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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的初步形成，特别是关于诗赋写作规律的揭示，极大地促进了诗歌教育和诗歌创作的繁荣。魏晋时期涌现了众多著名诗人和大量诗歌作品，文人创作的中心从辞赋转移到诗歌，形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歌的创作高潮，奠定了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随着诗人群体的出现，诗歌的娱乐性与社交功能更加明显。五言古体在汉代逐渐成熟，经过建安诗人（尤其是曹植）、阮籍、陶渊明等人的创作，在题材领域和表现手段上又有新的发展。曹丕的《燕歌行》显示了七言古诗自汉代以来的显著进步。
曹操和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既是建安时期的政治中心，又是文坛领袖。他们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吸引了许多文人，开创了一代文学风气。其中曹植在文学上取得最高成就，他的诗歌创作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有《魏武帝集》。曹操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他的现存作品，都是曾经配乐演唱的乐府歌辞。曹操具有很高的音乐修养，并且一生对音乐保持了浓厚的兴趣。他的乐府诗脱胎于汉乐府民歌而有很大突破和创新，如《善哉行》、《苦寒行》等继续沿用民歌中常见的题材，而《薤露行》、《蒿里行》则直接反映东汉末年的重大历史事件，突破了民歌的传统。如《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首诗犹如一幅历史画卷，概括了讨伐董卓战事失败以后民不聊生的事实。语言之简洁，气魄之宏大，感情之深郁，在乐府诗中是前所未有的作品。
《诗经》之后，四言诗已经衰微。而曹操的四言诗却异军突起，取得了很高成就。他的《短歌行》、《步出夏门行》都是四言诗。前者是一篇用于宴会的歌辞，从“人生几何”发唱，以“天下归心”收结，全诗流动着悲凉慷慨、深沉雄壮的情调。后者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四句，抒发了英雄之志，给人以奋发之感。曹操的这两首诗是汉魏六朝时期最优秀的四言诗作品。
建安时期，在把乐府诗从民间文学形式改造为文人诗歌主要形式的过程中，曹操起了关键的作用。在他的影响下，乐府诗歌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曹操的诗歌风格与审美情趣和一般文人不同。他的诗从大处落笔，语言古朴，气势宏伟，内涵厚重，感情悲凉慷慨，跌宕起伏，显示出鲜明的个性色彩。由于他的影响，曹丕、曹植及其他建安诗人，也写作了相当数量的乐府诗。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曹丕博学多识，勤于著述，对文学创作很重视，他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门性的论著。他的诗作中乐府歌辞与古诗大约各占一半，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沿用民歌题材，善于抒写游子思乡、思妇怀远之情，以委婉细致见长。语言虽明显带有民歌的特点，但华丽精致，通脱流畅。五言体《杂诗》二首的风格与《古诗十九首》略近，文辞清绮，语浅情长。其七言《燕歌行》二首在文学史上尤为著名，其二是：“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这首诗音节和谐舒缓，描摹细致生动，感情缠绵动人，语言清新流丽，极力表现思妇怀念丈夫的情态，既不脱离民歌风格，又有新的创造。与东汉张衡的《四愁诗》相比，《燕歌行》则显得更加成熟和优美，因而是七言诗发展史上一个新的标志。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弟。曾封为陈王，死后谥“思”，故后世称陈思王。在建安时期的文学家中，他的作品留存最多、成就最高、对后来文学影响最大。曹植自幼聪明，才华出众，曾受到曹操的偏爱。由于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的成熟老练，他与曹丕的储位之争最终失败。曹丕称帝后，曹植受到严厉迫害，动辄得咎，空怀壮志，郁郁而终。曹植现存的辞赋有三十多篇，《洛神赋》是他的代表作。
曹植前期诗歌更多地抒写了个人的志趣与抱负。如《白马篇》表达了作者对壮丽人生的追求，《鰕鲌篇》则直抒胸中的豪迈气概。这些诗大多雍容华贵，情调开朗，富于进取精神，同时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曹植后期作品的内容与风格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其诗歌集中抒写人生的失望和对政治迫害的不满，情调深沉悲凉。如模仿汉乐府民歌《陌上桑》的《美女篇》表达了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痛苦；《吁嗟篇》以蓬草为风所吹、四处飘荡的形象，抒写自己屡被迁徙不能与亲人相聚的命运；最有代表性的《赠白马王彪》感情丰富复杂，用激切的语言表现内心的愤慨。
曹植现存诗作中，乐府诗约占近半数，但这些诗基本上都不能配乐演唱。这是乐府歌辞文人化的明显标志，对后世这类诗歌的创作影响深远。他也有许多沿用民歌题材、模仿民歌风格的诗，但他并非单纯模仿，而是加以适当改造，在游子思妇的形象中注入纯属于个人的思想感情，内涵更为曲折丰富。曹植的诗歌结构大多精致，自然景物描写较多，开始注重对仗和炼字，追求华美语言和细致描绘，对后来文人诗歌影响很大。
曹丕在《典论…论文》把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并称为“七子”，他们都是建安时代比较重要的文学家，。其中王粲、阮瑀是文学家蔡邕的弟子。王粲出身世家，受到良好的文学教育，诗、赋均有成就。他少有才名，17岁时就写出了名篇《七哀诗》；又以擅长辞赋著称，《登楼赋》是其名篇，前人常以他与曹植并称，刘勰《文心雕龙》誉之为“七子之冠冕”。阮瑀、刘桢也以五言诗知名当时。
著名女诗人蔡文姬，名琰，是东汉大文学家蔡邕之女。她从小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在文学、音乐等各方面均有深厚修养。由于家学渊源，她幼年早慧，博学能文，妙于音律，又善诗赋。蔡文姬传世的作品有三篇：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各一篇，骚体《胡笳十八拍》一篇。她的五言《悲愤诗》记述了她从遭掳入胡直到被赎回国的经历，犹如一幅血泪绘成的历史画卷，被称为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体长篇叙事诗。“真情穷切，自然成文”，激昂酸楚，在建安诗歌中别成一体。
曹丕的皇后甄氏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失宠后写了一首《塘上行》，表达了一个女子对丈夫一往情深的泣诉，哀婉泣绝，极为感人，是女子思夫诗中的名篇。
建安时期，诗人普遍使用五言诗形式并加以发展，使五言诗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最基本的形式。建安时期的文人诗歌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开始向文人诗歌的精致华美转变。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对文人诗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采用乐府诗题、沿袭乐府民歌中常见题材的作品，在当时文人的诗歌中占了很大比例。曹丕、曹植、王粲等人的诗歌追求修辞华美，普遍运用藻饰、骈偶、声律、用典等表现手段，增强了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的艺术性，使文学语言更富于表现力，以后愈来愈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普遍风气。
曹魏后期的诗人以阮籍和嵇康最为著名。阮籍是阮瑀之子，他的诗歌深受其父影响，作品主要是《咏怀诗》，其中五言诗八十二首，四言诗十三首。其《咏怀诗》尤为著名，在中国诗歌史上有崇高的地位。这些诗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尤其是对于人生意义的反复思考，多用象征寓意，语言含蕴隐约。阮籍完全摆脱了对民歌的模仿，把个人的哲理思考融于艺术形象之中，使诗歌呈现出更加广阔的视野，包容了十分深沉的内涵。这种以组诗方式抒发情感的形式受到后来诗人的重视，如陶潜的《饮酒》、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都受到阮籍《咏怀诗》的影响。嵇康的四言诗《幽愤诗》、《赠秀才从军》具有个人特色，显示了四言诗的潜流。
西晋从立国到覆灭，总共只有大约五十年。经过曹魏末期的政治高压政策打击，文学之士纷纷向统治集团靠拢，个体意识与文学风骨明显地减弱，自建安以来文学追求华丽的倾向和对仗现象高度发展起来。但是，表现人生的伤感仍然是文学的中心主题。无论作家还是作品的数量都远远超过前代，诗歌创作在士人中进一步普及。在士族中，重视诗文创作成为普遍的风气，社会上层文士几乎没有不写诗的。诗歌中的情感日益淡薄，语言艺术日益提高，诗句对偶现象日益增多。当时作家中主要是“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其中陆机、潘岳并称“潘陆”，代表了西晋文学的主流。
最能够代表西晋一代文学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