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时颇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由于《诗经》是士人普遍熟悉、易于记诵的典籍，所以到汉代又得到广泛流传。《汉书…艺文志》载：“《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鲁之申培，齐之辕固生，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鲁、齐、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鲁诗、齐诗、韩诗三家均有众多弟子，尤以鲁诗为盛。
《汉书…儒林传》载：“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吕太后时，浮丘伯在长安，楚元王遣子郢与申公俱卒学。元王薨，郢嗣立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学，病申公。及戊立为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兰陵王臧既从受《诗》，已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为御史大夫。绾、臧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上，……即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窦太后喜《老子》言，不说儒术，得绾、臧之过，以让上曰：“此欲复为新垣平也！”上因废明堂事，下绾、臧吏，皆自杀。申公亦病免归，数年卒。弟子为博士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胶西内史，夏宽城阳内史，砀鲁赐东海太守，兰陵缪生长沙内史，徐偃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数。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及鲁许生、免中徐公，皆守学教授。韦贤治《诗》，事大江公及许生，……传子玄成，……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至大司马车骑将军，自有传。由是《鲁诗》有韦氏学。”《汉书…儒林传》还记述了鲁许生、免中徐公的弟子王式传授鲁诗的事迹，其弟子“张生、唐生、褚生皆为博士。……由是《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其门人琅邪王扶为泗水中尉，授陈留许晏为博士。由是张家有许氏学。”可见鲁诗在西汉传播之广。
《汉书…儒林传》载：“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候始昌最明，自有传。”“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毛公，赵人也。治《潍》，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可见齐诗、韩诗传播也较广，而毛诗则逊色许多。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就记载了西汉初贾谊学诗诵诗的情况：“贾生名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於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汉书…贾谊传》引用了这段记载。这段话表明贾谊在十八岁以前曾经学习《诗经》，并“以能诵诗属书闻於郡中”，后有因廷尉吴公的举荐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
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私学兴盛，官学衰微。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后，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汉书…董仲舒传》）的建议，在长安设立太学，专设五经博士教授儒家学说，置博士弟子50人，以儒家的五经（《易》、《诗》、《书》、《礼》、《春秋》）为主要教材，排斥其他各家学说。《汉书…武帝纪》载：“（五年）夏六月，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悯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在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元帝时博士弟子已达千人。西汉末年，仿孔子弟子三千，太学增至3000人。王莽秉政时为了笼络广大儒生，树立自己的声望，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太学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自此，儒家典籍就成为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主要教材，一直沿袭了二千多年而没有大的改变。这一时期，无论官学还是私学都得到空前发展，并逐步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学校制度，太学成为国家的最高学府，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学校教育制度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尤其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董仲舒把孔子所说的“诗”奉为“经”，此后便称“诗经”。《诗经》是汉代确立的“五经”之一（《乐经》早已失传）。贾谊说：“为之称《诗》，而广显道德，以驯明其志。”（《新书…傅职》）董仲舒说：“《诗》道志，故长于质。”（《春秋繁露…玉杯》）《毛诗序》中对诗歌抒发志向的作用更有具体的阐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古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以蹈之也。……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汉代学校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种，其使用的教材有所不同。《急就章》云：“宦学讽诗孝经论，春秋尚书律令文。”说明了官学的基本教材。《礼记…内则》曰：“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诗经》是官学的主要教材之一，也是私学选学教材。汉代的儒生对《诗经》是极其熟悉的，如著名文学家扬雄在辞赋的创作中就多次直接引用《诗经》里的句子，这说明汉代学校教育对于《诗经》的学习十分重视，而且效果显著。
西汉时的学校教育重视进行各种文体训练，训练的文体有诗赋类、书表奏类、颂箴铭类、论说类。受当时社会风气及利益的驱动影响，汉赋倍受人们的青睐。汉成帝妃嫔班婕妤出身文学世家，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是西汉后期著名的女辞赋家，她的《自悼赋》是第一篇出于女性之手的宫怨赋，更为真切地诉说了宫廷内不幸女子的怨恨惆怅之情，语言清丽流畅，描写细致生动，善于借景抒情，对后世“宫怨”类文学的影响很大。
汉儒教学大都采用“自学——提问——讲解——讨论——练习”的方式口口相授。为了配合学生自学，有的学者就记录、整理和汇集著名经师的讲授内容，形成了“传”、“章句”等阅读参考书。有了“传”和“章句”，学生不用求师，通过自学也可以学到最好的学问。
当时的教育特别注重朗读。《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新樵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载相随，数止买臣，毋呕（讴）道中。买臣愈以疾歌。”朱买臣的呕与歌就是朗读。这种朗读情动于衷，声情并茂，能够深入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并融入自己的体会和感受，是古人非常重视的学习方法。
作为诗歌教育的特殊形式，西汉时期出现了更多采用韵文形式编写的蒙学识字教材。《汉书…艺文志》载：“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
西汉初期，闾里书师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后人称为“秦三仓”）进行删改合编，去其重复字，以60字为一章，凡55章，统称为《仓颉篇》，用以教学童识字。如：“仓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昭，谨慎敬戒。勉力风诵，昼夜勿置。苟辑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