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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官学教育基本沿袭明制，分为地方和中央两类。中央主要是国子监，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书院。《清史稿…选举志一…学校条一》载：“有清学校，向沿明制。京师曰国学，并设八旗、宗室等官学。直省曰府、州、县学。”“府、州、县、卫儒学，明制具备，清因之。”包括《诗经》的“四书五经”是官学的基本教材。此外，义学、社学、私塾等伴随着民间藏书和编书的风行也愈来愈昌盛。受明代风气的影响，一些书香门第对女子教育日益重视，一些家庭里还出现了女塾。一些诗人还收传了女弟子。如女诗人骆绮兰就是著名诗人袁枚、王文治的弟子。
清朝蒙学大体沿用宋、元、明的教育体制，以识字为主，多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蒙求》、《神童诗》、《小儿语》、《续小儿语》、《弟子规》、《龙文鞭影》、《笠翁对韵》、《声律启蒙》、《增广贤文》、《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为教材，还有康熙帝亲自审定的《御制百家姓》。由于程朱理学的影响，这些蒙学教材多以强调儿童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的培养为中心内容。蒙学阶段对诗歌教育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更注重通过诗歌进行伦理道德教育。沈龙江义学有更明确的规定：“放晚学讲贤孝勤学故事一条，吟诗一首。诗要有关系的，如‘二月卖新丝‘、‘锄禾日当午‘、‘青青园中葵‘、‘木之就规矩‘等。……次日放晚学时背讲。”（《沈龙江义学约》，见张伯行辑《养正类编》）。当时主要的诗歌教材有《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
清代蒙学的写作训练较以前又有新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训练程序和方法，一般程序是：属对——作诗——作文。教蒙童属对是作诗、作文的基础，属对要求平仄相对、词性一致、结构相同、字数相等、修辞手法相同、逻辑关系相同，是一种集语音、词汇、语法、修辞、逻辑于一体的综合性基础训练；采用的教材有《对类》、《诗月夜》、《词林典腋》、《时古对类》、《千金裘》、《声律启蒙》、《笠翁对韵》等。
道光年间的学者王筠（1784—1854）特别重视儿童教育，著有《文字蒙求》、《教童子法》等。《教童子法》是一篇专门阐述蒙童教育方法的著作，对蒙学识字、写字、读书、属对、作诗、作文等方面作了较系统的论述，对蒙学教育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他疾呼“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钝者或俯首受驱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寻乐，谁肯寻苦？读书虽不如嬉戏乐，然书中得有乐趣，亦相从矣。”为了充分发挥学生在作诗作文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涵养学生的作诗作文兴趣，他提出了“以放为主”的原则，要求学生多写多练，即初学做诗，先要放手，不要拘于四声，为双声叠韵的规矩所束缚，此后再从放到收。“作诗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踶跳咆嗥，不受羁绊。”“久之必自厌而收束矣。此时加以衔辔，必俯首乐从，……但涵养诱掖，待其自化，则文境必大进。”“以圈为主，等他知道文法”，把诗文写精练。王筠还主张蒙童教育应循序渐进，即学生识二千字后，才可读书，待其“神智渐开”，再教以四声、虚实、韵部、双声、迭韵等文字知识，然后在识字、阅读、属对的基础后，才开始学习诗文写作。
传统蒙学教育形式一直持续到清末兴办新学之前。同治九年（1870年）的《小学义塾规条》仍有这样的规定：“塾中功课，未识字者先识方字一二百，即授小学诗（新刻《续神童诗》），为人道理都说到，尤妙在句句明白；如《续千家诗》及《孝经》、《弟子职》、《小儿语》各种，如有余力，皆可接读。”（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90页引）十九世纪末，在变法维新的浪潮中，传统蒙学教育也发生了变化。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新学堂兴起，传统蒙学教育寿终正寝，从内容到形式被完全废弃了。
在谢枋得的七言《千家诗》流行的基础上，王相又选注了《新镌五言千家诗》，选录五绝39首、五律40余首。后来有人将五言和七言这两种《千家诗》编成合刊本，成为流传最广的诗歌教材，也对我国的语文教育、特别是诗歌教学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作用。这部诗歌教材共录有220多首诗歌，虽号称“千家”，实际上共录诗人一百二十八家。所选诗歌大多是唐宋时期的名家作品，其中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易学好懂，题材多样，适合学生诵读。如孟浩然《春晓》、王之涣《登鹳鹊楼》、李白《静夜思》、杜甫《登岳阳楼》、刘禹锡《乌衣巷》、程颢《偶成》、朱熹《春日》等。《千家诗》在编选时充分照顾到了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表明编者已经进一步认识到儿童的主体地位。《千家诗》是启蒙性质的诗歌选本，其内容包括山水田园、赠友送别、思乡怀人、吊古伤今、咏物题画、侍宴应制等，较为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民间深受欢迎，流传广泛，影响深远。
《唐诗三百首》是清代乾隆年间蘅塘退士孙洙选编的一本脍炙人口的唐诗精选普及读本，仅以三百首的篇幅，就使人们得以欣赏到唐诗中的精华之作，为初学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卷首有蘅塘退士序：“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只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请以是编验之。”由此可知当时《千家诗》为童子学诗的启蒙读物，作者不满于其内容芜杂，故编选此书。全书共选了七十余位唐代诗人的诗歌300余首，涵盖了古诗中五言诗和七言诗的各种诗体，是一本质量上乘的精选诗歌读本。这本书注重选取历来为人们广为传诵的佳作，名家名篇入选甚多。诗的作者中既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也选了一些不太出名的诗人，如无名氏的《杂诗》。全书的编选以适合私塾教学为基本原则，以学童容易理解和记忆、适合儿童兴趣为主要出发点，因此，《唐诗三百首》被塾师们广泛采用，而且深受学童和成人的欢迎。此后为了帮助蒙童和一般文人理解、欣赏这些诗作，出现了多种注释本。唐诗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一直影响着我国的诗风和文风。而这本流传很广的诗选，也深刻影响着我国的诗歌教育，对发扬我国的“诗教”传统有重要作用。这部诗歌读本影响广泛而深远，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人们学习唐诗的首选读本，风行海内外。
清末，《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诗歌读本依然是蒙童学习诗歌的主要教材。刘鹗《老残游记》第七回《借箸代筹一县策纳楹闲访百城书》里有东昌城内一家书店掌柜与老残之间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清代“三百千千”的流行情况：那掌柜的道：“所有方圆二三百里，学堂里用的三、百、千、千、都是在小号里贩得去的，一年要销上万本呢。”老残道：“贵处行销这‘三百千千‘，我到没有见过。是部什么书？怎样销得这们多呢？”掌柜的道：“嗳！别哄我罢！我看你老很文雅，不能连这个也不知道。这不是一部书，‘三‘是《三字经》，‘百‘是《百家姓》，‘千‘是《千字文》；那一个‘千‘字呢，是《千家诗》。这《千家诗》还算一半是冷货，一年不过销百把部；其余《三》、《百》、《千》，就销的广了。”由此可见，直到晚清时期，《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仍然是学堂的基本教材，在北方城乡流传很广，很受欢迎。而刘鹗还是一位诗人。刘鹗（1857—1909）字铁云，别署洪都百炼生。他出身诗书官宦家庭，自小聪敏，四岁就随其二姐诵读《唐诗三百首》，八岁从丹徒名儒赵君举读书。庚子年（1900年）刘鹗北上赈济灾民，旅途中在《唐诗三百首》的封面上题诗，其一就记述了幼年学诗一事：“阿姐停针每见怜，小时指授绣灯前，而今此卷犹传世，回首沧桑四十年。”他涉猎众多领域，学识博杂，著述颇丰。其诗直抒胸臆，清新俊逸，反映了他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感情，有诗集《铁云诗存》。
唐宋以降，吟诗作词已成为文人的日常事务，而声律对句则是创作诗词的基础技能。因此，除学习诗歌外，学习声律对句也成为蒙学阶段的一项经常性的内容。为了适应人们学习作诗填词的需要，训练学子掌握声律对句技巧的诗歌类读本代代不绝。清代学者又编写了新的蒙学韵文类教材，如《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等。
著名文学家李渔编著的《笠翁对韵》是一本专门用来学习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始刊行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一问世即引起轰动，是清代最流行的声律类蒙书之一。全书共三十韵，每韵二则至四则不等，从一字对、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其语言工巧藻丽，音韵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