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两封信的回忆又让我的思路回到了当年。我又回忆起了那几年以来的生活。
当我正想潜心下来研究张先生留下来的那些东西时，举国上下已经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寂静，然后突然是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般的紧张。很快大革命开始，我因为观点原因被单位免去职务，而在一直在天津跟父母住在一起的俞白，也因为家庭出身不好面临被停课的危险。大家都感到自己好象要大难临头了。在这个关头，她来到我身边，看到我的郁闷，再一次劝我回镇上走走。
直到那时才想起，已经有将近十年没有回去了。“我知道，在你和家里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对于过去的事情，何必计较那么多呢？”她对我说。“就当去看看母亲，去看看那些旧日的朋友吧。”
我最终同意了她的说法。
当我走出自己身边那一方小小的世界，才发现身边的世界已经完全不是想象中的样子了。回到镇上，我拒绝住进家里，那个时候，父亲虽然还担任着职务，但明显地已经力不从心。我的朋友关慎行在父亲的关照下已经在镇上担任党委副书记，我就住在他家里。母亲带着子骏过来请我，被我婉言拒绝。我的朋友对我说：“你这是何必呢？”
我告诉他说我已经决定任何人都不原谅。他叹了口气，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呀，没有仇恨可以永久，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我摇了摇头，说：“世间有两种事不可原谅，一种国仇，另一种是家恨。”
我的朋友看了看我，没有再说话。
“算啦，不说这些了，”我对他说。后来，我们又不知不觉地谈起了好多关于镇子、关于家族里发生过的事情。
那个时候，谁会想到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呢？如果事先知道，我想，我绝不会对我的朋友说起这些，以致主动为他对父亲的反戈一击提供了很多翔实有力的证据。
而恰恰在那几天，杨易然，也就是那个曾经在镇上体验生活的女作家，我好朋友杨易之的妹妹，追着我的行踪来到镇上。
她又一次在我家里住了下来。母亲已经跟她很熟了，她非常喜欢这个懂事儿的小姑娘，就像当年她喜欢俞白一样。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就在我到达镇上的第二天，她找到我，表达了一份在她心中深藏已久的、对我的强烈的爱慕之情。
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感情，我狼狈不堪，有些茫然，又有些不知所措。我知道她是一个个性很重的女孩子，我不敢想象断然拒绝对她造成的伤害。正在为难之机，我突然看到了我的朋友，党委副书记关慎行，心里有了一个主意。我装作十分平静地找到她，告诉她说：你应该知道我已经结婚，依我跟你哥的关系，你就跟我的亲妹妹一样，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我看不如这样，小关这个人不错……
当我说到这里，她突然直瞪瞪地看着我，哇地一声哭了。
当我再想说点儿什么时，她捂着嘴跑开了。我突然开始骂自己的幼稚。我的本意是籍此减少对她的伤害，却不想这正是对她最大的伤害。我心烦意乱，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只好逃避。在镇上住下半月，我匆匆返回到自己的城市。
却不曾想到，因为当年我那一句话，她真的一气之下嫁给了关慎行。后来因为貌和神离，又加上他一些原因，两个人于结婚不久就解除了婚姻。而当时的我对此一无所知，还以为这件事已经不了了之了。
从镇上回到城市的我终日处于一种瞑瞑的暇想之中。
城市生活远远没想象中那么美好，我理想的生活是小时候见到的，那种太阳升起，照在大地上，一群人在大运河边过着平和，宁静，无拘无束的平民生活。于是我常常在独处的时候想起当年，想起镇子，想起母亲。想起她早晨吃力地去井台汲水，想起一家人从从容容开始一天天生活时的情形。我开始变得无比怀念过去那些美好的生活。
沉浸在这美好的暇想里，却也不免为局势而惶惑不安，而恐惧万状，进而深受其害。很快又有一部分人开始被劳动改造。而我未能幸免，就这样戏剧性地被下放到虽然地隔两省，却距老家很近的临清东园。
在刚刚遭到下放的第一年，我有一次机会回到了镇上，那是因为镇子上发生了一件很危险的事。几个到镇上插队的穆斯林青年和镇上的年轻人发生了一些小小的矛盾。一开始，只是因为一个小小的误会，也只是发生在一个小小的圈子里。也许，是因为人们彼此之间过于自信而且都不低头，而且镇上人们对宗教问题严肃性的一无所知，这使得矛盾越来越僵。直到最后，他们砍下一口大大的猪头，夜里偷偷挂在穆斯林们居住的门口。矛盾立即变得水火不容了，很快就有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大批大批瞪着血红眼睛的穆斯林携带利刃，成群结队地镇子周围出现。
他们的头领来自临清大清真寺。
几百人相互对峙，矛盾一触即发。
那正是文革之初，张家人很快就靠自己的打拼夺回了对镇子的领导权，不幸的是他们马上就又被李家打倒了。村长李宝山具有码头李家骨子里生来的热血豪肠。矛盾一开始就是由他们李家人引起。作为一名村长，他却从来都没有想过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去息事宁人。也许，当初只要他肯出面带头退让一步，矛盾就会烟消云散。但他暴躁易怒且从不肯吃亏的脾气对于解决类似的事情是那样的无助。直到当矛盾上升到宗教问题上，那就不是他的能力能够解决的了。
镇长关慎行闻讯后立即对此表示了巨大的恐惧与深深的忧虑。所以，当他看到一场大战已经不可避免并一触即发的时候，马上借了一辆自行车赶青城去找当时还在任上的父亲，让他想想办法。
听到汇报后父亲犹豫了很久，他再三强调这种事情不是他一个人出面就能解决的，必须马上汇报市委。说着，便带上关慎行来到市委，经过汇报李西明书记，他们三人共同研究方案。李书记说要不要先派军队过去维持一下秩序，父亲摇摇头说：“这时候估计派部队过去只能将矛盾激化，矛盾从哪里生起来的就从哪里解决吧，现在关键的是稳定住他们的情绪，让我看看有什么办法。”
他想了又想，才决定到临清去找杨云溪杨老爷子。他想此时也许只有让德高望众的杨老爷子出面和临清大清真寺的穆斯林们谈判才能解决问题。情况十万火急，市委特派一辆吉普车送父亲和关慎行赶往临清。他们先是找到我，父亲坐在一边低头不语，我的朋友说明来意，不容犹豫，三个人火速赶到杨老爷子家里。
旧人相见，自然有许多话讲。那时杨老爷子已经八十多岁，不过，在父亲的请求下，他还是答应试试，看能不能用自己的能力化解这场即将发生的灾难。他带父亲找到临清清真寺的阿訇。三个人谈了整整一个晚上，在父亲答应先退让一步的情况下，阿訇终于答应了退让一步的要求。当夜，他们乘车赶回镇子。
镇子上的局势自然不用再说，大阿訇的到来很快将事态平息了。一场灾难就这样烟消云散，父亲再次以自己的努力为镇子的平安做出了一些积极的贡献。
我亲眼目睹了当年那几百人聚在一起对峙的惊心动魄的场面，这让我深知：无论任何人，他们心中都有着一种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尊严。
当天，我的朋友送我和杨老爷子赶回临清。父亲看了看我，我转过头去，没有说话。
解决那场矛盾之后，父亲又一次被镇上的人们记在心里。而村长李宝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他对此有些忿忿不平。李家人骨子里的争强好斗让他因为失去了一个大干一场的机会而感到无比懊恼。他把这种不快记到父亲身上。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让他心里觉得更不舒服的事很快又来了。
市委意识到让这样一个人来当村长是很危险的。由于对此事件处理不利，市里作出了免去他的村长职务的决定。曾经和滕家积有大怨的李家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件事是父亲的一手所为。他们又把这笔账记到了父亲头上。这让父亲多少有些冤枉。不过后来，的确是在父亲的力主之下，让德高望众张汉臣又做了镇长。但李家却把此事看作滕张两家故意联合设计的结果。
但这件事只是文革中镇子上所发生的那些灾难的一个小小的开始。后来，李宝山那跟张国之同在一座城市的哥哥李阳山做了革委会主任，他很快就下令让自己的弟弟做上镇革委会主任的位子，并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以结合的方式做了一名不脱产的县委委员。
这时，父亲才终于为自己的粗心大意付出了代价。仅仅就在半年之间，因为新常委的上任，他被免去了所有公职，因为斗争需要被调查历史，整理材料，批斗，殴打……，直到后来的派系斗争白热化，另一派人夺权之后，被打倒的一些人翻过身来，而对父亲这样一位在市里曾经“位高权重”的人物，新上马的一派仍不敢冒然进行“彻底解放”。调查许久，他才被冠以“深刻反醒”的名义下到镇子上去看护日本人留下的那座扬水站。
应该说，父亲的老境是非常不幸的。为此，住进扬水站的他有些悔不当初。他又一次想起了自己当年“功成，遂身退”的想法，埋怨自己实在不该站出来。当初他参加革命的目的也不过只是想在胜利之后过上平平安安的生活。到如今，他所担忧的那些事情一一在自己身上得到了证实。好在父亲是知天命之人。他一个人默默地在河边住了下来，主动跟家里划清了界限。
其实，后来，在看到了很多人所受的苦难与不幸之后，父亲却为自己能有一个这样相对僻静的环境而感到庆幸万分。应该说，一开始他对自己这种生活还是很满意的。不过，心怀叵测的关慎行在这个时候蠢蠢欲动了。
他是从我嘴里知道了父亲曾经跟日本人高原正冈有过交谊和秀林正在国外这两件事情。经过不知多少次夺权与斗争，李宝山又重新上台。镇革委会关主任到李家走动很多。这时，新上任的李宝山很快在哥哥的扶植下步步高升，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