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有理”的口号让一些贫农成份的穷人挺直了腰杆，不再为穷而感到羞愧，但同时也让一些无产无业的“流氓无产者”有了混水模鱼的可剩之机，在桑墟猖狂一时的张二侉便是一个纯粹的“流氓游民”。当张二侉突然在一夜之间戴上红袖章跳着叫喊要夺权时，人们都觉得滑稽可笑，但是当张二侉公然以“造反司令”的身份，领着一帮平时街面上的混混们冲进大队部夺印的时候，那些根本没把张二侉放在眼里的大队干部们都有点措手不及。
张二侉第一次并没有夺到印，因为我的母亲在张二侉他们冲进大队部时已抢先一步把印抓在了手里，并且对狂妄嚣张的张二侉一帮人严词斥责。张二侉虽然横，但却也不敢对我母亲怎么样，因为在桑墟没有人不知道母亲是“有来头”的。张二侉慑于母亲的威严，只好带着他的虾兵蟹将退走了。
没有夺到印便没有夺到权，张二侉心里恨极了母亲，但张二侉自己又不敢和母亲正面冲突，于是便开始从“毒和尚”入手。
“毒和尚”当时也正值年轻气盛，见别人膀子上戴着个红袖章便眼红得要命，也不顾自己的出生，便厚着脸皮去向张二侉请求加入造反派，被张二侉羞辱耍笑了一通仍不死心，灰头涎脸地表着忠心。
张二侉第一次夺权失败之后，便不怀好意地答应了“毒和尚”，但条件是要求“毒和尚”必须与我母亲作对。“毒和尚”受宠若惊，满口答应了下来。
“毒和尚”胳膊上终于多了条红箍子，一时之间得意忘形，正如桑墟特有的一句歇后语所说：“站在热鏊上放屁──趾高气扬”起来，并且开始了恶毒对待我们母子的无耻行径，妄图以此去报答张二侉对他的“照顾”。
母亲带着我和哥哥艰难度日，“毒和尚”的处处刁难与处处挟制让我们有诸多不便。爷爷奶奶根本不敢开口，害怕惹祸上身；父亲远在千里之外；原大队干部一个个都被搞倒；一些好心人欲问却又有心无力。母亲已经孤掌难鸣。
张二侉终于如愿以偿地夺了大队的权，失去利用价值的“毒和尚”也当即被张二侉捋去了那道红箍子，“傻蛋，老子只不过是利用你，也不撒泡尿照照，就你那熊样，一个中农分子还想当毛主席的红卫兵？”张二侉嘲笑着满脸呆傻委屈的“毒和尚”。
张二侉夺了权，仍然记恨着我的母亲。他不敢对我母亲直接下手，于是便出了一个坏主意，把手伸向远在千里的我的父亲。
远在武汉的父亲对家中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当母亲得知张二侉他们从“毒和尚”口中得到了父亲的地址，而打电报赚父亲回家时已经晚了。父亲回到家里的当晚便被叫到了大队部，见过大批判大辩论、并且亲眼目睹武汉三镇大武斗场面的父亲，哪里把张二侉他们这帮人放在眼里，在大队部父亲面对张二侉他们演出了一场“舌战群丑”，把那一帮人辩得张口结舌。他们事先并没有想到父亲所在的也是数得着的大城市，见得比他们多，知的比他们广，他们虽然每人手里拿着一本事先准备好的《毛主席语录》，但辩论起来却还是没有父亲用起“语录”来灵活快捷，他们最后无技可施，只好胡搅蛮缠，端出了无赖的嘴脸。
所幸的是张二侉他们没敢动武，因为他们不知道父亲在他们面前的一番吹嘘是真是假，他们对父亲这么多年在外面是否学了一身功夫将信将疑，因为他们对外面的世界知道得太少了，所以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他们害怕他们当时在场几个人一旦争斗起来不是父亲的对手，所以只好放父亲回家。
母亲让父亲快走，连夜走，不要在家里耽搁，因为母亲是深知张二侉那一帮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的，所以父亲只有走才是唯一的保障，而且一旦父亲回到了武汉，那么张二侉他们再怎么样也无可奈何了。
父亲在发了一通英雄脾气后终于被母亲说动了，但是在决定走时，他的英雄脾气致使他并没有按照母亲的吩咐从沭阳走淮阴，一路南下自南京去武汉这条路线，而是仍按惯例走东海奔徐州，从而导致了被张二侉派人从半路追回的结局。
虽然被半路上追回的父亲随时都可以轻易地摆脱两个追踪者，但是崇尚“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父亲还是大摇大摆地跟了回来，把母亲气得抱怨也不是，可怜也不是，而当父亲自己意识到逃跑的重要性时，已经在大队部被关了两天了。
父亲是半夜里越窗而走的，“窗户上那几根小木棍能挡得了我！”父亲在多少年后仍然自得地这样说。
父亲在告别母亲时可谓是从容不迫，但是申明与父亲“划清界限”的爷爷奶奶及“毒和尚”一家人缩在屋里连一声都不敢吭。多少年后在我听到有关这一情节的叙述时就想，所幸的是“毒和尚”没有去向张二侉报告邀功请赏，否则问题恐怕又要变得复杂一些了。
父亲这次走得非常顺利，虽然张二侉再次派人沿途追赶，而且一直追到了武汉父亲所在的厂里，但却一无所获。当追踪者比父亲早半天到达厂里时，到处找不到父亲的影子，而他们那种缩头缩脑的形迹引起了厂里的怀疑，当即被抓了起来。厂里问明了情况后把他们训斥了一顿关了起来，直到父亲平安到达厂里才被赶走。
经过这一番风波，由于家庭内部的排斥加上外部的压力，母亲想到如果继续在桑墟呆下去已经不可能有好结果，因此毅然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对于我们搬离桑墟的情节一直以来我都非常模糊，虽然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讲述，但总也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大约的情节就是：在我的舅舅们的帮助下，一辆板车载着我们的全部家当在萧索的路途上走了一百多公里，从早晨一直到半夜才到达了目的地──母亲的出生地塘沟。在这段路途中，哥哥的一只脚被车轮绞了一下，伤痛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塘沟在我的头脑里一点印象都不存在，虽然在数年之后我有一个到塘沟读书的机会，但又被我放弃了，而且在此二十多年后因为塘沟出了一个学雷锋标兵张子祥而被哄提一时，但我的头脑里对塘沟还是连一点模糊的影子都没有，这对一个曾经在塘沟生活过几个月的人来说似乎太不应该了，唯一的理由就只是我那时还太小。
母亲在叙述她决定再次搬家离开塘沟时说，塘沟太偏僻了，不仅交通不便，环境也很恶劣，用穷乡僻壤来形容毫不为过，因此母亲不愿被“困在那里”，于是在塘沟仅呆了短短几个月，母亲便又一次将一板车家什拉上了路途。
这次搬家完全可以说是前一次搬家的一个回马枪，在又经过一天的奔波之后，我们到达了位于桑墟东方，距桑墟仅六公里之遥的属当时的丰收公社管辖的张庄。
张庄，古时候称张家口子。据说，数年前，桑墟有一张大户，家有良田千顷，为人也很和善，极为乡人所尊敬。
张大户有两个儿子，向来不和，待张大户两眼一闭，两个儿子便分了家产，各居一方了。老大自然占了点儿便宜，得以居守老宅，而老二相对来说要和善一些，所以只好远离家门，住到自己的“领地”上去了，而老二的“领地”正是今天的张庄原张家口子。
老二到了张家口子以后，便也自招了一些佃户，时间不长，张家口子也便自然成庄了，为便于记忆，张家口子的人们就干脆自称为“张庄”了，从此，张庄一名便传开了。不过在桑墟人的眼里，张家口子仍然是张家口子，而今桑墟五十岁以上的人还是称张庄为张家口子，或者直接简称为张口，这便是见证。
然而我无法说清张庄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因为我对张庄毕竟还不是十分了解的。
在张庄，我们开始是借住在张庄大队部破旧的原队房中的，这是已经废弃的随时准备推倒的三间空房，四面透风，老鼠成群，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我们便寄生于此，也许三弟也就是出生于此，我不知道，我只是以模糊的记忆来推算时间，三弟应该就是出生在这段时间里。
这段生活让母亲和哥哥都刻骨铭心，当母亲和哥哥回忆起那段往事时，对昔日的艰难仍然唏嘘不已。在他们的叙述里，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季，刺骨的寒风从四周的墙缝里直向屋里钻，往往是一夜都不能把被窝焐热。用草堵的墙洞根本起不了多大的作用，风好象仍从草把中向屋里挤，屋内的气温绝不比屋外高多少。由于冰封河面，离别的人家又远，吃水成了问题，于是哥哥便用锅挖来雪放在火中炖化成水，化一点用一点，手与脸都被冻得异样的红润。“那冻溜溜挂一米多长，我一伸手就够到了。”哥哥总是带有一股神往之情回忆这一细节的。
捱过冬天之后，母亲再也不愿忍耐了，盖房子成了眼前最为紧迫的头等大事。我的母亲之所以伟大便在于此，她不会被任何困难吓倒，只要是决定了的事便义无反顾。
凡是稍为有智的人都会知道盖房子是如何一回事的。当时父亲不在家，我们兄弟还处于无知阶段，仅靠母亲一人，要把三间房子盖起来那是何等的大事。然而母亲决定了便不改变，没有房子我们已经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大队部的危房随时都有可能倒塌，我们必须尽快有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俗话说，盖房三年穷，更何况在那时全中国普遍都存在一个穷字呢。但是面对来自各方的艰难母亲并没有后退，我无法去描述当时的境况，只是从母亲以及一些知情人的回忆中，我零零碎碎地知道一点有关的内容，而且每一个人所讲述的一个共同的一点就是，相距仅六公里之遥的“毒和尚”一家竟没有一人前来探问一下，非但如此，在母亲到桑墟张家老塘洼里去割芦苇以作屋芭子时，“毒和尚”还对母亲横加阻挠，并扬言若母亲敢进塘割芦苇就要叫母亲上不来。然而母亲对“毒和尚”的嚣张毫不畏惧，与之据理力争，一些本家对“毒和尚”的行为也极为恼火，纷纷加以指责，有的人甚至对“毒和尚”针锋相对地说，只要“毒和尚”胆敢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