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出现，却正是得益于元代的教育。由于对汉人的普遍鄙视和不信任，元代蒙古统治者为了培养本民族的子弟和被自己信任的人才，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统治力量，专门为蒙古人和回回人建立了国子学。这个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崇尚儒学的风气。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涌现出众多的少数民族诗人。
由于受程朱理学影响，元代科举非常重视经文、策论，并将“四书”作为考试和学习的主要内容。《元史…选举志一》载：“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辄用耶律楚材言，以科举选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鹗献计，许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间，始斟酌旧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为本，试艺以经术为先，士褒然举首应上所求者，皆彬彬辈出矣。”除元太宗时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曾以诗赋选士外，其后的科举考试很不重视诗赋。《元史…选举志一》载：“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从之。九年秋八月，下诏命断事官术忽䴙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得东平杨奂等凡若干人，皆一时名士，而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许衡亦议学校科举之法，罢诗赋，重经学，定为新制。事虽未及行，而选举之制已立。”“至仁宗皇庆二年十月，中书省臣奏：‘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十一月，乃下诏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徵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朕以眇躬，获承丕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硃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硃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硃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硃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从上述记载来看，元朝统治者重视的仅仅是儒学的治国之术，对于诗赋文学并不重视。元朝历代皇帝似乎无人能作诗填词。
元代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与宋代基本类似，在京师设立国子学和国子监，在地方建立各级学校。《元史…选举志一》载：“元太宗六年癸巳，以冯志常为国子学总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学。世祖至元七年，命侍臣子弟十有一人入学，以长者四人从许衡，童子七人从王恂。至二十四年，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设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生员，讲授经旨，是正音训，上严教导之术，下考肄习之业。复设助教，同掌学事，而专守一斋；正、录，申明规矩，督习课业。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博士、助教亲授句读、音训，正、录、伴读以次传习之。讲说则依所读之序，正、录、伴读亦以次而传习之。次日，抽签，令诸生复说其功课。对属、诗章、经解、史评，则博士出题，生员具稿，先呈助教，俟博士既定，始录附课簿，以凭考校。”这段文字，基本说明了元代儒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为了加强统治基础，还专门为蒙古人和回回人建立了国子学。《元史…选举志一》载：“世祖至元八年春正月，始下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至元六年秋七月，置诸路蒙古字学。”“（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八月，始置回回国子学。至仁宗延祐元年四月，复置回回国子监，设监官，以其文字便于关防取会数目，令依旧制，笃意领教。”由此可以看出，巩固统治的现实需要迫使元代统治者不得不重视教育，并且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教育内容和教育对象。
元代统治者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在地方行政区域路、府、州、县建立了各级学校，还专门在江南各路、府、州、县的学校内皆设立“小学”，在部分地区设立书院，分别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任命学官。还规定五十家为一社，每社设一所学校，称社学。学官有教授、学正、山长、学录、教谕等职，负责教育生员。《元史…选举志一》载：“太宗始定中原，即议建学，设科取士。世祖中统二年，始命置诸路学校官，凡诸生进修者，严加训诲，务使成材，以备选用。至元十九年夏四月，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圣。二十三年二月，帝御德兴府行宫，诏江南学校旧有学田，复给之以养士。二十八年，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路设教授、学正、学录各一员，散府上中州设教授一员，下州设学正一员，县设教谕一员，书院设山长一员。中原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礼部付身。各省所属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行省及宣慰司劄付。……教授之上，各省设提举二员，正提举从五品，副提举从七品，提举凡学校之事。”元代将书院的“山长”由原先的民间推选改为政府任命，强化了对教育的控制。
元代的学校教育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规程，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元初程端礼所制定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又名《读书日程》）。程端礼（1271—1345）字敬叔、敬礼，号畏斋，庆元（今浙江鄞县）人。他15岁时能记诵《六经》，治朱子之学。历任建平、建德县教谕，台州路、衢州路教授等，生徒甚众。著有《读书日程》、《春秋本义》、《畏斋集》等。《读书日程》其实是程端礼按照科举考试的要求而制定的教学计划，他将“四书五经”作为学童八岁之后、十五岁之前的主要学习教材。程端礼规定了学习“五经”的具体方法，如：“治《诗》。钞法：先手钞《诗》全篇正文读之，别用纸钞诗正文一章，音义协音并依朱子，次低正文一字钞所主朱子传，次低正文一字节钞所兼用古注疏，次低正文二字附节钞陆氏音义，次低正文二字节钞朱子语录文集之及此章者，次低正文三字节钞辅氏童子问、及鲁斋王氏诗疑辩，及诸说精确而有裨朱子传者。每段正文既钞诸说，仍空余纸，使可续钞。其诗小序及朱子所辩，附钞每篇之末。其读诗纲领及先儒诸图，钞于首卷。读法：其朱子传及所节古注疏，并依读四书例，填读经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钞，亦玩读其所当读者，余止熟看参考。须令先读朱子传毕，然后读古注疏。其古注疏及朱子传训诂指义同异，以玩索精熟为度，异者以异色笔批抹，每篇作一册。”他特别强调了抄读和诵读的方法，要求以朱熹的注释为核心博览各家注疏。他还主张：“小学不得令日日作诗作对，虚费日力。今世俗之教，十五岁前不能读记九经正文，皆是此弊”。他为了强化经学教育，就削减了诗歌教育。这个《读书日程》本来是程端礼为私塾教育制定的一套教学程序和计划，当时曾被元代国子监颁行各地各级学校，由此可见当时官办学校中诗歌教育的不利处境。《读书日程》对元、明、清三代的私学、官学、书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迄今仍有借鉴意义。
受宋代影响，在元代的蒙学中，《千字文》、《百家姓》、《十七史蒙求》、《神童诗》、《训蒙诗》、《小学诗礼》、《三字经》、《名物蒙求》、《千家诗》等仍是主要教材，而《神童诗》、《千家诗》仍然是主要的诗歌读本。属对、读诗仍是最基本的学习内容，而这两者正是作诗填词的基础。由于理学成为官学，“四书五经”不仅成为官学的主要教材，也渗透入蒙学教育中，儒家的“诗教”传统得以进一步继承和发展。
元代民间歌谣流传下来的并不多，目前发现的仅有二十余首。从这些数量有限的歌谣中，依然可以发现元代民间诗歌教育的一些情况。由于元代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背景，这些歌谣往往是百姓愤怒的呼号，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战斗性，同时也是百姓自我教育的生动教材。一部分歌谣深刻揭露了元代社会的黑暗。如“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九“拦骂上书”条）这首歌谣通过强烈的对比揭露了元代贪官污吏横行带给百姓的苦难。如“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叶子奇《草木子》卷四）这首歌谣直接揭穿了统治阶级的真面目。《元史…五行志》中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