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在我以后十数年的学生生涯中，所承教的也有几十位老师，可是能够记住名字的却寥寥无几，有的甚至面对照片也难以想起其姓什名谁，只能是在印象中觉得此人似乎是我某个时期的老师，对这些老师们我真是有些大不敬之嫌。但唯有对只教了我一年的葛玉华老师，只要是老师这个词一出现，我的头脑中便自然而然地闪现出她为我擦去泪水时的慈爱的目光，以及她那双冰冷但却充满温情的手，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葛玉华这个名字乃是我今生记住的第一个老师的名字。”
“你的玉花姑姑后来怎么样了？”棠棠挂记着玉花姑姑，问我道。
我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那时候年龄小，不懂得什么，还不懂得什么叫感激。到后来我想起要去感激玉花姑姑的时候，我们已经全家迁到了城里，再回到张庄，已经见不到玉花姑姑了。”
“她是出嫁了？”
“是的。”
“那，你就没有再打听过她？”
“没有，也无从打听，因为玉花姑姑的养父养母都去世了，别的人又都并不知道玉花姑姑嫁到了哪里。不过我虽然没能再见到玉花姑姑，但是玉花姑姑的模样一直都在我的脑子里，特别是她的那一头长发。”
“你是不是因为我的头发长才喜欢我的。”
“有一部分。”
“你是怎么进城的？”
“到1972年，我父亲从武汉调回到了沭阳，再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知青返城，我母亲正好符合条件，于是父亲和母亲便为母亲返城奔波。你知道，在中国，你要想办成一件事，即使你有充分的理由，如果不去向那些官老爷们‘进贡’，那你本该得到的就压根儿得不到。所以，虽然当时我母亲的一切条件都符合返城标准，但是，父亲和母亲仍然为此事奔波了近一年，不但花光了家里那点可怜的积蓄，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我说我母亲伟大，在这一点上她也体现出来了，当时是我母亲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把我们带进城的，如果不是母亲坚持，我们就会失去那次机会，从而也就再无机会了。
“棠棠，说实话，虽然我那时候年纪还小，但是我在农村已经呆厌了，真的。我在农村有两件事一直都令我刻骨铭心，在这两件事上所受的罪，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而且永远都不想再经受那样的磨难。”
“是什么事儿？”棠棠关切地问。
“一是推磨，一是捡红薯干。”
“推磨？捡红薯干？”
我点了点头：“是的。棠棠，你是不知道的，农村人吃的煎饼，都是在石磨上把粮食磨成糊，然后在鏊子上烙熟的。推磨一般都是在早上，头一天晚上把粮食浸在水里，那时候当然大多是玉米，很少有小麦的，第二天早上便泡疏了，往往是鸡叫第一遍时，按时间算也就是两三点钟吧，而此时正是睡觉的关键时刻，何况我当时只有七八岁呢。虽然极不愿意离开床，特别是冬天更不想离开热被窝，但经不住母亲一遍遍的催。母亲也不容易，于是只好打着哈欠起身。虽然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但仍然抱着磨棍用力地推，往往是抱着磨棍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人走路时也会睡着，这说起来似乎不可信，但这在我的童年却是事实。
“就是现在，我仍然一直觉得觉是永远睡不足的，也许这正是童年时代落下的后遗症吧。
“那时候一旦晚上看到母亲泡粮食，便象是要面临一场大难似的等待第二天早上的劳苦，也便要早早地上床准备补充睡眠，但是愈是这样却愈是睡不着，只能两眼闭着忍耐，等到不知何时睡着了，母亲已经开始叫了，时间到了，虽然磨磨蹭蹭的不想动，但仍然逃避不了要抱着磨棍转圈儿，在转圈儿中迎接太阳的升起。
“这一次劳苦与疲惫所得到的补偿便是一张放了葱花的发着香气的煎饼，但这已经是最大的满足了。
“与推磨相反，捡红薯干却都是在晚上。在农村，我们那时把红薯称做山芋。
“每年山芋收下来后，各家都可以得到小山一样的一堆，在那个时候，能有如此多的副粮也是好的，这是各家半年甚至一年的主食，除一部分窑在地下外，大部分都必须切成片晒干了以便贮藏，所以一旦山芋收下来，各家便都一无例处地忙碌了起来。切好的山芋干撒在地里，早上撒出去，晚上捡进来，怕夜里下雨或下雪，那时候只要是空旷的地方，无一不是撒着一片白色的山芋干。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晚上，本来我们不打算把地里的山芋干捡回来的，因为已经晒得差不多了，只要再有一两天全可以干透，所以并不怕夜里吸潮，但是就在太阳落下去以后，天气预报说夜里有雪，于是我便只好与哥哥一起去捡，两个人拖着一个大柳筐，心里什么也没想便去捡了。
“开始还好，天黑了以后便难了，加上冷，捡起来就很苦，两只手都冻得失去了知觉，眼睛只能分辨黑白，于是只要见到是白的就捡起来放进筐里，筐满了抬起来送回家再来捡，这样五大筐山芋干捡回来两只手已经冻得肿了起来，天气干冷得让人发怵，那一夜却没有下雪，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洒起雪花来。
“在我们捡回来的山芋干中，瓦片有，纸片也有，那都是手指失去知觉所至。
“在这以后的许多年中，我的手每到冬天便会被冻肿，直到我参加了工作后才有所好转，进而结束这种每年一次的痛苦。”
棠棠拿起了我的手，上下翻看了一会，说：“真看不出，你小时候吃了这么多苦。”
我笑了笑，说：“这算不了什么，好在后来我们全家都进了城，这样的苦就再也没有吃过。如果再继续几次，恐怕我现在的两只手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开了一句玩笑。
棠棠握着我的手，把头靠在了我的肩上。
“棠棠，天下做父母的，几乎没有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的，就算他们的行为有时候会很过分，但是，他们为自己孩子的心都是好的。”我轻声细语地对棠棠说，“而且，在我认为，就算是父母有时候在某些事情上做得非常无理，我们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毕竟是我们的父母。棠棠，你可能不会相信，我曾经因为被爸爸屈打了一顿，差点儿自杀。”
“真的吗？”棠棠从我的肩上抬起了头，惊讶地看着我问。
我点了一下头，说：“是真的。”
棠棠定定地看着我，好像要从我的眼里发现我是在跟她开玩笑，可是我确实没有在跟她开玩笑，我说的是事实。
我们刚进城的时候，住在父亲的厂里，那时候因防地震到处都盖着防震棚，虽然地震的紧张感已经基本上消除了，那些为防地震而搭建的防震棚却没来得及撤。我们没有现成的住房，于是全家便分住在两个防震棚里。那时家里养起了几只鸡，而且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天晚上关鸡门便成了我的事了，大的不管，小的不问，唯我这中段的推脱不掉。如果哪一天鸡门未关，那么第一个受斥的便是我，虽然我有时也是满肚子的委屈，但却无处可以申诉，好象我就应该负起这样一个责任似的。
虽然我每天小心从事，但是该发生还是发生了，而且我相信那是人为的一件事，因为我当时清楚地记得晚上我是关了鸡门的，可是第二天一早便发现鸡门大开，鸡窝里连一只鸡的影子都不见了。于是一切罪过都向我迎面扑来，于是一顿好打劈头盖脸地落在了我的身上。没关鸡门的责任我是无法推御的，我申诉说鸡门是关了的根本没人相信，父亲根本不去过问那明显的有人偷盗的迹象，而只对我进行无情的责打，我忍受不了这样的冤屈，我在恨那偷鸡贼的同时，也恨父亲的不分青红皂白，更恨他的毫无一点慈爱心的责打，我一时之间万念俱灰，我忽然就想到了死！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想到了死，我觉得活在世上真没意思，我同时感到自己活着是个多余，我已经受到太多的伤害，我后悔自己没有一直留在乡下，我后悔自己进城，我恨城市，我恨这个家，这个家在张庄里曾经有过的那一份亲情早已经不见了，我在这个家里只是个连佣人都不如的人，我甚至连一个人都称不上，没有人真正把我放在眼里，连一直受着我保护的三弟四弟也躲在一旁不说一句公道话，当然是不敢。没有人真正爱护我，我想起了那一次的大雨，家中有两把雨伞一把哥哥拿走了一把父亲要留着用，而我上学只给我一块用粗毛巾缝制的布披在身上以挡雨，我觉得那太丢人现眼了不要，而且雨下那么大一块布根本挡不了，与没有遮拦没一点儿区别而且还平添一件累赘，可是母亲却非让我披上不可，那一份关心让我无法承受，我强拗不过只好披上，可是当我走出家门跑到不到一百米的厂门口传达室时，那块布便湿透了，重得我几乎提不动。我的身上也湿透了，我冷得直打颤，我站在传达室外的屋檐下，看着瓢泼似的大雨，我哭了，我当时为自己的苦命而哭泣了。
现在，因为鸡不见了，明显的被偷！可是父亲却把责任加在我没关鸡门上，事实是我不仅关了鸡门而且关得很好，可是没有人相信，没有人去想小偷要是想偷，你即使关了鸡门他也是照样偷的，看来我的错就是没有想到小偷会来偷鸡而连夜坐在鸡窝前看守，我向谁去诉说？
我跑了，我离家出走了，我想去死！
那年我十一岁，进城刚刚才只有一年！
我走出家门，没有人阻拦我，没有人问我到哪儿去，没有人过问我，我就这么走了，我只想解脱眼前的一切，我不愿意再在这样一个不能容我的家里生活下去，我甚至不愿意再在这样的人世生活下去，我对一切已经心灰意冷。
十一岁的我走到沂河大桥上，我想从桥上跳下去，可是来往的人太多，我刚想向桥边靠，就有人大叫说小孩走开点，我连靠近桥边的权利都没有。
我肚子饿得受不了，从早晨就滴水未进而且还受了一顿打。可是身无分文，我找不到一点可吃的东西，连一口水都没有，我坐在桥头两眼有些昏花，我一次又一次地望着太阳，盼它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