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那些多才多艺、善于交往的人才能赢得真正的幸福。
如果让我按我的生存方法培养自己，我就不会去固定在某一种生活方式上，不管这种方式有多么吸引人，这是因为我不想依赖它。
生活是一种不均衡、不规则、形式多样的运动。总是在迁就自己，被自己的爱好牢牢束缚住，到了不能偏离，不敢扭转的地步，这不是做自我的主人，而是做自我的奴隶。
人最美好的行为方式正是那种最放松、最自然的行为方式，最好的工作是最不勉强的工作。那条规劝人们，愿望必须与能力相符的箴言对我们是多么合乎情理啊！没有比这更有益的哲理了。“量力而行”是苏格拉底最喜欢的一句话，这是一句内涵丰富的话。
应当将自己的愿望引向那些最容易得到，并且与自己的能力最接近的事情上去。如果我不去和许多与我的命运息息相关，并且是我不能缺少的人和平共处，却一心要去高攀我的交往能力达不到的一两个人，或者异想天开地追求那些我无法得到的东西，难道不能说这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吗？我生性懒惰，任何形式的尖刻和粗暴都与我的性情相反，这就使我免受妒忌和敌意的困扰和威胁。
把享受生活的恩惠作为生活的目的，就应当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性情的乖戾和挑剔。我赞赏多层面性格的男人，这种男人能张能弛，能上能下。不管命运把他摆在哪里，他都能随遇而安。他能同邻里聊他的房子、他和别人的纠纷，能和一个木匠或花匠成为好友。
我羡慕有些人，他们能使仆役感到可亲可近，还能以适合下人的方式与他们谈话。别人琢磨如何使自己的思想显得空灵和高深，我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浅近平实。拔高和夸大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男人的思想并非只在讨论重大话题时才表现出它的特性，在私人交谈中同样能表现。我能从朋友的微笑中了解他们，有时在餐桌上比在会议上更能洞察他们。
我认为，和女性交往时精神上的享受不及在前一种交往中那样强烈，但感官的享受——在这种交往中感官参与得更多——使它几乎和前一种一样令人快乐无比。当然，和女性交往时我们必须有所戒备，尤其那些易受肉体冲动影响的人更应小心从事。
我在年轻的时候，曾吃过肉体冲动的苦头。据诗人们说，这种冲动会发生在那些放任自流，约束能力差、判断力不强的人身上。
在男欢女爱上投入太多的精力，这是一种荒唐之举。如果缺乏爱情基础，只是逢场作戏，迫于年龄和习俗的要求，扮演一次大家都演过的角色，不投入自己的感情，这就是一种懦夫行为。就像一个人因害怕危险而放弃自己的荣誉、利益或欢乐。坚信这种做法的人，是不希望从中得到什么美满结果的。
第四部分：权力之道傲慢是男人的劣根性（3）
命运之神很奇特，它有可能会格外恩宠一些女人的外表，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没有一个女人——即使她长得相当丑——是不想男人讨人喜欢的，没有一个女人不显示她的年轻，或她的笑容、身姿。没有一点长处的丑女如同没有一点短处的美女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是根本没有的。
婆罗门种人有个习俗，凡是没有什么出色之处可以炫耀的女性，都要到一个大广场上，向被召集在那里的人们展示自己女性的部位，让人们看看她们是否有资格找到一个心爱的丈夫。
我认为没有丘比特就没有维纳斯，犹如没有孩子就没有母爱一样，二者的本质是互相归属互相依存的。欺骗行为的恶果必将由欺骗者自己吞食，不付出努力的人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回报。把维纳斯敬为女神者，认为她的美不是肉体的美，而是精神的美，这种人寻求的爱不是男女的爱，也不是动物的爱，是一种虚假的精神之爱。
应该承认，所有动物的爱，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低级粗俗。我们看到，想象和欲望如何使动物兴奋，如何在肉体之先刺激它们。我们看到，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的动物，都会在群体中挑选自己喜欢的对象，它们之间能保持长期的恋爱关系。那些体力不强的动物，还能因爱情而浑身颤动或发出嘶叫。
动物在交配前充满希望和热情，当肉体完成其应该享受的职能之后，甜蜜的回味仍使它们欢乐无比。有些动物交配后骄傲地昂首阔步，或发出快乐和得意的鸣叫，好像在说它们心满意足了。
我很少去找烟花女作乐的，这并不是因为寻花问柳危害健康，而是出于对这种行为的鄙视。我喜欢让困难、欲望以及某种胜利的荣耀把爱情的快乐刺激得更加强烈。
我很注重女人的心灵，但她的肉体也必须令人赏心悦目。
如果心灵的美与肉体的美必须舍其一，我宁愿舍弃前者。心灵可以在更重大的事情上派用场，在爱情这件视觉与触觉有关系的事上，没有美好的心灵可以，没有美好的肉体却不行。姣好的容貌是女子的优势，她们的美是那么独特，以至我们男人的美虽然要求另一些特征，但只有与她们的美有了共同之处才算美到完美。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有偶然性，它不仅完全取决于自己，同时也取决于别人。第一种交往因其寡见鲜有而令人惆怅，第二种交往随着岁月增长而日渐凋零，它们没有满足男人一生的愿望。
第五部分：男人的责任男人为什么要离婚（1）
现在在许多国家，离婚现象已普遍被人们认可。
离婚的目的，不是要取代一夫一妻的家庭，只是想减少痛苦。有人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已无法忍受婚姻的痛苦了。
离婚法在不同国家也是有区别的。在许多非基督教的文明国家中，丈夫很容易获准离婚，另一些国家，妻子也不难获准离婚。摩西的法律允许丈夫提交离婚申请，中国的法律也允许离婚，条件是将妻子的嫁装如数奉还。
天主教视婚姻为圣礼，无论何种原因也不准离婚。如果确有许多证据表明婚姻无效，也是可以离的，尤其是涉及到大人物的时候。
在基督教国家，对离婚的宽大程度，与人们信教的程度成正比。米尔顿赞成离婚，因为他是新教的忠实信徒。
过去，当英国新教会的人，曾承认因通奸而离婚，其他原因不在考虑之列。现在，英国教会的绝大多数教士都是反对离婚的。斯堪的纳维亚拥有非常宽松的离婚法，美国大多数新教地区也是如此，苏格兰比英国更赞成离婚，在法国，反教权主义拥护离婚自由，苏联只要一方提出离婚，即可获得批准。
由于通奸或私生在苏联不受社会或法律惩罚，所以那里的婚姻也就失去了它在其他地方所具有的那种重要性，至少这适用于统治阶层。
离婚最奇怪的现象，就是法律和习俗是两回事。最宽松的离婚法并不是总能产生最多的离婚事件。在革命前的中国，人们几乎不知道离婚是什么，虽有儒家先例，离婚仍被视为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
我认为，法律和习俗之间的这种差别是很重要的，我虽然主张对离婚一事应有宽松的法律，但只要父母双全的家庭，仍被视为是标准模式，风俗就会成为反对离婚的强大因素，只有个别的情况例外。我不光把婚姻看成是性的结合，而是把它看成是生育和抚养孩子的一种合作。由于各种经济因素，会造成婚姻的破裂，但如果婚姻会破裂，离婚也会遭到破坏，因为离婚是因为婚姻存在而有的一种制度，离婚是婚姻的保证。
第二种方式，即不生孩子的秘密性关系。这是在实践中最广泛采用的一种方式。对此，我们有充分的反对理由。一切见不得人的事都是不好的，既无孩子又无共同生活的性关系自然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如果男女双方都年轻，我们不应说你们不能再生孩子了。
第三种方式，即“公开的犯罪生活”是对个人和社会危害最小的一种方式，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这种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行不通的。一个企图过公开犯罪生活的医生或律师，会失去他的病人或顾客。教育工作者会立即失业。即使经济状况使这种公开犯罪生活成为可能，大多数人仍会受到影响的制约。男人希望与俱乐部有联系，女人则希望受人尊敬，失去这些乐趣显然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公开的犯罪生活是很难实现的，除非他是富翁、艺术家、作家，以及其他自由职业者。
在那些不允许因精神失常而离婚的国家里，例如英国，那些患精神病的妻子或丈夫就落入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境地。除了神学的迷信之外，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去赞成这种情况。不但适用精神病，也适用花柳病、习惯性犯罪和习惯性酗酒。以上这些事实都会给婚姻带来危害。它们使伴侣生活成为一个梦想，使生育成为一种罪恶，使孩子和犯罪的父母得不到应有的接触。反对离婚的理由只能是：婚姻是一个圈套，我们要用这个圈套把那些上当者骗入地狱，让他们经受痛苦。
真正的分居是离婚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只是把已有的即婚姻已经破裂的事实，追认一下罢了。从法律的观点出发，这种作法会带来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果遗弃或分居可以作为离婚的理由，那就会引起连锁反应，使遗弃现象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已婚男女迫切渴望离婚，以至主动创造法律所承认的一切离婚条件。过去在英国，如果一个人想离婚，他必须有虐待和通奸的行为。因此，丈夫和妻子预先约定在佣人面前欧打妻子，作为虐待的依据。
我认为，通奸本身不应作为离婚的理由。除了那些受教权的命令和强烈的道德自责的人外，其他人都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