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发公司的，现在是相老板境外合伙人。我、金经理还有一个小姑娘晋婧准备11月26日去匈牙利。相老板说要大干，先投入2百万，陆续再派人过去。我们连匈牙利公司的名儿都取好了，叫英神特，就是英文ANCIENT（远古的意思）的译音。你们进展怎么样？”
姬逸夫听了，真是心焦，羡慕地说：“我们？还得等。明年五一节能过去就不错。”同时，还悄悄提醒孔老师留神点儿：别净瞎作好人，小心前车之鉴。
但孔老师已然忘乎所以，说和相老板的人相处很好，对他十分尊重。又炫耀地说：“小姬，匈牙利那边来信儿啦，以后匈牙利不给绿皮护照多次往返签章了，所以我们这次全拿私人护照过去。你们将来也得拿私人护照。甲西没告你们？”姬逸夫不知道，摇摇头。心想，事越来越麻烦！
姬逸夫在街对过的一家小饭店请他们用餐，权当戋行。金川身高体大，浓眉大眼，长方脸，忠厚相；操一口浓重的巨方口音，说话慢条斯理，——活象北朝鲜人，说很愿意将来跟姬逸夫在匈牙利合作。
送走他们，姬逸夫心里更急了，寻思：这私营企业办事，效率就是他妈的快。
第六章 思忖再三勉就家夫事业梦 顾虑反复难为人子双全名
不断的思绪象开闸的水，从姬逸夫心里汩汩往外流淌。
就在那年7月份讨论商检公司业务发展工作的局党组扩大会上，因王瑗的去留问题，招致王禾与姬逸夫的短兵相接。王禾力主留用，说王瑗英语还可以，工作勤奋、麻利利索等等；姬逸夫则竭力反对，说她英语根本就不会，而且工作不谨慎，外面闲话很多，不宜在我们这样的单位工作，并且又提到从薛翠和小张处听来的那些故事。
郭发局长却反诘姬逸夫道：“光听说不行，有没有证据？”
姬逸夫明显地觉得他在偏袒王禾和王瑗，一时间不知如何作答。经过一番面红耳赤的辩论，最后，毛局长绕圈支持了姬逸夫的主张，说：“老王，我看王瑗的合同已经过期，就让她走算了，你说呢？否则拖下去更不好走，你能给人家转正？反正我不能。你看，打字员小郑干了4年都没办法转，到现在成了糊糊事……”
王禾不知道姬逸夫已经汇报在先，原以为只要摆平郭局长就万事大吉了，所以毛局长的一边倒表态，犹如重重的一记当头棒喝，打得他脑袋嗡嗡作响，半晌缓不过劲儿来。从此，耿耿于怀。
8月份，王经理陪毛百民局长去了香港，将原来带姬逸夫去的许诺搁置不提；姬逸夫则认为不提带他去香港，是王禾对他的报复。之后，王禾跟姬逸夫谈话时，多次旁敲侧击，暗示姬逸夫“不要背后捅人”——他分析：肯定小姬跟毛局长说过什么。而姬逸夫则愈加觉得王经理品德不好，为个人利益，不实事求是，予人“小鞋”，没有原则。也曾反唇相讥说：“我按组织渠道如实、逐级汇报，并且，反映的又不是你的问题，怎么能算‘捅人’”？
从此，俩人关系日窘。并由此引发出阻挡姬逸夫入党的事。
鉴于王瑗的故事和加强、发展商检公司业务力量，那次会议还决定从局里选派两名素质较高的人员，补充公司：一个是魏坷，一个是李大可。魏坷和李大可都三十来岁，都刚来巨方商检局工作没两年。魏坷来自省北某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后来参军，又被选送入巨方市武警教官学校学习，然后留校作教师，前年复转来到巨方商检局；李大可是毛百民的安徽老乡，89年考入巨方财经大学，两年后留校任教，但不安于一生作个老师，才托人引荐，几经周折，调入巨方商检局的。据说此二人走得都是毛百民局长的门子——各单位的人事都掌控在一把手手里的。原来李大可在办公室、魏坷在商检二处工作，后来两人都打探到商检公司地界好，一是身子活泛，二是有企业色彩、有油水，就都尽力活动。李大可还跑姬逸夫家好几次，要姬逸夫帮忙，向毛局长要他；魏坷则直接专攻毛局长，从上头找人活动。最后，二人双双如愿。
除去在人员和业务上加强巨方报验公司的力量，局党组还在商检公司组成以李大可任组长、王禾和魏坷为组员的党小组，加强党的力量。
9月，巨方商检局根据中组部《关于试行中央、国家机关司处级行政领导干部年度工作考核的通知》和国家、省商检局的有关文件，决定对巨方商检局的处级以上干部进行考核。考核分两步进行：本人述职报告；向群众征求意见、群众评议。其中群众评议要背靠背进行。主要对干部的德、能、勤、绩进行考察。王禾经理作完述职报告后，按规定曾主动征求姬逸夫的意见。姬逸夫早就对王禾打击报复胸怀不满，就拣直说道：“王经理，您看，去年年底，您主动跟我说明年8月组团赴香港考察时带我去，可因王瑗的留用问题咱两发生争执后，上个月您们去香港时连提都没提。我就想了：您这不是给我穿‘小鞋’吗？”王禾听后，十分恼火。心说好哇！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我干上了，在关键时刻给我备黑点！好，咱们走着瞧！同时，心里一怔：没想到当时自己没当会事、只是应付应付的一句话，叫他当真了！心里不由得觉得冤枉，无法接受。
机会最终来了。
90年初，姬逸夫入党的事列入商检公司党小组的议事日程。在党小组讨论会上，王禾发狠地向姬逸夫开了三炮：一曰，89年业绩不如88年；二曰，骄敖自满；三曰，说“姬逸夫说不带他去香港是给他穿小鞋”自己感情上过不去，得请他先讲清楚。”
讨论会一完，魏坷就跟姬逸夫透露了王经理的表现，并说我是同意你入党的；李大可在回家路上也偷偷向姬逸夫透消息，还说要不你找王经理谈谈？你看，他是经理，他不同意我们也不好办。姬逸夫的强劲儿上来了。跟李大可说：“谈什么？我又没错。是他向我征求意见时，我当面给他提的。怎么？搞秋后算帐来了？89年和88年能比吗？89年国家的经济政策是紧缩，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都从百分之十跌到百分之七了？他知道不知道？局里对他的经济指标也从前年的40万减到10万了，他不知道？去年局里定的10万指标，我一个人就挣了6万多，我怎么就干的不如去年好？他怎么不是给我穿小鞋？他正给我穿的这双鞋比上一双更小！”停一下，又说，“他当处长的，在对他进行的审核期间请我给他提意见，他应当本着‘有则该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听取，谁给他权利来指责我的？就这个水平？跟他没什么可讲的。”
事情就这么僵持下来。
姬逸夫心里明白，王禾是等姬逸夫求饶告软，你不服软，我不撒话，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李大可和魏坷心里也有一本帐：现在局党组正选拔干部，准备为各处室配备副手，而李、魏二人都心知肚明，姬逸夫已然是商检公司业务部经理，比他们略胜一酬，如果再是党员，那公司副经理的宝座岂不非他莫属？而他们二人又都似乎“朝中有人”、是“藏龙卧虎”，所以，就势来个顺水推舟——拖吧，反正好赖有老王这堵挡风墙呢。
就这样，一拖就是一年半。
91年7月，商检局机关支部敦促商检公司党小组排解此事。党小组召开扩大会议。会前，李大可三番五次嘱咐姬逸夫，千万别激动，向老王好好解释解释，给他个台阶下。
姬逸夫会上讲：“王经理，您88年底的确当着俩三个人说过要带我去香港；可今年您又的确没带我去，而且也没有任何解释。在这期间咱们之间又的确因为王瑗的去留问题在党组扩大会上吵了。所以，我才有了那种推断：是不是就因为我反对留用王瑗，您就给我穿小鞋呀？如果您当初没提带我去，如果您当时有原因不能带我去，而且跟我又作了解释，我也就不会有这种看法了不是？我并不是肯定说您在报复我。我是说您的这种做法容易使人产生这种疑惑。是不？”
老王当初许诺说带姬逸夫去香港，本是出于当时想稳住姬逸夫耍的小花招，或者说起码没太往心里去，现在施翻起来显得不太在理，搭着面对面说合，又加以李和魏在一旁敲边鼓，所以，尽管嘴上仍然不依不娆，也只好往台下出溜。就这样，姬逸夫总算在一年半之后取得填写入党志愿书的机会。
然而，事犹未尽。
总觉着心中恶气未消的王总，在看完姬逸夫的入党申请后，跟姬逸夫说：“小姬，你看，你通篇谈得都是大道理，得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像生活、工作什么的，说说缺点，然后我们介绍人也好给你提优缺点不是……”姬逸夫的申请，是在征求很多已入党、有经验的同事、朋友或自己妻子、领导后才填写、并得到他们认可的，所以，听后不以为然，说：“王经理，我觉得入党申请书主要应当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高度，来谈对党的认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不应当去说什么生活、工作缺点，要那样，不成工作总结或生活检讨书啦。”
得，这下又搁车了。一来一往，折腾了一个月。最后，姬逸夫在李大可他们的劝导下，又在一片纸条上依据党员的八项义务谈了谈自己的不足，贴在申请书上，交了上去。从此就杳无音信了。
数月过后，已是91年12月中旬。这天，姬逸夫从位于河东的商检局开完会出来，在门口遇到机关党支部的组织委员义厚。义厚忙招呼他：“喂喂，小姬，你那个志愿书是咋回事啦？咋连个介绍人的签字都莫（没）啦？前几天，哦（我）遇见王经理嗡（问）他，他说叫哦行（我找）李大可咯。给李大可打电话，说是王经理不签，他也不敢签。这是闹甚咧？这一放就是半年。眼看着今年的入党指标又完了。谁也不往回拿。”
姬逸夫一听，觉得脑袋有点轰。于是，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