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遭受了血与火的洗礼。
西风铁马踏冰河左路军南下（1）
1935年9月9日深夜，战士们正沉浸在甜美的梦乡，一阵阵急促而有力的叫喊声，让他们回到了现实：“起来，快点起来！队伍马上出发了。”刘英所在的中央三队是这样，李坚真所在的政治部是这样，女人们所在的右路军中原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们，在这天夜里统一行动了。
没有人问部队要去什么地方，即便问了，也没有人回答。但女人的心中似乎早就有所察觉，一直等待的左路军迟迟不来，让她们产生了怀疑。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跑了几十里路，天色微明时，看到一骑人马飞驰而来。张闻天带着几名警卫人员来到中央三队队伍的面前。他简短地说明了这次行动的动机，大家意料中的事终于发生了。
9月3日，张国焘给右路军发来一封电报，说左路军在阿坝被洪水阻隔，无法继续北上，建议放弃北上和东进，并重提他原来向南向西推进的主张。中央接到电报后，感到问题很严重。以后，在张国焘与陈昌浩密切的联系中，张国焘意欲南下的意图越来越明显。所有这一切都被陈昌浩身边的叶剑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并不时地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报告。张国焘要分裂红军，另立党中央，中央不得不采取行动。
当陈昌浩得知毛泽东等带一方面军连夜北上的消息后，与徐向前商量此事，徐向前毫不迟疑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果真只派参谋长李特带了红军大学的一个学生团和四方面军的部分人追了上去。一路上，中央曾派陈赓、宋任穷率干部团在一个小山头上一面劝说一面阻拦。但未能奏效，李特还是赶到了巴西，并对着战士们大喊：
“四方面军的同志，回过头来，停止前进！”
“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我们打到成都吃大米去！”
毛泽东劝解无效，最后无奈地说：
“你们实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后总有重新会合的机会。愿意北上的跟党中央走，愿意跟张国焘的可以回去。”
“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这是9月10日在巴西的一幕，这一幕让当时正在中央三队的刘英难以忘怀，这一天成了红一、四方面军分道扬镳的日子。
陈赓给她画了个圈就在行动的当天，危秀英带着民运部的几位女战士还在下乡筹粮。她们走街串户，买了很多粮食，于是，危秀英找林伯渠写了个条子，准备请陈赓团长派战士运送回部队。
危秀英拿着林老写的条子兴冲冲地跑去找陈赓。陈赓接过纸条，却绝口不谈派兵的事。危秀英很着急，不由得质问他。陈赓仍不正面回答危秀英，而是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让危秀英呆在圈子内不许随便离开，说好晚上再来叫她，便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危秀英晕了，好你个陈赓，在搞什么鬼哟！作为干部团的团长，女人们和陈赓都很熟悉，平时，这位年轻人也愿意和老大姐们开开玩笑，有时也免不了一些恶作剧。但这次看起来却不像，他一脸的严肃，而且神色匆忙。危秀英只好等。
夜色正浓的时候，陈赓回来，依然神色匆匆。危秀英大惑不解地问他为什么，他指着一条小路告诉危秀英，让她顺着这条路去找林伯渠问答案。危秀英整整跑了一夜，才追上了部队，见到了林伯渠。当林老把前因后果说给她听时，危秀英恍然大悟：这天夜里中央有特别行动，可陈赓又不能将此事告诉他人，为了危秀英的人身安全，也为了特别行动不出差错，只好委屈了危秀英傻等在他画定的圆圈里。
危秀英是个胆大心细的人，别看她矮矮的个子，她的胆子在这三十多个女人中是最大的。她从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别人怎么看自己，她总是能在关键的时刻冲到最前端，只要是她自己认为对的，她就会坚持，并把事情做好。在长征路上，不知道她曾经救助过多少战友，有的在枪林弹雨中，也有的在荒山野岭。说她从没想到过自身的安全，这似乎太绝对，也太不客观，但她确实是把战友的安危放在自己的心上，甚至放在自己生命的前面。所以，这一路上，她能够不断地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而救助他人。
就在党中央采取行动的这天晚上，右路军中的一、四方面军战士情绪非常不稳定，林伯渠让危秀英去四方面军队伍中带出一个想跟随一方面军北上的连队，她没有推脱，转身走进四方面军的阵营。
这个连队跟随危秀英走出驻地时，天色微明，路边的四方面军看见穿着一方面军军装的危秀英，立刻围了上来。危秀英用眼睛的余光示意这个连队的负责人，带队伍继续走不要停下来。因为同是四方面军的人，这个连队的行动并没有引起其他四方面军人的注意。
连队走出了四方面军的视野，危秀英却被四方面军中另外的一些战士们团团围住。那些不明真相的战士们甚至用刺刀尖抵住危秀英的胸膛，危秀英也不甘示弱，她顺势掏出了手枪：“不管是一方面军还是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要执行中央的决定，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危秀英在长征途中是政治战士，一路上不知给沿途的老百姓做过多少次宣传演讲，做过多少个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她的话句句掷地有声。
西风铁马踏冰河左路军南下（2）
但她所面对的毕竟是一帮受了蒙蔽的战士，他们的回应更是句句强硬：
“谁跟你们是自己人，你们是机会主义！”
“别听她胡说，把她绑起来！”
正当四方面军咄咄逼人地扭住危秀英，七嘴八舌地理论的时候，周恩来正好路过这里。这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在战士们的心目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经他一询问，四方面军的战士只顾向首长汇报，危秀英在周恩来的警卫员的示意下，悄悄地走开了。因为周副主席已经关注了，便没有人再为难她，就这样危秀英躲过了一劫。
这个小个子危秀英这一次居然不再满足一个一个地救人，而是一下子就从另一阵营中带出了一个连的人。
李伯钊三过草地当党中央采取行动，带领右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中的第一、三军星夜离开驻地的时候，李伯钊正在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培训宣传员。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杨尚昆得知消息后，马上派警卫员张秀夫，通知妻子李伯钊速回政治部。
当时，政治部驻守在巴西向北一点，一个叫阿西的镇子里。当李伯钊和张秀夫，以及在途中遇到的刘志坚等一同返回巴西时，总政治部已先行撤走，整个驻地全是四方面军的人。他们一到，便不由分说被赶进一个藏民的木楼里关押起来。
李伯钊极具文艺天赋，在班佑同四方面会师时她还是战士们力捧的歌舞明星，不久前还在教战士们唱那首《庆祝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歌曲，怎么转眼间却被自己的观众、自己的战友扣押？她当然想不通。她大声地向着楼下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喊：“哪有红军扣留红军的道理！”
李伯钊的据理力争，非但没有放她去追赶一方面军，她还被开除了“党籍”，说她是“反革命奸细”、“右倾机会主义侦探”。并被迫随四方面军南下，重又回到茫茫的大草地。
在四方面军的日子里，李伯钊一直找机会、想办法回到党中央的怀抱，那里有她最信任的首长，有她朝夕相处的战友，有她日思夜想的丈夫。终于有一天，在时任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的帮助下，她见到了朱德。这位被安排在左路军的红军总司令，面对此时的处境，不仅仅对李伯钊爱莫能助，就连他自己也陷入了张国焘的重围。但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将军还是给予了李伯钊精神上的安慰和行动上的指点。
朱德告诉李伯钊：“张国焘要是还打红旗，就跟着走，他要是打白旗，就跟他斗。”［1］于是，李伯钊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在四方面军的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文艺才能，并担任四方面军工农剧社社长，她利用带领剧团开展文艺宣传活动的机会，深入到四方面军的基层，与广大指战员倾心交谈，引导他们认清眼前的形势，走红军的道路，不能偏离革命的方向。
李伯钊也常常到四方面军党校，看望被调到那里工作的康克清。一次康克清得了伤寒，病得很严重，李伯钊看到她一脸憔悴的样子伤心地哭了，引得康克清这位坚强的“女司令”也流了许多眼泪。
1936年6月，一天，当她带领剧社的演员到甘孜、炉霍一带，下基层为战士们演出时，她们意外地遇上了红二方面军。就像遇到救星一样，李伯钊将在四方面军的一切说给了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当即，她被留了下来。之后，她再一次随二方面军过大草地，成为红军长征途中第一个三过草地的女红军。
当左路军和二方面军到达甘肃洮州时，遇到了前来接应的彭德怀。听完李伯钊叙述的她在四方面军的所见所闻以后，彭德怀派她去到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那里，找来了一份张国焘在松冈开会时的记录，上面记载着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罪证。
为此，在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斗争中，李伯钊以自己坚定的信念和执着的斗争精神，体现了在大是大非面前，一个女革命者所进行的不懈努力和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
康克清离开总司令康克清自从跟朱德结婚以来，两个人很少分开。在长征途中，她是唯一可以跟在丈夫身边行军的女人。但在左路军中，自从朱德拒绝和张国焘一起分裂中央以后，张国焘就对这对司令夫妇实施了暗地里的监管。没过多久，总司令的马被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