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态度的转变终于让我高兴起来。谁知，这时俞玄不知从什么地方偷偷跳出来，在背后拍了拍我的肩膀：“唉，你们两个！”
“原来是你。”
“叫姐姐！”说着，她一下扯住我的耳朵，高声说道。
“姐姐——”俞白叫一边叫着，一边故作生气地转过身去，她看起来有些不高兴了。这时，俞玄才放开手，一却副蛮不在乎的样子在我们旁边坐下。
过了一会，好象是我们的沉默让她感到有些不知所措，“说呀，继续说呀，就当我没在这儿，瞧瞧，害羞了不是，过几年还要嫁人呢……”
她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捅了捅俞白。俞白又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头垂得更低了。这时，俞玄突然说，“唉，不如把你那个朋友叫过来一起玩吧。”
我愣了愣，才知道她这是在跟我说话。
突然，俞玄瞪着自己的妹妹，高声叫道：“好呀你——”说着，便奔俞白而去，俞白像个小猫一样跑开了。就这样，她们两个人开始了一场追逐的游戏。我坐在冰凉的石头凳子上，看着她们。太阳一点一点地升起，雾渐渐散开，这时，小花园的景色不再是刚才那般朦胧。我们三个人坐下来，一时无语。阳光透过树丛照到身上，带有一股清新暖人的味道。
那真是一个让人难忘的冬天啊。
我在杨家和俞家来回走动，跟杨易之谈论书法，跟俞白谈荀子，谈韩非，谈起自她走后镇上发生的所有事情。我们经常叫上杨易之一起到大街上转来转去，但我的朋友看起来却总是显得有点儿心不在焉。有时候，他也会带上他的妹妹杨易然，这个在我刚到临清的时候还没有学会走路的小丫头，如今已经长成一个伶牙利齿人见人爱的黄毛小丫儿。
一次酒后，我未来的岳父郑重地告诉我，大学毕业时他准备给我们完婚。
转过年来，经再三商量，他们决定让我带着俞白回镇上去看看。俞玄也吵着要去，见拗不过她，我只好也替她求情，岳母终于答应了。后来，我们又拉上了杨易之，一行四人从水路出发南下青城。一路之上俞白的话慢慢多了起来，而我发现，俞玄也竟偷偷地开始跟杨易之窝在船尾说话，而且一说就是大半天。由于彼此心知肚明大家都不好说破。
我们先是在驿渡下船，在镇上住了几天，然后，又赶到临清杨家看望杨老爷子。等寒假过得差不多了，我们四人才结伴返回天津。
当生命中某些东西渐行渐远，一个人很难再始终将它铭记心头；但是，当所有的事情并非一如想象，一个人就会变得容易伤感且情绪脆弱落，并与忧伤且行且近；当未来在他眼中变得不再那么美好，他会因此忽略生活的某些细节，并受到更多的伤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期望，但是，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能按一个人所期望的那样进行选择。后来，我又知道，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为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承担责任的机会；对于一个人，我们不应该去看他是否属于我们一派，不要因为观点相同就表扬，观点不同就不尊敬。我们应该去看他是怎样去做人的。这是我几年大学生活最大的收获了。而我另一点收获就是我已经学会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有深度的人。我学会了这样一种本领：让你的目光具有某种穿透力，让每一个被你注视的人都有一种赤裸的感觉。这多少会让一个人显得锋芒毕露，但是，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自己的个性，那不是一件更危险的事么。生活总会因为某些外来的东西而改变，尤其是当一个人心充满着希望的时候。
那几年，大家都是以这种平平凡凡的方式活着。在慢慢地接受着世界改变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在悄悄改变着。
又是几年过去了。
有一天，我意外听到了我的朋友张国之，也就是曾经的张国志的消息。先让我们看看这个心存大志的人在那段时间都做了些什么吧。
高中毕业那年，他跟我的另一位朋友关慎行一同考入本地的大学。后来，他就在读书的那个城市留了下来。几年过去之后，他成为一名很有前途的画家。这时我们都已经把镇上家族间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忘了。后来，却因为这些事情让他在文革的时候受了很大的苦。
那个时候，李家的大儿子李阳山正在张国之所在的那个城市掌权，张国之顺理成章地被打成右派。这说明张李两家的恩怨并没有因为新政权的成立而在他们的后人心里冻结。再后来，又因为派系斗争，李阳山又被批斗，并被揭出了祖上曾经为匪的黑幕。一时想不过的他怀揣炸药包试图炸掉另一派首脑所在地国棉厂。结果是国棉厂没有炸掉，这个可怜的人反倒把自己给炸死了。
想到文革，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真是太多了。比如，我曾经的朋友关慎行对我们的背叛。现在每当想起这些我就一阵阵心疼。算了，让我们暂时忘了这些让人不痛快的人，再去回忆回忆过去那些美好的岁月吧。
读大学正是世事变迁的几年。独处一隅的我却把自己当作了这个热闹世界的一个过客。想一想吧，我们这些从镇子里走出来的人，却已各自活在自己的空间里，对于镇子来说，我们好象都已经存在于时间之外了。因此，对于我来说镇子上所有的事情也好像存在于时间之外生活之外了。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常常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未名湖畔的石头上，想起故乡的大运河。当想起河边的野草滩，便似乎看到了春天到来时它一下绿油油的颜色，零星的小花开放，水里白云的倒影像一下就能把人带到远方。
我回忆起它们，就像回到了故乡。看来，只有一个真正历经沧桑的人才会知道平凡生活的宝贵。在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今后不管走到哪里，我的理想生活将注定永远只在镇上。也就是说，大运河与镇子已经成为一个深深的烙印，铭刻在我无法忘却的记忆深处。
我在遥远的他乡想起故乡。每当这个时候，那些纷杂的往事又会像旧画片一样展现在眼前。
我用大学几近整整四年的时间来研究张先生生前留给我的书。每当看到那激动人心的文字，我感觉自己就像乘上了翅膀，飞回到临清那座孤坟面前。我常这样想，对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在国难当头，也许每个人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而在和平年代，我们这些人需要做些什么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与良心。其实，一个人却很难把自己的尊严与良心连在一起。也就是说，一个人常常在骨子里，在内心深处不自觉地向往着一种与人性相悖的个性价值。退隐之士与狂放不羁者们，追求个意的真知，而不去关心他身边的人们正在以怎样的状态活着，他不去关心如何让别人因为自己活得更好。因为这些想法，我对这些人的人格越来越表示出更多的怀疑，因此，显然我在我自己的世界里越来越不受到尊重了。我慢慢觉得思考不应该高于生活，生活才是思考的最高形式。也就是说，思考应该为生活服务，而不是凌驾于生活之上。
对文化的认识一步步开始深刻，这让我感到中国文化背景的局部性和政治的自以为是并不能给我们的今天一个合理的答案。不管是理想主义者的儒家，现实主义者的法家，还是浪漫主义的道家，都从根本上不可能让我们的精神走出困境。于是，我提出了政治只是一个工具，并建立一种全新的，以儒家文化为框架的新文化形式的具体想法。
但这种看法一经提出，立即遭到许多人毫不客气的批评。他们先是批评我这想法的不切实际，后来，这种争论慢慢地脱离了学术范畴并涉及到政治，自然而然地属于那个时代的灾难悄然无形地在我的世界里展开了。
虽然明明知道这会是一场灾难，但是现在想起来，我还是为自己有过这样的想法而感到骄傲。1956年，大学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一个省级政府部门工作。这年冬天，在父母主持下，我跟俞白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这时也从天津传来了俞玄跟杨易之的好消息。一切尽在意料之中，我们替这两个人感到高兴。结婚之前，我考虑再三，决定有必要在这时候弄清自己的身世。于是一个人悄然回到镇上。
这时，父亲已经很少回到家里来了，我不得不去青城市政府找他。见到父亲，我尽量让自己语气平静：“我究竟是谁的儿子？”
我看到坐在办公桌后面的父亲愣了一下，但分随即又面沉如铁。过了好大一会儿，他背着手站起来，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像是很努力才钻出来的干巴巴的字。他一字一句地说：“你是你父亲的儿子。”
说完，他坐下，眼皮一垂，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那秀林说的都是真的了？”我又问。
父亲的话像是什么都说了，又像是什么都没说。他把我给搞糊涂了。我知道，心里最清楚的只有他自己。他这样的回答让我加重了对知道自己身世的迫切感。“虽然我不是你的亲生儿子，不过你放心，我永远都会把你当作我的父亲。今天，我只是想在你口中证实一下，”我说。
这时，我看到父亲转过头去看着窗外。那里，一群鸽子正带着呼哨飞过。那个冬天好冷，我打了个寒颤。
知道已经不能从他口里再问出什么了，我一言不发地从他屋子里退出来。
第六卷4
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想很多个冬天。因此，我也奇怪，冬天在我的记忆中为什么总是那么地多呢。也许是因为心情的缘故吧。这不，因为对往事的回忆，我又想起了一个对我来说不同寻常的冬天。
那注定是一个让人难捱的冬天啊。
记忆中每年总有一段时间我会大病一场。这件事要从以前说起了。记不起是哪一年，对了，好像是跟父亲去临清避难那一年吧，我得了一种怪病。一天到晚心焦多虑，昏昏沉沉，四肢无力且萎靡不振。回到镇上，记得曾让仁和永的郭子雨先生看过，病情虽然得到了缓解，但也并未除根。后来，这怪病成为一个我命定的劫数，每到用心思考的时候，它都会准时袭扰而来。它发作时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