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传播程朱理学、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
由于思想和思维日益受到程朱理学和专制主义的钳制，形式主义诗风弥漫诗歌领域，这一时期的诗人普遍失去了创新的勇气和本领，往往以模拟古人为能事，从古人的诗篇里去寻找作诗的一丝动机和灵感。而诗歌教育也越来越重视伦理道德的灌输和诗歌形式上的技法。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时期虽然诗人众多，却再也没有出现堪与“李杜”、“苏辛”比肩的人物。因此，可称之为诗歌教育的黑铁时代。
第一节元代的诗歌教育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元代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第一次将西藏置于中央政府管辖之下，是中国历史上统治地域最广阔的朝代。大统一结束了五代以来三百余年间各民族纷争战乱的局面，出现了各族人民之间空前的融合，进一步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大汗位，自命为中原正统帝制的继承者，建元“中统”；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次年，迁都大都（今北京）；1279年，灭亡南宋，实现了全国统一。由于元朝在政治上奉行民族压迫的基本国策，在经济上采取掠夺“汉人”、“南人”的措施，元代统治者始终未能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终于导致了元末农民大起义，葬送了元王朝的统治。
元朝统治者对各民族文化思想实行开放包容政策，来自西域的各种宗教文化传播很广。而西藏的喇嘛教在蒙古人中影响更加深远，吐蕃萨斯迦人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国师，受命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字），定为国字颁行。在成吉思汗立国期间，道教全真派长春真人邱处机很受宠信，自此，道教对元代统治者影响深远。从元代开国初年起，在耶律楚材、杨惟中、姚枢、窦默、许衡等儒学名士的影响下，元朝历代统治者也在很大程度上逐渐接受了儒学文化，尊孔崇儒成为基本国策。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成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从表面上看，正统儒学仍有发展，程朱理学的影响力不断扩张。延祐二年（1315年），元仁宗下令恢复科举制度，将儒家学说中的程朱理学定为考试的主要内容，程朱理学成为元朝的官方思想。但实际上，元朝只是利用儒学来笼络广大的汉族知识分子，缓和社会矛盾，促进民族和解，进一步扩大其统治基础，其历代统治者崇信佛教、道教更甚于儒教。由于元代仕出多途，科举在选拔官员方面的作用远不如宋代重要。元代直到元仁宗时才恢复科举，但也是时开时停。整个元朝总共只举行过15次考试，全部录取的人数只有1061人。和其他仕途相比，科举所占比重微不足道。文人即使是进士出身，也是官职卑微。因此，儒学在元代并没有取得绝对独尊地位，其统治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蒙古统治者虽然很早就任用了一些汉族文人为官员，如王鹗、赵璧、姚枢、窦默、许衡等，但由于其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和元初长时期废除科举，使元代大批汉族士人失去了仕宦前途和优越的社会地位。《元史…选举志一》记载：“（世祖至元）四年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请行选举法，……以为：‘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当时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谢枋得《叠山集》卷二）的说法，可见文人地位之低。汪元量的《自笑》一诗就说明了当时儒士的窘境：“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他们虽然摆脱了对统治阶级的依附，却不得不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而存在，只能运用自己的学识谋生。大量儒生几乎成了卑贱而无用的废人，有一些人成为工匠、商贾、吏胥，而沦落为奴仆、乞丐的也不计其数。即使是步入仕途的文人，由于职位卑微不被重用，其中一些人也存在着与上层统治者离异的心理。因此，从整体上看，与前代相比，元代士人同一般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联系更加密切，他们的独立意识进一步增强，他们的人生观念、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明显不同的变化，而他们的文学创作也更多地适应了民众生活的需求，表现出世俗生活的众生相及其美学情趣。
从成吉思汗起，元朝统治者就十分重视商业和手工业，与中国传统“重农抑商”的治国方针迥乎不同。终元之世，商人异常活跃，中外之间的贸易往来异常频繁。元朝统治者对工匠的重视和保护极大地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工商业的发展促使许多重要城市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元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北方的大同、汴梁、济南、太原和南方的扬州、镇江、建康、杭州等城市经济都十分活跃。《马可…波罗行纪》中对元代繁华的都市有细致的描绘。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兴盛，促进了市民阶层的进一步形成和壮大，对元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朝以军事立国，依靠武力征服了东西方广大地域。蒙古大军在铁蹄所到之处，一方面是摧毁当地已有文明，一方面也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都在元代传入欧洲，而西方的宗教文化也传入中国。大量西域人移居中原地区，他们的宗教文化和科学技术也随之传播各地。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越来越多地接受了汉族文化，也给汉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成分、新的活力，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产生了丰硕的文化成果。杂剧、散曲、小说成为主要的文学形式，形成了以“元曲”（杂剧和散曲）为主要标志的元代文学。出身西域少数民族中的一些人在学习汉文化的过程中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贯云石、萨都剌、迺贤等人成为当时著名的文学家。
元代儒学统治地位的削弱、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和生活要求的高涨、文人地位的急剧下降和生存方式的多样化，使得元代文学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新风貌。在宋金以来的杂剧、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由于许多杰出作家的参与和创作，元杂剧率先异军突起，标志着中国古典戏剧已经成熟。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郑光祖是元代最著名的剧作家。据不完全统计，元代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有一百余人，剧目七百多种。现存的元杂剧的数量，仅臧懋循《元曲选》和隋树森《元曲选外编》所收录的作品相加就有一百六十二种。《窦娥冤》、《西厢记》是最著名的杂剧作品。元杂剧的核心部分是唱词，每一折用同一宫调的一套曲子组成，并一韵到底；而杂剧的“韵白”则直接采用诗词或顺口溜式的韵文。如《西厢记》中“长亭送别”一折中莺莺的唱词就化用范仲淹《苏幕遮》中的词句：“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端正好》）”由此可见，元杂剧的曲词创作受到古典诗词的广泛影响。
伴随着元杂剧的兴盛，散曲这一新的诗歌形式也在元代大放光芒，代表了元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这种新诗体承继了传统诗词的因素，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从形式上看，它和杂剧中的唱词使用相同的格律形式，具有相近的语言风格，是“元曲”的一部分。与诗词相比，为了适应即兴抒情和演唱的需要，散曲的形式和语言以俗为美，别具特点。在遵守固定的平仄格律的同时，散曲可根据作者需要随意增加衬字，从一字到十数字不等。散曲的语言（特别是衬字）主要是口语、俗语，因而散曲的语言更自由轻灵，更适宜于表达即兴的、活泼的情感。因此，“尖歌倩意”（燕南芝庵《唱论》）成为散曲的主要艺术特征，打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对诗歌的束缚，使得散曲的形式和内容具有崭新的面貌。从内容上看，散曲则远远超出了传统诗词表现范围，更多地表现了市井生活和市民心理。如杜仁杰的《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等作品，颠覆了诗歌的传统题材和思想观念。元代散曲中反映妓女生活的作品非常多，正是元曲与勾栏密切相关的结果。由于礼教观念的淡薄，元代散曲在爱情题材的描写和表现上十分大胆和直白。如名伶珠帘秀在《正宫…醉西施…无题》中发出了“便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呼喊，令人有石破天惊之感。散曲作者以汉族士大夫为主，他们也更经常地运用散曲来表达自身的生活感受。由于文人地位急转而下，元代散曲中始终弥漫着一种空幻感和凄凉感，如“王图霸业成何用”（马致远《拨不断…无题》），“盖世功名总是空”（白朴《双调…乔木查…对景》），成为这一部分作品的基调。另一种常见的表述则是对屈原式人生道路的否定和对陶潜式生活方式的向往，如白朴在《寄生草…劝饮》中写道：“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这类作品表现了落魄文人对政治的远离和人生的无奈。据不完全统计，元代散曲作家有200余人，存世作品（小令和套数）4200余篇。
元代散曲作家以文人为主体，汉族士大夫又是其中的中坚力量，如关汉卿、王和卿、白朴、马致远、张养浩、乔吉、张可久等。他们都接受了传统的儒学教育，有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他们的创作，使得最初诞生于民间的散曲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并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现存散曲作品多数描写男女风情或歌唱隐逸生活，表现了元代文人对封建礼教和功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