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他当兵出征时正是春天，杨柳迎风摇曳，似乎为他送行，又似乎表示挽留；他回到家乡时正是冬天，雪花随风飘洒，似乎表示欢迎，又似乎表示冷漠。他走在回乡途中，身体又饥又渴，心里充满悲哀。这四句诗历来受到后代文人的高度评价，晋代谢玄就认为这是《诗经》中最好的诗句（见《世说新语…文学》）。后世诗歌中所表现的以折柳赠别远行之人的风习，似乎最早就是渊源于此诗，因为此诗最早将杨柳与远行组合到了一起，使人产生了杨柳留人的印象。
这些关于战争和劳役的诗篇，是周王朝社会历史的真实反映，因而具有“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作用。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感态度也为奴隶主阶级所欣赏，因此成为他们日常吟诵的对象和教育子孙的教材。
《豳风》中的《鸱鸮》是《诗经》中仅有的有明确作者的一首诗，根据《尚书…周书》的记载，此篇的作者是周公姬旦。《尚书…周书…金滕》载：“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艺术的进步，周朝的学校教育在夏、商两代的基础上更加发达，并建立一套组织完备的学制系统。《古今图书集成》载：“周承四代之制，立四学于京师，辟雍居中（即成均），东胶在左（即东序），瞽宗在右（即右学），虞庠在国之西郊，其在侯国之都者曰泮宫，自乡遂而下，则庠序并设。”由此可见，西周的学校大致分国学和乡学两级。国学包括京师四学和泮宫，乡学指“庠序”。
周代教育贵族子弟的六种科目称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萌芽在夏代已见端倪，经商代至西周而进一步完善。《周礼…地官…保氏》记载：“保代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礼”包含政治、道德、行为习惯等内容；“乐”包含音乐、舞蹈、诗歌等内容；“射”是射箭技术的训练；“御”是驾驭战车技术的培养；“书”是识字教育，当时已有识字读本《史籀篇》——我国有文献记载的第一部韵文形式的识字课本；“数”包含数学等自然科学技术及宗教技术的传授。“六艺”教育的特点是文武并重，知能兼求，并依照年龄差异及学科不同而施教。“六艺”中礼、乐、射、御称为“大艺”，是贵族从政的必具之术，在大学阶段要深入学习；书与数称为“小艺”，是民生日用之所需，在小学阶段是必修课。“六艺”服务于奴隶主阶级的需要，但也反映了教育的普遍规律，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国学包括京师四学和泮宫，为大奴隶主贵族所有，以诗、书、礼、乐为主要学习内容，按学生年龄又分为大学、小学。乡学是中小奴隶主子弟受教育的场所，以书、数为学习内容。辟雍是当时的最高学府。辟雍亦作“璧雍”，本为西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而为名，在金文中已见记载。《礼记…王制》：“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汉班固《白虎通…辟雍》曰：“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五经通义》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礼乐，宣教化，教导天下之人，使为士君子，养三老，事五更，与诸侯行礼之处也。”泮宫是西周时期诸侯所设的国学，其规模小于天子之国学辟雍，大于乡学，用于教育一国中的贵族子弟。由于政教不分，泮宫同时也是举行饮酒、献俘等典礼之所在。其制为东、西、南三面有水池，形似半璧，因其半于辟雍，故称为泮宫、泮水。《诗…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茆。鲁侯戾止，在泮饮酒……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说文…水部》注释：“泮，诸侯乡射之宫。”西周时期规定，王太子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公卿长子、大夫嫡子，十三岁入小学，二十岁入大学。其余众子则十五岁入小学。
据《周礼》记载，大司乐向国子传授“乐德”、“乐语”、“乐舞”。其中“乐”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内容。乐语之教包括“兴、道、讽、诵、言、语”，“讽”与“诵”主要讲的是诗歌教学，要求学生能背诵诗歌，创作诗歌。当时，朝廷和民间诗歌十分发达，其应用范围也很广泛。诸凡举行集会，如庆功祝贺等，都要演唱传统的或贵族们创作的诗歌。在这种场合能够吟诵诗歌，乃是具有文化修养的表现。因此，西周的诗歌教育主要是结合礼乐教育和射御教育而进行的。当时的习礼、习射、习舞、习乐和学艺等教育活动常常与诗歌教育结合在一起，难以分开。当时的诗歌教育强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必须体现周王朝特定的政治伦理思想，满足上层社会的需要，因此，西周乐教是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直接源头。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史籀篇》。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据班固所云，可知该书属于识字教学读本一类。据说，其编排体例大概是按意义间的关系编排而成。它采用四言诗的形式，四字一句，两句一押韵，便于学童学习诵读。采用诗歌形式编写识字教材，是中国古代诗歌教育的一种特殊方式。《史籀篇》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部启蒙识字教材，为秦汉以后编写儿童字书提供了典范，是中国小学语文教材发展史的源头，对后世影响巨大。
学校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在阶级社会里，学校教育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为了满足奴隶主阶级的需要，在西周时期，无论是京师四学和泮宫，还是庠序学校，都是培养贵胄子弟的地方，奴隶子弟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奴隶制国家的文学艺术和文化教育都为奴隶主阶级的官府垄断，即“学在官府”，根本不允许、也不可能出现私学。这种“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到春秋时期才被打破，私学应运而生并逐渐繁盛起来，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教育才能逐渐走向平民化、大众化。
第四节春秋时期的诗歌教育
周王朝因受到犬戎的压迫，至周平王时迁都洛邑（今洛阳市），史称东周。东周是奴隶制社会盛极而衰、封建制社会因素日益增长的历史时期。东周习惯上又分为两个阶段——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和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一个历史阶段，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公元前770年，周幽王的太子姬宜臼在晋文侯、郑武公的帮助下于东都洛邑即天子位，是为周平王。自此，周天子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王命失去权威，相继出现“春秋五霸”，周王开始依附势力强大的诸侯。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使用，农业生产力获得极大提高，私田开垦数量不断增加，各国诸侯逐渐改变剥削方式，加速了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形成。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上层建筑也发生了激剧的变化，中国社会又出现一些新的重要现象。在政治上，王权进一步衰落，诸侯相继争霸天下，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文化教育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此以前，学术文化完全是由官府掌握的。到了春秋中叶，出现了第一个由私人传授的学派，即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此后，各家各派竞相涌现，彻底打破了奴隶主垄断文化的格局，“官学衰落，私学兴起”，“士”这个新的社会阶层进一步崛起，出现了学术下移、百家争鸣和思想大解放的新局面，中国文化进入了第一个繁盛期。
由于“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特权被打破，周王朝的文人学者开始四处流散，因而形成了诸候养士的风气。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人数日益增多，地位不断提高。士不仅以自身的知识专长为统治者提供服务，在竞争剧烈的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在相对独立的立场上，讨论哲学、政治、伦理、经济、军事、文艺等多方面的问题。各国诸侯和公卿大夫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争相养士。“得士者昌，失士者忘”（《吕氏春秋…赞能》）就是这种状况的写照。同时，养士风气又进一步促进了私学的发展。随着官学的衰落和私学的兴起，教育对象由少数贵族扩大到平民，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更加广阔。
周王朝的典籍也开始大量流失，各种典籍鱼目混杂，给人们阅读研究造成了困难。孔子作为有责任心的教育家，自觉地承担了修订典籍的任务。《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不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于衽席，故曰：‘《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修订整理过的典籍有：《诗》、《书》、《礼》、《乐》、《周易》、《春秋》。其中《诗》是一部文学教材，《书》是一部政事教材，《乐》是音乐教材，《春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