不敢到我们家里来胡闹了。而父亲已经知道，无论如何四伯母也已经留也不住。因为她的心已经走了。
他决定派我们家受到莫大委屈并急于报复的泰平走一趟东北。这对于家族中两个鬼迷心窍的人来说，或许都是一件好事。
泰平出发了，我们一家人等在无尽的盼望中。尽管大家都知道泰平把大伯父请回家来可能出现的结果，但都还是盼望着他能尽快带来一线良好的转机。
就在大人们忙着为这件事儿发愁的时候，我和秀林心中也增添了一分淡淡的忧愁。
学堂里新来了一个年轻的教书先生，名叫张济愈，他有着高高的身材，浓秘的黑发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那是一双怎样的让人看过一次就终生难忘的眼睛呵，苍白，深遂，充满了一种无奈的力量。
张先生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一个神秘的人。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我们曾经问过二伯父，他晃了晃胖胖的脑袋没有说话。张先生一个人住在学堂后面一间小屋里，并时常在镇子上转来转去。他最喜欢钻到码头上那些蒙着肮的脏白毛巾，身着破旧对襟棉袄，带着一脸愁苦的人群中去谈天说地。我和秀林都觉得这个张先生有着与众不同的两面性，在他心中，似乎总是忧伤要远远地大于快乐。我们发现，只有在教给我们唱歌的时候他才是真正快乐的。他教给我们唱《长城谣》，唱《送别》，有时候，他也会把教我们歌教给镇上那些没学可上，在码头转来转去的孩子们。他把他们叫在一起，认真地一句一句地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两边是故乡……”过后，在课堂上，他总是忧伤地对我们说：“看吧，他们想把我们这些人变得多没文化！你们一定要争气，你们一定要争气，……”
他会常常带着我们走到河滩上，让我们去看河里的流水。他会大声地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样的话。他也会带着我们看那些南来北往的船只，或者远远地看驻在码头的日本兵营。在这时候，他总是眉头紧锁，让人感到他那年轻的激情已经化为乌有。他指着滚滚而过的流水轻声地对我们说：“看我们的大地多美呀！”
说到这里，他总是低下头咳嗽个不停。
张先生的样子让我想起了父亲，秀林也有与我一样的感受。我们都觉得他们两个人好象有着某种共同之处。他们这样的人，心里都有一个隐藏很深秘密，他们两个都是像有着深仇大恨并正在忍辱负重的人。我想，那一定是他们心灵深处一定那隐藏得很深的东西吧。有时，我就想那东西一定是一种忧伤，那是与四伯母的话给我的心灵带来的同样的忧伤。
那个春天，父亲有时候还会带着我们出去转转。我们在清晨走上高大的河堤，在小树林里看着太阳在东方升起；我们在黄昏走进田野，去看晚霞怎样染红了大地。我们看到春天怎样来到身边，我们看到开冻的河水哗哗流淌。我们看到小镇上空飞过鸽子，我们看到，每隔两个小时就有一队日本兵在码头巡逻一次，镇上的人都远远地躲着他们，我们还可以看到张家大门紧闭，留着长长胡子的李老爷子手里捏着两个明晃晃的大铁球在码头转来转去……
有时，父亲背着手跟在我们身后，我们一起走在村西的杨树道上。
镇子很大，它跨过了河堤两侧。河堤东面的繁华使得一部分喜欢清静的人有意西迁，于是，在镇子西头河堤之外，又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而又安静的小村落，它向西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地方。镇子西面有一小片草地，父亲就带着我们坐在草地上浅吟低唱。我们给他唱张先生新教我们学会的歌，而他教给我们应该怎样去观察自己身边的生活。
河堤之外与河堤之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我们走在广阔的田野，看到小草在微雨中渐渐发绿。往往这时，父亲会要求教我们作一首诗。
我看了看秀林，他说，你先来吧。
我想了想，作了一首五言，于是低头吟道：“隆冬杳去远，阳春日上时。风熙凌开早，雁归日已迟。小雨湿崭绿，炊烟起相思。花莺鸣暖树，绿波漾清池。一年好光景，蕴盛正堪值。须折只堪折，春老空折枝。”
父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