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雕刻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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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雕刻的时光- 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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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所写的,通常是特异的、不正常的事件与人物。武侠小说尤其是这样。        
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决不是故意与中国传统道德唱反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出于侧隐之心;除暴安良,锄奸诛恶,是出于公义之心;气节凛然,有所不为,是出于羞恶之心;挺身赴难以德报怨,是出于是非之心。武侠小说中的道德观,通常是反正统,而不是反传统。        
正统是只有统治者才重视的观念,不一定与人民大众的传统观念相符。韩非指责“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指责儒家号召仁爱与人情,搞乱了严峻的统治,侠者以暴力为手段,侵犯了当局的镇压手段。        
古典小说的传统,也即是武侠小说所接受的传统,主要是民间的,常常与官府处于对立地位。        
九        
武侠小说的背景都是古代社会。        
拳脚刀剑在机关枪、手枪之前毫无用处,这固然是主要原因。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现代社会的利益,是要求法律与秩序,而不是破坏法律与秩序。        
武侠小说中英雄的各种行动--个人以暴力来执行“法律正义”,杀死官吏,组织非法帮会,劫狱,绑架,抢劫等等,在现代是反社会的,不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这等于是恐怖分子的活动,极少有人会予同情,除非是心智不正常的人。因为现代正常的国家中,人民与政府是一体,至少理论上是如此,事实上当然不一定。        
古代社会中侠盗罗宾汉、梁山泊好汉的行径对人民大众有利,施之于现代社会中却对人民大众不利。除非是为了反抗外族侵略者的占领,或者是反对极端暴虐、不人道、与大多数人民为敌的专制统治者。        
幸好,人们阅读武侠小说,只是精神上有一种“维护正义”的感情,从来没有哪一个天真的读者去模仿小说中英雄的具体行动。        
说读了武侠小说的孩子会入山拜师练武,这种廉洁或事迹,也几十年没听见了。大概,现代的孩子们都聪明了,知道就算练成了武功,也敌不过一支手枪,也不必这样的辛苦的到深山中去拜师了。        
十        
我没有企图在《鹿鼎记》中描写中国人的一切性格,非但没有这样的才能,事实上也决不可能。只是在韦小宝身上,重点的突出了他善于适应环境与讲义气两个特点。        
这两个特点,一般外国人没有这们显著。        
关于适应环境,在生存竞上是优点,在道德上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恶的。        
就韦小宝而言,他大多数行动决不能值得赞扬,不过,在清初那样的社会中,这种行动对他很有利。        
如果换了一个不同环境,假如说是在现代的瑞士、芬兰、瑞典、挪威这些国家,法律相当公正严明,社会的制裁力量很强,投机取巧的结果通常是很糟糕,规规矩矩远比为非作歹有利,韦小宝那样的人移民过去,相信他为了适应环境,会选择规规矩矩的生活。虽然,很难想象韦小宝居然会规规矩矩。        
在某一个社会中,如果贪污、作弊、行骗、犯法的结果比洁身自爱更有利,应当改造的是这个社会和制度。小说中如果描写这样的故事,谴责的也主要是社会与制度。就像《官场现形记》等等小说一样。        
十一        
中国人的重视人情与义气,使我们生活中凭添不少温暖。在艰难和贫穷的环境中,如果在家再互相敌视,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充满了冷酷与憎恨,这样的生活很难过得下去。        
在物质条件丰裕的城市可以不讲人情、不讲义气,生活当然无聊乏味,然而还得活下去。在贫乏的农业社会中,人情是必要的。        
在风波险恶的江湖上,义气是至高无上的道德要求。        
然而人情与义气讲到了不顾原则,许多恶习气相应而生。中国政治的一直不能上轨道,与中国人太讲人情义气有直接关系。拉关系、组山头、裙带风、不重才能而重亲谊故乡、走后门、不讲公德、枉法舞弊、隐瞒亲友的过失,合理的人情义气固然要讲,不合理的损害公益的人情义气也讲。结果是一团乌烟瘴气,“ 韦小宝作风”笼罩了整个社会。        
对于中国的处境,“韦小宝作风”还是少一点为妙。        
然而像西方社会中那样,连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也没有多大人情好讲,一切公事公办,丝毫不能通融,只有法律,没有人情;只讲原则,不顾义气,是不是又太冷酷了一点呢?韦小宝如果变成了铁面无私的包龙图,又有什么好玩呢。        
小说的任务并不是为任何问题提供答案,只是叙述在那样的社会中,有那样的人物,你们怎样行动,怎样思想,怎样悲哀与欢喜。        
以上是我在想韦小宝这小家伙时的一些拉杂感想。        
坦白说,在我写作《鹿鼎记》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在最初写作的几个月中,甚至韦小宝是什么性格也没有定型,他是慢慢、慢慢地自己成长的。        
在我的经验中,每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在初写时都只是一个简单的、模糊的影子,故事渐渐开展,人物也渐渐明朗起来。        
我事先一点也没有想到,要在《鹿鼎记》中着力刻画韦小宝关于(不择手段地)适应环境和注重义气这两个特点,不知怎样,这两种主要性格在这个小流氓身上显现出来了。        
朋友们喜欢谈韦小宝。在台北一次座谈会中,本意是讨论“金庸小说”,结果四分之三的时间都用来辩论韦小宝的性格。不少读者问到我的意见,于是我自己也来想想,试图分析一下。        
这里的分析半点也没有“权威性”,因为这是事后的感想,与写作时的计划与心情全然无关。我写小说,除了布局、史实的研究和描写之外,主要是纯感情性的,与理智的分析没有多大的关系。        
因为我从来不想在哪一部小说中,故意表现怎么样一个主题。如果读者觉得其中有什么主题,那是不知不觉间自然形成的。相信读者自己所作的结论,互相间也不太相同。        
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这十几部小说中,我感到关切的只是人物与感情。韦小宝并不是感情深切的人。《鹿鼎记》并不是一部重感情的书。其中所写的比较特殊的感情,是康熙与韦小宝之间君臣的情谊,既有矛盾冲突、又有情谊友爱的复杂感情。这在别的小说中似乎没有人写过。        
韦小宝的身上有许多中国人普遍的优点和缺点,但韦小宝当然并不是中国人的典型。民族性是一种广泛的观念,而韦小宝是独特的、具有个性的一个人。刘备、关羽、诸葛亮、曹操、阿Q、林黛玉等等身上都有中国人的某些特性,但都不能说是中国人的典型。        
中国人的性格太复杂了,一万部小说也写不完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他们都不是人,但他们身上也有中国人的某些特征,因为写这些“妖精”的人是中国人。        
这些意见,本来简单的写在《鹿鼎记》的后记中,但后来觉得作者不该多谈自己的作品,这徒然妨碍读者自己的判断的乐趣,所以写好后又删掉了。何况作者对于自己所创造的人物,总有偏爱。        
“癞痢头儿子自家好”,不可能有比较理性的分析。事实上,我写《鹿鼎记》写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韦小宝这小家伙当作了好朋友,多所纵容,颇加袒护,中国人重情不重理的坏习气发作了。因编者索稿,而写好了的文字又不大舍得抛弃,于是略加增益,以供谈助。        
匆匆成篇,想得并不周到。           
金庸小说中最动人的情话       
三毛曾经说过,金庸写的不只是武侠小说,而是写了“包含了人类最大的,古往今来最不能解决的,使人类可以上天堂也可以下地狱的一个字,也就是‘情’字”。深以为然。读金庸的小说,常常会为其中爱情所感动,所陶醉。        
1.黄蓉轻轻唱道:“活,你背着我!死,你背着我!”        
所有金庸的作品,给我印象最深、最多感动的就是这句话,黄蓉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孩子,是那么聪明,那么慧黠,会用一千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爱。在生死未卜,郭靖背她去求医的路上,用《山坡羊》的曲子唱出这样一句,真是可爱到了极点,是啊,只要在心爱的人的背上,那么生和死也是无足轻重了。 只可惜淳朴的靖哥哥一心牵挂她的伤势,并没有对她做出回应,也算是美中不足。        
2.阿朱接口道:“有一个人敬重你、钦佩你、感激你、愿意永永远远、生生世世、陪在你身边,和你一同抵受患难屈辱、艰险困苦。”说得诚挚无比。 萧峰之于阿朱,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真英雄,所以阿朱对萧峰的表白“敬”的成份大于“爱”,是符合中国传统的爱情模式。而当时萧峰不容于中原武林,这既是“爱的表白”也是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宣言。一个男人,被一个女人如此的“敬重”、“钦佩”、“感激”,真是一生幸事,夫复何求。        
3.赵敏低下了头,轻声道:“好罢!我跟你说,当时你咬了殷姑娘一口,她隔了这么久,还是念念不忘于你,我听她说话的口气啊,只怕一辈子也忘不了。我也咬你一口,也要叫你一辈子也忘不了我。” 聪明的女子往往不是很让男人喜欢,可是聪明的女子却懂得用别出心裁的方式来示爱,敏敏的这个出人意表的举动和对“咬人”的可爱理解,再加上这番天真而深情的解释,是多么美好动人啊,难怪无忌哥哥不但原谅了她的一咬,还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4.胡斐怦怦心跳,问道:“现在相逢还不迟么?”苗若兰不答,过了良久,轻轻说道:“不迟”。又过片刻,说道:“我很欢喜”。 这算是最为简洁而又含意深长的情话,苗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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