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6-她们- 第12部分

弥漫硝烟中的倩影撤退路上（1）

　　　　从青杠坡撤下，红军又开始了急行军。女人们惊魂未定，但那些躺在路边呻吟不止的伤员，更让她们心痛不已。　　　　
　　　　青杠坡一战，干部休养连的损失严重。马匹损失过半，担架大都丢弃了，民夫也在混乱中四散逃走。老伤员还没康复，新的伤员又在增加，伤员的安置问题成了最棘手的问题。　　　　
　　　　撤出土城之前，中央指示干部休养连，一定要轻装前进，把一批根本无法带走的重伤员寄放在老乡家里。　　　　
　　　　寄放伤员红军的到来，给了偏远而贫穷的贵州百姓极大的物质帮助和精神启示。红军没收了土豪、地主的财产和土地，分给贫穷的乡亲，使他们有了饭吃，有了衣穿，还给他们讲述了人生下来就是平等的道理。但在国民党和当地军阀的宣传中，哪一户收留红军的伤员，如被查出来，要以窝藏“赤匪”罪论处，弄不好会家破人亡。对此，老百姓心有余悸。　　　　
　　　　红军的伤病员也不愿意被寄放在老百姓家里。原因很多：习水地区没有红军的根据地，只能找沿途一些相对可靠的老百姓；本来贵州在中国的版图上就比较偏远，而土城又是贵州的偏远地区，穷乡僻壤，缺医少药，伤员的伤病得不到很好的救治；红军的队伍离开后，军阀肯定会在当地大肆屠杀，留下的九死一生。　　　　
　　　　在那一时期，红军战士普遍存在的想法是：不怕打仗死，就怕负伤被寄放；不怕急行军和夜行军，就怕生病掉队。就是负伤、生病，只要两条腿还能走，拼着命也要跟上大部队。跟上的就挺过来了，倒下的就永远倒下了。负了重伤，就得服从大局，被寄放在老百姓家里。　　　　
　　　　这时，女人们又拿出了在苏区扩红、筹粮的工作方法，在地方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去到那些比较隐蔽的地方和人家进行说服动员。这是女人们最拿手、经验最丰富的工作。她们把伤员寄放在可靠的老百姓家里，给他们留下一些银元、粮食和盐巴等东西，作为伤员的生活、医疗费用和对老百姓收留护理伤员的报酬。　　　　
　　　　女人们尽可能把能想到的都替伤员们想周到，即使是这样，她们在寄放伤员这样的事上也常常处在矛盾和痛楚之中。李坚真在她的回忆录中曾提到：“没有找到妥善人家寄放伤员时，我心急如焚，一旦找到了妥善的地方和人家，伤员有了人家来照顾，我如释重荷，心安了许多；但当把伤员安置妥当，我要离开时，一阵悲痛又涌上心头。”作为干部休养连的指导员，李坚真应该是安置伤员较多的，她的这种感触，是每一个女人共有的。一路坎坷，一路颠簸，她们和伤员之间的战斗情谊，以及伤员对她们的依恋难以言表。常常在她们即将离开时，有的伤员拉着她们的手泣不成声，有的伤员苦苦哀求她们给自己补上一枪……这一桩桩、一件件，让女人们流下了多少眼泪，也在女人们的心里烙上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伤员安置好后，红军很快撤出了土城，向西准备渡过赤水河，到扎西集结。　　　　
　　　　刚启程不久，又有一名伤员被送来，要干部休养连找地方寄放。伤员是三军团的一位团长，叫姚，在阻击敌人时，右脚负伤，伤口已感染，整个脚肿得像个紫茄子，而且烧得很厉害。但他伤的不是要害部位，也还可以医治，况且，大部队已急速向前推进，负责在地方联系老百姓的同志早已撤离，临时寄放会有许多不安全因素。而且，一路上战争如此激烈，前线是多么需要这样的指挥员呀！跟随姚的，还有他的随身警卫员、饲养员和一匹马。面对这个情况，李坚真动了恻隐之心。她去找侯政商量，不如带他一起走。侯政听了李坚真的介绍，略通医术、曾任八军团卫生部长的他，仔细地检查了姚的伤口后，与李坚真统一了意见，决定带姚一同上路。　　　　
　　　　由于撤退时抬担架的民夫四散逃走了，于是，李坚真就和姚的警卫员、饲养员三个人轮流抬着他走了几十里路。直到姚的烧退了，才骑到马上，由警卫员和饲养员在旁边照顾他慢慢走。几天以后，姚脚上的肿消了。正当女人们为他伤愈又可以上前线而高兴的时候，没想到上级领导却对她们大发其火。原因就是，组织上已决定寄放了的，为什么不执行组织的决定。当时的组织纪律是很严格的，为这事，李坚真还做了检讨。但直到几十年以后，回忆这件事，李坚真还在为救了姚而自豪，即使当时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也不后悔。如果不是李坚真顶着批评，把他带出来，就不会有长征后期中央纵队的警卫营长姚，也不会有全国解放后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姚。　　　　
　　　　秘不可泄虽然有相当一部分伤员被寄放在了土城一带，但对于一些重要的伤员，上级有命令，无论如何不能寄放。　　　　
　　　　在离开土城的最后时刻，干部休养连连长侯政和指导员李坚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商议决定寄放一名伤势严重的伤员。尽管董必武曾再三吩咐，这名伤员不能寄放在老百姓家里，可他们从连队的整体情况考虑，还是将他留了下来。此时，老百姓都已经逃进山里去了，侯政只好把这个昏迷不醒的伤员，连同几十块光洋，放在一间空荡荡的民房里，然后急匆匆地去追赶部队。　　　　
　　　　董必武知道后，非常生气，叫来侯政和李坚真，严辞批评。至此两人才明白，原来他们寄放掉的是军委机要科的负责人。机要科是掌管军事秘密的部门，如果真是因为把这个负责人寄放在老百姓家而出了事，后果不堪设想，那将不止是一个连队的问题，而是全军的部署以及几万人的性命都会受到威胁。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马上发布命令：立即回去把这名伤员找回来。　　　　
　　　　侯政、邓六金等人不顾遇敌的危险，马上返回去寻找，苍天不负苦心人，他们硬是把这名伤员又抬了回来。　　　　
　　　　从土城到扎西的路上，时有敌人围追堵截，干部休养连的女人们一路奔波劳顿。一天，大家刚刚停下来准备稍作休息，突然，一小股敌人又追上来了。李坚真马上组织大家阻击敌人，掩护伤病员撤退。　　　　
　　　　在前面村口焦急等候的李维汉，见大家撤出来了，才稍稍松了口气。当他巡视伤员的时候，却发现少了一个人。　　　　
　　　　“报务员怎么不见？”他突然叫了起来。　　　　
　　　　李坚真这才发现电台的报务员不见了。是受伤了，还是没有撤出来？李坚真不知该如何回答李维汉。　　　　
　　　　原本看到女人们狼狈辛苦而生怜惜的李维汉，此时怒发冲冠。他大声命令李坚真，立即带一个连打回去，一定要把这名报务员抢回来。否则，泄露了军事机密要李坚真负责。　　　　
　　　　李坚真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哪里担当得起这个责任。只见她从腰间拔出枪，带着几名战友，杀回重围，总算把报务员救了出来。回来的路上，她怕再出意外，亲自背着受伤的报务员，不知跑了多少公里，直到甩掉了敌人，才换另外的人背着回到队伍中。　　　　
　　　　这位在苏区担任中央妇女部部长的客家女子，平时做事风风火火，说话也是快言快语，在长征这个革命的大熔炉中经过锻炼，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人生阅历。


弥漫硝烟中的倩影撤退路上（2）

　　　　邓颖超遇敌不乱离开土城时，天灰蒙蒙的，正下着牛毛般的细雨，路很滑。干部休养连拖拖拉拉的人马，把队伍拉得很长。前面一条并不很宽的河流横在眼前，忽然，一个营的敌人从山冈后斜插过来，直奔这支暴露在这块开阔地带的队伍，很快包抄到他们跟前，并将他们从中间冲断。一些伤情较轻的伤病员在前边走开去了，被敌人截在后面的正是一些重伤病员。　　　　
　　　　此时，红军主力部队已经和他们拉开了一段距离，中央干部团已经走到了大前面，而负责他们安全的军委警卫营还没有跟上来。　　　　
　　　　枪声一响，没参加过战斗的挑夫就乱了阵脚，有的丢掉担架撒腿就跑，不知所措的马夫也牵着马拼命朝前跑。情况危急万分。连长侯政当即决定，指导员李坚真组织伤员先行，他负责断后。可此时的李坚真也执意要留下来掩护部队。　　　　
　　　　干部休养连是个庞杂队伍，有的女人虽然手里也有武器，但在战斗力方面还是相当薄弱。　　　　
　　　　敌情当前，病弱体虚的邓颖超不顾一切赤着脚从担架上跳了下来。她几乎是冲到连长侯政面前：“不管谁的警卫员都留下来交连长统一指挥，集中起来阻击敌人！”敌人的叫喊声就是命令，侯政没有说什么，只是朝着这位可敬的大姐点了点头。　　　　
　　　　邓颖超的警卫员顾玉平第一个冲到了侯政的面前，紧接着两个、三个、四个……侯政的身边聚集了30多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中央为领导以及夫人们配备警卫员，是从他们的安全角度考虑，并没有交给他们参战的任务。但在此时，邓大姐就是榜样。身边有警卫员的女人们纷纷把他们交到侯政的手上，把连队的利益放在了首位，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　　　　
　　　　警卫员们在侯政的指挥下，顽强地阻击敌人。邓颖超则同李坚真一起，组织伤病员向着前面的山沟里转移。　　　　
　　　　正在侯政带领警卫员们因寡不敌众，渐渐支持不住的危急时刻，军委警卫营闻讯赶来，从后面向敌人进攻，形成了两面夹击的态势。伤病员们脱离了敌人的追堵。　　　　
　　　　邓大姐在此时为我们展现的是一位典型的“大姐”形象。虽然她没有动人的故事，也没有像其他女人那样担负艰巨的任务，平时行军就是坐在担架上。直到红军第二次攻占遵义时，她的病才稍好一些，于是她强烈要求取消担架，学会了骑马。连队对这位“三人团”的夫人除了担架以外，并没有特别照顾，她和大家吃一样的饭，常常是吃稀饭，或是糊糊。因为她是北方人，偶尔搞到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