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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台新咏》是徐陵奉梁简文帝萧纲之命编成的我国古代继《诗经》、《楚辞》之后的又一部诗歌总集。《玉台新咏》共十卷，有五言诗8卷，歌行1卷，五言四句诗1卷，收录南朝梁以前的诗篇769首；除第9卷中的《越人歌》相传作于春秋战国之间外，其余都是汉魏以来至南朝梁时的关于女性和男女爱情的诗歌，其中大量收集了齐梁时代的宫体诗，是第一部全部以妇女为描写对象的诗歌总集。这本书中保存了古代许多歌咏妇女的优秀诗篇，如《上山采蘼芜》、《陌上桑》（即《日出东南隅行》）、《羽林郎》、《孔雀东南飞》等。班婕妤、鲍令晖、刘令娴等女诗人的作品也赖此书得以保存和流传。徐陵颇重视收录南朝时逐渐兴起的五言四句的乐府短歌，对于五言绝句这一诗体在唐代的兴起和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由于这本书在流传过程中曾遭后世文人多加窜改，所收诗歌总数增加到870首。在封建道统思想的影响下，这部诗集曾屡遭诋毁，但仍然对我国古典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南朝时期，非常普遍的使用史游的《急就篇》和蔡邕的《劝学篇》作为蒙学教材。由于统治者实行“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一些出身低微的作家得不到统治者的重视，而“学而优则仕”又是古代文人的主要出路，因此，一批学者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在教育学童身上。他们编写了大量的蒙学教材，除马仁寿的《开蒙要训》和周兴嗣的《千字文》尚存于世外，其它大都佚失。而最具代表性的是周兴嗣的《千字文》。
《开蒙要训》的内容主要介绍自然事物、社会名物、寝处衣饰、身体疾病、器物工具、饮食烹调、农业耕作、树木鸟兽等。形式上采用四言韵语，便于儿童的学习和记诵。如“乾坤复载，日月光明。四时来往，八节相迎。”春花开艳，夏叶舒展。□□秋落，松竹冬青。“笔砚纸墨，记录文章，童□习学，易解难忘。”全书一千四百多字，涉及广泛，注重实用，语言质朴通俗，至五代时期仍在传抄流行。
《千字文》的作者是南朝梁代的周兴嗣。《梁书…周兴嗣传》载：“周兴嗣，字思纂，陈郡项人，汉太子太傅堪后也。……兴嗣世居姑孰。年十三，游学京师，积十余载，遂博通记传，善属文。……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伐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每奏，高祖辄称善，加赐金帛。”《千字文》前的小序说：“兴嗣，字思纂，陈郡项人。上以王羲之书千字，实兴嗣次韵为文。奏之，称善，加赐金帛。”他奉梁武帝命把常用汉字编成《千字文》一卷，全文采用韵文形式，通篇四字一句，共250句，在极短的篇幅内容纳了极其丰富的内容，涉及天文历象、岁时变化、名贵物品、古代帝王、品德修养、建筑文化、历史地理、士人农桑、生活起居等。如开篇写道：“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馀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从开头这几句，就可以看出其行文注重声律对仗，讲究用典文采，押韵和谐，抑扬顿挫，具有四言诗歌的形式特点，即使完全当作诗歌来读也无妨。这本书一直沿用了1500多年，至今在民间仍有一定影响。
南朝时期生肖文化逐渐盛行。活跃于梁陈两朝的著名文人沈炯有一首有趣的十二生肖诗：“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虎啸坐空谷，兔月向窗开，龙阴远青翠，蛇柳近徘徊。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栽。猴栗羞芳果，鸡砧引清怀。狗其怀屋外，猪蠡窗悠哉。”据说这是我国第一首生肖诗。这首诗在首字按排序嵌入十二生肖名，且突出了每种动物的特点，可谓别开生面，文采娱人。这首诗对于生肖文化的传播有一定影响。
第六节北朝时期的诗歌教育
439年，鲜卑族建立了北魏政权在孝武帝拓跋焘时统一了北方，社会逐渐安定。孝文帝拓拔宏迁都洛阳后，尊崇孔子，提倡儒家礼法，推广使用汉语，积极推行汉化政策，重用汉族知识分子，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当时首先受到重视的是直接有利于统治轶序的儒学，文学也开始出现转机，但文学的地位远不如在南方那样重要。当时文坛上的领军人物温子昇、邢子才、魏收等，其诗歌作品主要是模拟南朝文学，成就不高。北魏分裂后，北方先后出现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四个王朝。581年，隋文帝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这一时期虽然民族矛盾十分激烈，但各族人民逐渐走向民族大融合。当时进入中原的各个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后来大都成为汉族的一部分，并以他们的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汉族的文化，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北朝后期，南方许多著名文人流入北方，如庾信、王褒等，受到北方文人的高度推崇。他们开始结合南北文风之长，创作了足以代表北朝文学最高水平的诗赋作品，为后代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自幼随父亲庾肩吾出入于萧纲王府，后来成为萧纲的东宫学士。作为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与徐陵并称为“徐庾体”。后奉命出使西魏，因梁为西魏所灭而滞留北方。西魏和北周皇室一向倾慕南方文学，庾信又有盛名，因而颇受器重，被尊为文坛宗师，受皇帝礼遇。庾信前期作品多为宫体性质，轻艳流荡，富于辞采之美。羁留北朝后，其诗赋抒发了自己深切怀念故国乡土，因身仕敌国而感伤、因不得自由而怨愤的情感，风格也转为苍劲悲凉。所以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他的《春赋》、《哀江南赋》是当时名作，《春赋》中诗赋结合的倾向也为后人所继承，如唐代王勃、骆宾王和刘希夷等都有类似的作品，显然受其影响。庾信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他以聪颖的资质在南朝文学的全盛时代积累了很高的文学素养，来到北方后又接受北方文化的一些因素，以其沉痛的生活经历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内容，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他的骈文骈赋与鲍照并举，代表了南北朝骈文骈赋的最高成就；他的诗歌则初步融合了南北诗风，对唐诗的繁荣有重大影响。
王褒（约513—576）字子渊，琅琊人，出身名族，因旧交之情受梁元帝重任。梁元帝出降西魏，诸臣均被带到北方。王褒以门第与文才，受到西魏、北周重视，与庾信同为北方文坛领袖。他曾以七言《燕歌行》著称于当时，五言诗《关山月》也是边塞诗的名作。《渡河北》则是王褒诗中最著名的一篇：“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这首诗表现了对南方故土的思念和人生失路的悲哀，风格萧瑟苍凉。他的诗歌对后世也有较大影响。
北朝文学虽然总体上不能与南朝相比，作家和作品数量远远比不上南方，但所取得的成就也自有其特色和价值。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北朝政权实行汉化政策、重视教育的结果。
北朝自孝文帝改革以后，历代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提倡儒家礼法，推广使用汉语，重用汉族知识分子，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如北魏孝明帝时，邢邵以文名倾动京师。由魏入齐后，官至中书监、国子祭酒，地位很高。诗人魏收由魏入齐后，颇受重用，官至尚书右仆射，监修国史。北朝历代君王和上层贵族一向倾慕南方文学，对流落北朝的南方文士十分尊崇。如庾信滞留西魏时，很受皇室器重，官至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北周代魏后，更迁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侯爵，被尊为文坛宗师，受皇帝礼遇，与诸王结交。王褒出仕西魏、北周，以门第与文才受到重视，官至太子少保、少司空，与庾信同为北方文坛的宗匠。当时北周与陈朝通好，允许南方流寓人士归还故国，因庾信与王褒久享盛名，北周君主坚决不准许两人南归。北朝政权对文士的尊崇可见一斑。
北朝政权在逐渐汉化的过程中，接受了两汉魏晋以来的教育制度，设立太学以及四门学、郡国学、律学，生员身分有所限定，一般限公卿大臣子弟充当。然政权兴废不定，学校也时设时罢。北魏道武帝设立学校，称国子太学，后又别立太学。国子学曾一度改称中书学，郡学也称太学。孝文帝、宣武帝时，又增设了四门小学，形成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三学并立之制。北朝政权在都城和各地设立官学，尊崇孔子，学习儒家经典，推广儒家学说，《诗经》是官学的主要教材之一。《魏书…薛辩传附子谨传》载：太武帝拓拔焘时的河东太守薛谨“命立庠，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受业，躬巡邑里，亲加考试，于是河汾之地，儒道兴焉。”汉末魏晋以来儒学地位下降的趋势却在北朝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如著名诗人邢邵曾任中书监、国子祭酒，直接负责中央官学的教育。
北魏孝文帝后的历代皇帝往往具有比较深厚的儒学修养，普遍熟悉儒家典籍，并能吟诗作赋；受到两晋老庄风行的影响，他们往往还学习《老子》、《庄子》等古代典籍。《魏书…高祖孝文帝纪》载：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