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忏悔却越来越深。我们都受到过别人的伤害，我们又都伤害过别人。受到伤害不是去伤害别人的理由。所以一个人不但应该避免自己受到伤害，他也应该避免去伤害别人。
我对他的伤害是直到我们两个人同修于好，并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时才知道的。那时，他已经改名张国之，而且张济愈张先生也已经从镇上应聘到到临清中学任教了。
想想当年吧，张先生的到来对我来说可真是一个好消息。
由于我和张国志都曾经是他的学生，又经常到他那里去听一些关于国家局势和民族未来的论断。两个人，同去一个地方，不免时常碰面。这样，张先生自然而然地知道了在我们两个家族之间发生过的那些事情。
有一天，张先生对我说，“行健啊，你这样做不对呀。”
我摇摇头，说：“张先生，别的事我都可以听你的，但这件事给我带来的伤害太深了，我无法忘记。尤其是一个人国难当头时做出的选择。不管你怎么做，你不要去落井下石，你不要去伤害别人啊。”
张先生笑了笑说：“想不到行健你也这么固执。你好好想想吧，大家都是受害者。你和国志，还有你父亲和他父亲。该受到惩罚的他们不是都受到了么。”
我说张先生你不要再说了。一个人若是不知道自己应该去爱什么去恨什么，那他的一生将会活得没有任何意义。
张先生看了看我，耐心地说，行健呀，你还小，还不懂得什么是宽恕。好了，我不再劝你了。不过，早晚你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当你包着一颗宽大的心，当你用心去爱着这个世界，你才是一个真正懂得幸福的人。
后来却是因为一件小事，才让我改变了对张国志的看法。
每当看到张先生，我就会想起抗战胜利那年我回到镇上时他跟我说的那番话。想到这里，我心里总觉得有些纳闷：什么时候，他那准确的预言才能得到现实的验证呢？
我就这样盼着，盼着。终于有一天我从报纸上得到消息，国民党和共产党打起来了。
临清一开始被共产党占着，后来不知道怎么又被国民党夺了去。大街上又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国民党的重新进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艰难了。他们在大街上挂起高音喇叭，一天到晚地响个不停地宣传国军的政策和前线传来的捷报。那段时间，张先生并不任我们的课，但他却经常会在放学后到我们中间来，宣传共产党的一些东西。他激烈的言辞和有力的论据让我们生出了一种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大家都开始相信，共产党一定比国民党更有希望。
为了表示对国民党的不满，张国声悄悄地把自己的名字改了。他的理由是自己不喜欢以国为志，于是便撷取古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说法，改名张国之。我对他这种做法表示赞赏，这说明这个人不像他的父亲一样，他还是有一些志气的。
张先生在那个时候带我们认识了一些跟他在一起的青年教师，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京师名家的国文教师金先生。受到他的影响我修正了关于人生的看法。
与此同时，在镇上，家里的生活陷入一种从未有过的困境。但父亲没有想到，那个冬天他收到了远在天津的朋友俞子安，也就是俞白的父亲的来信。老朋友邀请父亲去天津游玩儿。当时家里正值缺米少粮，但老朋友的邀请盛情难却，不好推辞。父亲只好给他回信一封，说家里有些事务一时不便，明年春天一定如约前往。转眼之间，春天到了。父亲在贫困交加的时候把这件事情给忘了。老朋友俞子安很快又写了一封信催他。
信里写道：
花谢花开君自知，
春去春归雁来时。
几番南望旧宾客，
不意北上日迟迟。
清水洗心翻作浪，
和风沁香期正值。
何须荐书重沽酒，
寸心与君识不识！
末尾是一行小字：“承训兄，是否还记得当年梨花小醅？城南梨花开了，请速到我处饮酒。弟子安。”
父亲考虑再三，还是决定要动身去天津。他让母亲到外祖父那里拿了一些钱，母亲不高兴地说：“饭都吃不上了，还有心为朋交友！”
父亲看了他一眼，什么都没说。他简单地收拾收拾，乘船北上。
那次天津之行对于父亲来说喜忧参半。先说说那件让他高兴的事吧。
父亲在天津见到了自己多年未见到的老朋友。老朋友于高兴之即答应俞滕两家联姻，以便亲上加亲。未来的亲家让父亲从他的双胞胎女儿中挑选一个做他未来的儿媳。父亲深为俞子安这种不忘贫贱之交的做法感动，他毫不犹豫地挑选了曾经在我们家住过的小女儿俞白。他的理由是母亲非常喜欢这个懂事儿的小丫头。
那时候，俞白正跟她的姐姐俞玄正在天津读教会学校，她们的父亲俞子安是天津商界名流。婚事就这么定下了。俞子安却问父亲，“承训兄，我知道你有两个儿子，可是我不知道你想让我的宝贝女儿嫁给哪一个？”
父亲说：“家有长子，国有大臣。”
俞子安微微一笑，“我倒是常听小女常提起你的小儿子秀林，这个孩子一定很有趣。”
父亲皱了皱眉头，他先是看看了看俞子安，然后说：“子安，你就别提这个孩子了，孺子不可教也！”
听到父亲这么说，我未来的岳父什么都没有再说，他们两个当即替给我跟俞白落下了帖子。婚姻大事就这样简简单单地定了下来。
高兴的事情说完了，现，应该说说那件让他伤心的事了。
一个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太高兴。因为高兴过后总会带来难言的悲伤。就像那句古话“否极泰来乐极生悲”所说的一样，正当父亲还没来得及把眼前这一切想明白时，命运那巨大的不幸又一次击中了他。
那是一个傍晚，正当父亲和俞子安看着亮起来的街灯，坐在花园里饮酒时，他突然收到了来自镇上的一封电报。那封电报只有短短的六个字：“任之病重，速归。”
这六个字的份量是不言而喻的。父亲顿时脸煞白，一下瘫到藤椅上。俞子安安慰父亲说，是不是家里有什么别的事儿呀，父声音发颤：“不是，怕是，怕是这孩子凶多吉少。”
他是被自己儿子们的可怕命运给吓怕了。他突然想起了当年度平无缘无故的失踪，他心底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想到这里已经心神不宁了。
父亲当天晚上就要回去。可是晚上哪里有船。我未来的岳父对他说，恰好明天我们商会有条船去南方办货，不如你跟他们一起走。坐火轮更快一些。
父亲知道这种事着急也没有用了，就干巴巴地笑了笑，说：“好吧，来，子安，喝酒，喝酒。”
俞子安知道，老朋友正心如油煎却非要做出泰山崩于前而不形于色的样子，于是就不再让父亲饮酒，而是劝他早点休息。回到房里的父亲哪里还坐得住。他一次次烦躁不安地在屋里踱来踱去，一直熬到天亮。
第二天傍晚当父亲赶到家里，任之，我那可怜的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弟弟，早已经死了。父亲长叹一声，抱着夭折的儿子，泪如雨下：“我来晚了一步，来晚了一步呀……”
二伯父劝他人生在命，既然任之命是如此，是谓天意。大可不必太难过，际逢变故，当应节哀顺变。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家任之得的是一种急病，鉴于当时的条件，药物奇缺，偏偏又赶上郭家老号的郭子雨被国民党一个大官请走诊病。从发病到死去，仅仅只用了三天。在二伯父给父亲拍电报的时候任之已经没了。以今天的角度来看，他得的当是肝炎一类急症，并不难治。可是对于当时那落后的医疗条件，我们又能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母亲把这一切推之于命，她认为，之所以会发生这一切都是因为父亲当年欠下了别人的债。于是，在别人的盍惑下她开始学着积德行善，念经信佛。以至因此都失去了管教那个正在成长中的小儿子的热情。而她，终于又为自己这种不责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任之死后不久，我们家那个刚刚从母亲怀里放下来的小儿子，在一个宁静的黄昏一个人在门前玩耍，被一个拍花的江湖郎中拐走了。
儿子们一个个悲惨的命运，这打击也实在是太大了。父亲从此心灰意冷，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了生养孩子的打算。他认为，也许自己命中注定不会有自己的孩子。直到解放以后，又过了几年，当天下真正太平了，当那些伤心的往事已经被岁月的双手慢慢抚平之后，他和母亲才又生出了想要一个亲生孩子的想法。在他们都已近五十岁时候，母亲最后一次怀孕并生下一对双胞胎。老年得子的父亲喜出望外，给儿子起名汉平，字知非，女儿名东平，字宛晴。他颤抖着双手，工工整整地将这两个名字填于族谱之上。
孩子生下来时，母亲已经老得下不了奶水。父亲只好在镇上雇了一个年轻奶娘。从此之后母亲寸步不离这两个孩子，一直到他们平安长大。父亲母亲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亲生孩子了。
直到年近耄耋，父亲对自己这一生始终都是很满意的。他的三个儿子，不管亲生还是收养俱已功成名就。尽管，三个儿子都有很多让他感到不满意的地方，但在他心里却一直认为，是他的大儿子，也就是我，帮助他实现了“立德”的愿望；二儿子秀林成为一名冠中外的学术权威，光宗耀祖，让父亲实现了“立言”；小儿子，也是他唯一的亲生儿子知非，富甲一方恩泽乡里。知非的事业为父亲实现了“立功”的心愿；他唯一的女儿东平做了一名大学教师，虽然这有违他对我们所说的“终生不得与人为师”的意愿，但每想到这是自己唯一的女儿，父亲还是原谅了她。以一个平常人的眼光来看，父亲这一生无疑是非常圆满的。这有他九十高龄时写下的一首诗为证：
人去万事空，弥而仍从容。
无功不抱憾，常恕得心平。
与人犹事主，为事不疏松。
虽致道化德，不重身与名。
财货稍堪期，粮务且及陇。
子嗣学有教，德品有仪征。
识天知行健，秀林岂避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