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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万育编著的《声律启蒙》是一本专门训练儿童对偶技巧、掌握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全书按韵分编，包括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等方面的虚实应对，形式上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声韵协调，琅琅上口，使儿童在诵读中受到语音、词汇、修辞等方面的训练。从单字到多字的层层属对，较之其它蒙学读本全用三言、四言句式更见韵味。如“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又如：“春对夏，秋对冬，暮鼓对晨钟，观山对玩水，绿竹对苍松。冯妇虎，叶公龙，舞蝶对鸣蛩。街泥双紫燕，课密几黄蜂。春日园中莺恰恰，秋天寒外雁雍雍。秦岭云横，迢递八千远路；巫山雨洗，嵯峨十二危峰。”其内容多以实际生活中的事物现象或事件人物作为范例，道德说教意味比较淡薄，既便于儿童理解，又能够陶冶学童情操。如：“寒冰三尺厚，秋月十分明。”“花间双粉蝶，柳内几黄莺。”“一轮秋夜月，几点晓天星。”“渚莲千朵白，岸柳两行青。”因此，它是一部深入浅出、潜移默化教导儿童学习音韵格律、吟诗作对的启蒙教材。
车万育还编撰了《增广贤文》一书。全书以韵文的形式，将格言排列在一起，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交错而出，灵活多变，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突破了传统蒙学读物往往以一种句式贯穿始终的基本格式。其中有的辑自雅句，有的采自俗语，有的是圣哲语录，惟其如此，全书也就有文言、有俗言、有直言、有婉言、有劝善言、有戒勉言、有世宦治世言、有隐逸出世言，士农工商，无一不备。如：“知己知彼，将心比心”、“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贫居闹市无人识，富在深山有远亲”、“谁人背后无人说，那个人前不说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有些句子连在一起简直就是诗歌，如：“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一家之计在于和，一身之计在于勤”、“有茶有酒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仓廪虚兮岁月乏，子孙愚兮礼义疏”、“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无。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工夫。”、“竹篱茅舍风光好，道院僧房总不如。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结交须胜己，似我不如无。但看三五日，相见不如无”、“磨刀恨不利，刀利伤人指；求财恨不多，财多害自己”。由于采录广泛，因而纯驳不齐，儒家学说、佛教思想、道教思想的内容在其中也均有体现，时而积极进取，时而感慨自伤，也因此大致反映了古人之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涉及为人处世的谚语很有哲理性，耐人寻味，值得借鉴。《增广贤文》篇幅不长，通行本只有3800字左右；文中极少运用典故，语句接近于口语，易于为人们接受。因此，在民间深入人心，影响深远。人们把它与《幼学琼林》并列，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书中许多警句、格言至今仍然传诵不绝。在通行本之外，还有各种重编本，如周希陶的《重订增广》、硕果山人的《训蒙增广改本》等。
有两部唐诗读本值得引起注意，分别是王尧衢的《唐诗解》和徐日琏、沈士骏的《唐律清丽集》。雍正年间，苏州人王尧衢编注《古诗解》四卷、《唐诗解》十二卷，合称《古唐诗合解》，刊于雍正十年（1732年）。其后《唐诗解》传刻很多，而《古诗解》废而不刻，书名遂称《唐诗合解》。其选诗讲究格调平稳，既明白晓畅，又含蓄悠长，往往选取历来为人广为传诵的名篇。所选诗歌五言、七言古风较少，五言、七言近体居多。嘉庆、道光以后直至民国初年，此书是除《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之外最盛行的一部诗歌选本，影响较大。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乡试殿试增试五言六韵诗歌。《清史稿…选举志一…学校条一》载：“乾隆初，覆试兼用小学论。中叶以后，试书艺、经艺各一。增五言六韵诗。”徐日琏、沈士骏二人立即编选了一部专收唐人五言长律的选集《唐律清丽集》，分应制、应试、酬赠、纪述四门，自四韵至百韵，均有选录。其选诗以“清丽”为标准，所选诗歌以初盛唐居多，中晚唐较少，而选杜甫诗最多。历来唐诗选本往往古体、近体兼备，惟独这部书却专选唐人五言律诗。很明显，这是专门为应试举子提供的作诗范本。
“康乾盛世”时期，国力强盛，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常令后人惊叹，在文化典籍的整理编纂方面居功甚伟。康熙皇帝富有雄才大略，是历史上罕见的帝王，他精通儒学，博学多才，重视文教。康熙年间，由曹寅、彭定求等人奉敕编选的《全唐诗》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诗歌总集。这部诗集以明胡震亨的《唐音统签》和清初季振宜的《唐诗》为蓝本，广泛搜集曾散佚遗漏的作品进行校补增订。全书共900卷，收录了唐五代时期2200多位诗人的诗歌48900多首。这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件大事。唐代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全唐诗》的编选，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对于诗歌教育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久，张豫章等人又奉敕编次《御定四朝诗》三百一十二卷，其中宋诗七十八卷，作者八百八十二人；金诗二十五卷，作者三百二十一人；元诗八十一卷，作者一千一百九十七人；明诗一百二十八卷，作者三千四百人。这部书对于保存和学习宋金元明诗歌功不可没。此外，还有张玉书等奉敕编《佩文斋咏物诗选》四百八十六卷、陈邦彦等奉敕编《历代题画诗》一百二十卷、郭元奉旨编纂《全金诗》等。康熙帝还诏令儒臣集体编纂了《佩文韵府》和《骈字类编》。
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皇帝亲自主持编定《唐宋诗醇》四十七卷，选取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和宋代苏轼、陆游等六位诗人的作品2660余首，而以李、杜为正宗，以白、韩、苏、陆为羽翼；特别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意义，尤其强调忠君爱国，散发出相当浓厚的封建说教气味。这本书问世后刊刻极多，当时诗人几乎人手一部。乾隆时期纂修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编排，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有36300多册之多，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五类，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五属，按照儒家正统“诗教”观念，对历来的诗、词、曲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甄别，为清代文人吟诗填词作曲提供了榜样。
清代一些诗人、学者也很重视历代诗歌选集、总集的辑录编纂。如朱彝尊选编了明代诗歌总集《明诗综》100卷、编纂了《词综》36卷。季振宜编选的唐诗总集《唐诗》七百一十六卷，打破唐诗历来按初盛中晚的编排方法，诗人和作品按时代编次，由高祖开始，至无名氏终。每个诗人均附有较详细的小传，并对所录诗篇作了较细致的校勘。此书是《全唐诗》编纂时主要依据之一，当时未刊刻，只有写本传世。王士祯编纂了《神韵集》、《十种唐诗选》、《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等，体现了他的“神韵说”理论。沈德潜（1673—1769）编选了《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即《清诗别裁集》）等。他论诗以汉儒“温柔敦厚”的“诗教”说为本，以唐诗的“格调”为用，在作诗上强调为封建政治服务，力求中正平和、委婉含蓄。《清史稿…沈德潜传》载：“德潜少受诗法于吴江叶燮，自盛唐上追汉、魏，论次唐以后列朝诗为别裁集，以规矩示人。承学者效之，自成宗派。”由于他的诗受到乾隆帝的赏识，常出入禁苑与乾隆唱和，因而他的诗论和作品风靡一时，在当时影响很大。他所选辑的各种选本，就是他的“格调说”诗歌理论的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