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则知所施矣。虽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后世所传的《王文成公训蒙教约》也规定有同样内容。
清代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学者曾国藩的治学经验很丰富，也非常重视诵读。他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就曾特别强调诵读诗文的方法和益处：“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曾国藩文集…书信二》）
古代的诗歌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可以配乐歌唱的，流传至今的一些名篇原本就是流行乐曲的歌词。格律诗尤其讲究韵律和谐、平仄相对、隔句押韵，具有音乐美、节奏美、音韵美，只有通过诵读才能品味到诗歌艺术之美。而诵读讲究字正腔圆、感情充沛，需要融情于诗，用心感悟诗人的情思，把情感体验用声音传达出来，从而实现诗歌艺术的再创造。清代流行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说法，可见诵读对于诗歌教育的重要作用。
蒙学阶段教导儿童学诗、读诗，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一条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在儿童识字以后，培养他们的读书兴趣十分重要。如果一开始就让他们学习一些比较枯燥的文章，很可能挫伤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而在此时采用读诗的方法就容易激发他们读书的兴趣。喜欢大声讽诵是儿童的一个特点，而诗歌恰恰是最适宜诵读的。由于诗歌音调和谐，注重押韵，本来就富有音乐性，诵读时能产生很大的美感快感。学童在诵读诗歌的过程中，尽管不一定能透彻理解诗歌的思想感情和艺术特色，却也足以启发他们想象，开拓他们的胸襟，培养他们良好的语感，促进他们求知的愿望，而这正是进一步学习作诗的基础。
三、模仿练习。这是古代学子学习作诗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法。
古代诗歌教育在传授文化知识、社会经验和伦理道德规范之外，还要传授作诗的方法和技巧。随着诗歌艺术的发展和各类诗歌体裁的不断出现，随着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和影响的扩大，随着历代统治者对“诗教”的重视和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的形成，吟诗唱和已经成为古代文士日常生活中的一项基本内容，能否作诗已经成为衡量文人文化素养高低的一把标尺。看一看唐代之后的中国历史，有哪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状元不会作诗？因此，学习作诗往往是古代文人从学童阶段就开始从事的一项基本任务。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迅速发展时期，学习诗文写作已成为社会时尚。学童就开始学习诗赋写作，他们或仿写，或命题写，或参加笔会，写作训练比较自由。南朝时期的学校教育尤其重视骈文和诗歌的写作训练，要求学生写作诗文时要学会用典，讲究双声、叠韵、四声和修辞。一些诗人的作品成为人们模仿的对象。谢灵运的山水诗文辞幽美，冠绝一世，人们争相传诵。《宋书…谢灵运传》载：“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吴均的五言诗质朴豪迈，被当时文坛称为“吴均体”，成为学诗的榜样。《梁书…吴均传》载：“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学之，谓之吴均体。”
自隋唐实行科举取士以后，吟诗作赋已经成为文人士子的必备能力。唐代的科举考试中，进士要考时务策和诗赋。而诗、策、赋都有一定的格律要求。如策要用对偶；赋要限韵；诗要用五言排律，12句6韵，中间8句对仗，全诗要讲平仄。这种严格的格律要求，要求应试的学子必须事先接受各种写作技巧的训练，特别是押韵、平仄、对仗、用典等方面的训练。科举及第后做官，也常常要写这类诗文。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学习诗歌写作是当时诗歌教育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在学习写诗过程中首先要进行声律、对仗、集事等单项训练。属对在唐代很受重视，学习属对同时具有学习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和逻辑的作用，对作诗有很大的帮助。唐代学习诗歌写作的方式有自由作诗、命题作诗和多人联句等方式。自由作诗是最普遍的方式。命题作诗是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的方式，在一些私人聚会和官场聚会中也常常要作命题诗。这种命题作诗带有评比性质，对诗歌写作的普及也起到了很大影响。联句是诗歌写作中的一种特殊方式。在朋友聚会时往往用联句形式来纪事、咏物、送行、赠人、寄人、怀人等，题材相当广泛。联句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等，而以五言为最多。联句是多人合作写诗，也有比试才情的意思，对于学习作诗有很大激励作用。
两宋以降，作诗填词已成为文人的日常事务，而声律对句则是创作诗词的基础技能。因此，学童入学后除学习识字和读诗外，学习声律对句也成为蒙学阶段的一项经常性的内容。在宋代的蒙学中，属对是基本的必修课程，属对和韵律训练是基本的语言文字训练。学习作诗是蒙学的一项基本内容。蒙学中学习作诗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填诗，二是模仿。教学童写诗，重点是教“填诗”，首先是背会三十类韵，接着是用匡纸表韵头，以便填诗时查阅。而模仿则是实践训练的一种好办法。朱熹说：“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九《论文》上）严羽在《沧浪诗话…诗法》中说：“学诗有三节：起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既而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由此可见，宋代学校教育在帮助学子学习写诗上已经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蒙学阶段教蒙童属对是写作诗歌的基础，属对要求平仄相对、词性一致、结构相同、字数相等、修辞手法相同、逻辑关系相同，是一种集语音、词汇、语法、修辞、逻辑于一体的综合性基础训练。为了适应人们学习作诗填词的需要，训练学子掌握声律对句技巧的韵文类读本代代不绝。自唐代之后，出现了许多教授学童学习声律对句的启蒙读物，如李翰的《蒙求》、王令的《十七史蒙求》、司守谦的《训蒙骈句》、李渔的《笠翁对韵》、车万育的《声律启蒙》等，都是为帮助学童学习声律对句而编写的启蒙教材。
清代蒙学的写作训练较以前又有新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训练程序和方法，一般程序是：属对——作诗——作文。道光年间的学者王筠的《教童子法》对蒙学识字、写字、读书、属对、作诗、作文等方面作了较系统的论述，对蒙学教育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为了充分发挥学生在作诗作文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涵养学生写作诗文的兴趣，他提出了“以放为主”的原则，要求学生多写多练，即初学做诗，先要放手，不要拘于四声，为双声叠韵的规矩所束缚，此后再从放到收。“作诗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踶跳咆嗥，不受羁绊。”“久之必自厌而收束矣。此时加以衔辔，必俯首乐从，……但涵养诱掖，待其自化，则文境必大进。”“以圈为主，等他知道文法”，把诗文写精练。王筠还主张蒙童教育应循序渐进，即学生识二千字后才可读书，待其“神智渐开”，再教以四声、虚实、韵部、双声、迭韵等文字知识，然后在有了识字、阅读、属对的基础后再开始学习诗文写作。清代龙启瑞曾制定过一份古代儿童课程表，“每天早起温习读书，背诵。上生书时，老师讲解毕，命学生复述一遍，乃就位念一百遍；午后，写字，温书，背；晚上练习作对，灯下读古诗，隔日学写诗，逢三、八日作文，逢初一、十五作史记诗赋。”可见清代蒙学阶段诗歌写作训练是比较频繁的。
曾国藩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就曾特别强调写作诗文的方法和要求：“至于作诗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骄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凡作诗最宜讲究声调，余所选钞五古九家，七古六家，声调皆极铿铿，耐人百读不厌。余所未钞者，如左太冲、江文通、陈子昂、柳子厚之五古，鲍明远、高达夫、王摩诘、陆放翁之七古，声调亦清越异常。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古人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又云‘锻诗来就且长吟‘，可见古人惨淡经营之时，亦纯在声调上下工夫。盖有字句之诗，人籁也；无字句之诗，天籁也。解此者，能使天籁人籁凑泊而成，则于诗之道思过半矣。”（《曾国藩文集…书信二》）
综上所述，讲授解疑、熟读背诵、模仿练习这三种基本方法其实也概括了古代学校进行诗歌教育的大致过程，也是古代学子在求学期间接受诗歌教育的基本过程。
第三节古代诗歌教育的主要特点
我国古代诗歌教育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概括地讲，其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思想道德教育，将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作为诗歌教育的首要目标。
在中国古代社会，诗歌教育被统治者上升到政治教化的高度，被看作是巩固统治基础的基本手段之一，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诗歌教育。所谓“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