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写的基本上是史实，只不过加了一个韦小宝，例如康熙谋杀鳌拜、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均为真人真事，只有一个韦小宝是虚构的。
虚构的韦小宝参与真实的历史，反映了金庸观察历史的一种独特角度。由于韦小宝的参与，积淀在历史记述之下的“真相”一一显现。究其实，历史不过是一连串的闹剧，支撑着情节发展的可能只是一刹那的心理波动或某个人的一时冲动。
韦小宝与苏菲亚公主偷情，并助她成功篡权夺位，令人发笑，也令人深思。一切权力的斗争，玩弄的难道不正是韦小宝的把戏？恰如小说中所言：
中国立国数千年，争夺帝皇权位，造反斫杀，经验之丰，举世无与伦比。韦小宝所知者只是民间流传的一些皮毛，却已足以扬威异域，居然助人谋朝篡位、安邦定国。其实此事说来亦不稀奇，满清开国将帅粗鄙无学，行军打仗的种种谋略，主要从一部《三国演义》小说中得来。当年清太宗使反间计，骗得崇祯皇帝自毁长城，杀了大将袁崇焕，就是抄袭《三国演义》中周瑜使计，令曹操斩了自己水军都督的故事。
而韦小宝煽动俄国士兵造反的汁策，实际上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那就是：让群众的欲望之河决堤。
韦小宝心想：“满清来中国抢江山，鞑子兵搞扬州十日，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老皇爷就此做成了皇帝。他妈的，我叫他们搞莫斯科十日，搞得天下大乱，越乱越好。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若不如此，怎抢得到皇帝做？”
于是，他对苏菲亚说：“你叫大家进莫斯科城打仗，杀人放火，答应他们做将军大官，有很多很多金子银子，大家抢美女做老婆！”
接下来，苏菲亚站在广场上的演说，以及底下的群众反应，实为人类历史上许多 “革命”的缩影。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驱动力是金钱与美女，人成了欲望的奴隶和打手。
苏菲亚站在阶石上，大声说道：“火枪手们，你们都是罗刹国的勇士，为国家立过很大功劳。可是你们的饷银大少了，你们没有美丽的女人，没有钱花，酒也喝不够，住的屋子太小、太不舒服。莫斯科城里有很多有钱人，他们有好大的屋子，有很多仆人，有很多美丽的女人，你们没有。这公平不公平啊？”
众火枪手一听，齐声叫道：“不公平！不公平！”
苏菲亚道：“那些有钱人又肥又蠢，吃得好像一头头肥猪，如果跟你们比武，打得过你们么？这些富翁的枪法难道胜过了你们？他们的刀法难道胜过了你们？他们为国家、为沙皇立过功劳么？”她问一句，众火枪手就大声回答：“牟特！”
苏菲亚又道：“你们应当做将军，做富翁！
你们个个应当升官发财……”
就是这么几句平淡无奇的话，却将群众煽动得热火朝天。为什么？因为抓住了人内在的愿望，那种强烈的被压抑的愿望。如果仔细去研究一切的群众运动，则会发现，运动的领导者总是激发了此一类的潜愿望，群众才可能“揭竿而起”。
因为欲望，便有了革命，有了战争，有了人与人之间无休无止的争斗，有了历史的进步。但最后，人人都成了欲望的牺牲品。
连韦小宝这样一个在人世混得溜溜转的“活宝”，也感到了厌倦，终于从心里喊出： “老子不干了！”
欲望化的世界是一个立体的世界。
好与坏，正与邪，是与非，忠与奸，不是能够截然判断的。在多元的视角里，它们之间的界线若隐若现，有时甚至了无踪迹。
就大的方面而言，康熙是满清的皇帝，是全体汉人的死敌，但他却是一个“好皇帝”。他对韦小宝说：“明代的皇帝没有一个能像他自己那样勤政爱民。假定人民的希望是安居乐业，那么，在他的统治下，人民达成了他们的希望。为什么还要无事生非，想把他赶出中原？只不过是名份之争罢了。”
韦小宝将这个意思转述给顾亭林这样有学问的人，后者也是一时语塞不知何以对答。
这就注定了壮烈的反清复明运动失败的必然性。
再就小的方面而言，同是反清复明，天地会、沐王府、九难各有所主，而李自成则完全是个“造反派”，吴三桂则是反复无常的“奸雄”。他们互相指责，自以为是，在旁人看来，吵吵闹闹的，内里却不免荒唐。一个败落了的王朝，居然还在为“正统”、 “名份”争执不休。
在郑成功的小政权内，宛如一个缩小的皇宫，骨肉相残，权贵倾轧。在历史风云中飘摇的身影，那种跌爬的姿势，同样叫人不胜唏嘘。
书中除了像吴之荣这样明显的反角，或像陈近南、吴六奇这样明显的正角外，大多数人只是生活中的真实的“人”，无所谓好坏。在这样的环境，他可以成就好事，在那样的环境，他又可以成就坏事。例如韦小宝手下的一些爪牙，或者像郑克塽、海老公之类的人物，完全看你从什么角度去判断。
至于本书的主角韦小宝，则更是一个难以言说的人物。
有人赞韦小宝，说他聪明伶俐，办事妥当；有人骂韦小宝，说他奸诈浮滑，不明忠义。几乎可分成两派，各有道理，互不相让。
现实中是不可能有韦小宝这样一个人物的：一个小小的孩童，竟然可以在皇宫、官场、异族、秘密帮会的争斗中，履险如夷，逢凶化吉。每一个成名的人物，都被他弄得贴贴服服，言听计从。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小孩子呢？但当你读《鹿鼎记》的时候，就觉得他是站在身旁，挤眉弄眼，精灵古怪，伺机向你恶作剧的小顽童。
相对比梁羽生关于同一历史时期的作品，金庸的描写显然要深刻得多。他有意无意地将历史的全部复杂性，也包括人性的复杂性，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并没有作出什么结论，却让人久久地沉思。
不仅如此，在这部小说中，金庸对于道德的两难有着独到的体会，并且将世间的虚伪假象昭示无遗。
韦小宝用下三滥的功夫去对付茅十八的敌人，救了茅十八。而茅十八则告诫他： “这等下三滥的行径，江湖上最给人瞧不起，比之下蒙药、烧闷香，品格还低三等。我宁可给那黑龙鞭史松杀了，也不愿让你用这等卑鄙无耻的下流手段救了性命。”
韦小宝却说：“用刀杀人是杀，用石灰杀人也是杀，又有什么上流下流了？要不是我这小鬼用下流手段救你，你这老鬼早就做了上流鬼啦。你的大腿可不是受了伤么？人家用刀子剁你大腿，我用刀子剁人家脚板，大腿跟脚板，都是下身的东西，又有什么分别？”
这或许有点强词夺理，却也触及到了关键问题。往深里想，道德原是游移不定的，而许多“美好”的幌子，也只是人类自欺欺人的把戏。
难怪到得小说结尾，荣华富贵、金钱美女俱一一得手的韦小宝会这样感叹：
“天地会众兄弟逼我行刺皇上，皇上逼我去剿灭天地会。皇上说道：‘小桂子，你一生一世，就始终这样脚踏两条船么？’他奶奶的，老子不干了！”心中一出现“老子不干了”这五个字，突然之间，感到说不出的轻松自在……
行走在人世间，就是难、难、难！无论你做什么，怎样做，都不可能圆满，不可能完美无瑕。那么，最好就是不做，不做才能达臻圆满。
《鹿鼎记》对于历史，对于人世，充满了讽刺，也充满了洞察和怀疑，似乎是一部厌世的书。或者，换一句通俗的话，是一部看透了人生的书。所以，在《鹿鼎记》以后，金庸再也不写小说了。
还有什么可说呢？
《鹿鼎记》之官场百态
官场与妓院，是世界上最虚伪的地方。
官僚体制的设定，是人类文明的表现。
它带来的是秩序是规范，但是，也带来了另一些东西，最明显的就是：虚伪与腐败。
人类智慧的创造物走向了人的反面，成为人的桎梏，这是进步的另一面。
所以，老庄的哲学崇尚静止。
在老子看来，典章、制度之类的设置，引致的是更深刻的混乱，井且激发起人性中邪恶的因素。明智的君主应当无为而治。
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说清的难题。
我们见到的既定事实是：官僚体制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繁复，已经形成了一个称为之为官场的世界。
《鹿鼎记》的场景一直游移在三个地方：官场、江湖、妓院。而其中最着力描写的是官场。官场与妓院虽然一则高贵一则低贱，却同样是极端扭曲人性的场所，有着许多本质上的一致。
例如，人的尊严之剥落在妓院与官场是一样的。
妓女与嫖客构成了一对相互依存又相互鄙视的关系。他们互相利用，实现自己的欲望，又在道德上互相鄙视。嫖客固然视妓女为下贱，但一般的妓女也很少真正瞧得起嫖客。
在官场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关系，如受贿者与行贿者之间。受贿者接受行贿者的物质利益，却在心底瞧不起行贿者的人格；而行贿者所看重的也只不过是受贿者的权力，对于作为一个人的受贿者，则充满了敌意与厌恶。
这种建立在纯粹利益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正是妓院与官场的最大特产。
为官之道，首先必须学会说谎，学会毫不脸红地拍马屁，还有欺上瞒下等等的一套。
韦小宝之所以在康熙跟前混得这么好，与他高超的说谎拍马本领密不可分。而且他的马屁拍得极为巧妙，丝毫不露痕迹。
有一次，他莫名其妙地成了杀刺客的英雄。当康熙问他用什么招杀刺客的，他说： “一时之间，我心慌意乱，眼看对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