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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事，王首道了解内情后，曾激动地说：“不应该让她走哇，应该把她留下来。对于革命，她没有功劳，还有苦劳！”
两人再次相见，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后。
1982年夏天，王泉媛从江西来到北京，请康克清大姐作证，为自己恢复党籍。当她办完事准备离京时得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要来看望她。听到“王首道”这三个字，年近古稀的王泉媛泪如泉涌，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总算又见到了，总算又见到了……”。
整整四十七年啊，半个世纪的等待，就为那两夜的夫妻情，王泉媛怎能不老泪纵横！
这次相见，王泉媛向王首道问了那个在心中埋藏了几十年的疑问：“有人说我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给你留了一封信，说我永远不当红军，永远不去延安，还说我要和你断绝一切关系。是吗？”王首道吃了一惊：“我不知道这封信的事，我在延安等了你三年，见你没有回来，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1］
1994年，王泉媛河西走廊故地重游后再次到北京时，见到了病中的王首道，她给他带来了一双亲手做的千层底黑布鞋。
王首道双手颤抖着接过布鞋，老泪纵横：“你没有忘记遵义时的诺言！”随后，王首道挽起王泉媛的胳膊，王首道的女儿为两位老人拍下了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与那些挣扎在敌人魔窟里的姐妹们相比，与吴富莲相比，王泉媛算是幸运的。尽管一路走来坎坷不断，但她毕竟保全了性命。
吴富莲是在突围以后，带领妇女先锋团的一部分战士，边撤边战斗，打到祁连山口梨园堡一带，遭遇敌人的强烈进攻。她和战士们死守一个山头，几次击退敌人的进攻，最后子弹全打光了，战场上死伤的女红军倒下一大片，殷红的鲜血流入祁连山黝黑的土地。吴富莲于最后时刻受伤被俘。此时的吴富莲肺病已相当严重，马匪军官没有人敢把这名重病的女人带回家，只能把她丢进大牢里，无医无药，时间不长，吴富莲病死在敌人的监牢中。［1］也有记载说，在敌人的监牢里，吴富莲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从不妥协，最后吞针而亡，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面前。［2］
这位曾在长征路上挥枪断后的英勇女子，早早地离开了这个让她历尽人间艰险，却又无怨无悔的世界。她走了，但她的精神却如祁连山脚常青的松柏，永远留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永远留在后人传唱的颂歌里。
据李坚真回忆，蔡纫湘原是彭杨红军学校的组织科长，长征前在中央妇女部帮助工作，长征途中和李坚真一起在民运工作队，又一起到干部休养连，到了毛儿盖以后，蔡纫湘和吴富莲、王泉媛一起被编到左路军。西路军被困河西走廊，蔡纫湘和大家一起被俘，逃出来后回到了上海。当她得知中央到达延安的消息后，辗转来到延安寻找组织，不幸在敌机轰炸延安时牺牲。“她是一位很好的同志，我们应当纪念她。”［3］李坚真这样评价蔡纫湘。作为指导员，对自己士兵的了解和记忆应该不会有差错。但在其他一些资料中，确实很难找到有关这位女性的记载，无论如何，作为探索这段历史的后人，我们同样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她。
会师会师
1935年9月10日，党中央率一方面军冲破张国焘的阻挠北上，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新苏区的告同志书。12日，红军又在俄界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将红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中央各部门重新调整，中央三队分散，刘英又回到了中央队，任警卫队指导员。在这里，还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但为了团结张，这个决定只传达到了中央委员这个层面，并未传达全体干部。此时的一方面军仅剩下中央机关和一、三军团，四方面军的第三军和第三十军并未与中央同行，而原一方面军的第五和第三十二军连同总司令朱德一起被张国焘扣留。此时，与中央共同北上的红军仅七千余人。
当红军在江西于都五座浮桥上顺次出发时，那种浩浩荡荡、万马奔腾的景象，经过一年时间，在自然界险阻的吞噬下，在国民党炮火的笼罩中，又经历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分裂，红军由原来的将近八万之众，减员至十分之一的七千余人，不能不说，长征使中国工农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战斗是死，不战斗更是死，与其坐等待毙，不如奋而起之，唯有这样，红军还有一线生的希望。一路上，在敌人枪炮的追击下，没有人能断定红军最终的出路和结局。战士们悲观过失望过，也曾有很多人在困难面前选择了逃跑。逃跑的保全了“小我”，坚持下来的成了中国革命推波助澜的勇士，成就了中国革命这个“大我”。一个人一生奋斗的成与败，往往就在于信念。
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三十几位女红军，没有一个在“大我”和“小我”的利益冲突中不知所措，而是坚定地选择了中国革命这条布满荆棘的道路。这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中国妇女解放的号角早在二十世纪初就曾吹响，但这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整个世界来说，妇女解放的过程也是相当漫长的，时至今日，这仍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如果从女权主义者的角度来讲，“战争让女人走开”这一观点本身就是对女性的不尊重，对女性人格与能力的一种不屑。
世界女性解放的先驱波伏瓦曾经在她的《第二性》中这样阐述关于女性：“一个人并不是生而为女性，而是变成女性的。”当旧中国绝大多数的女性还逡巡于炕头和灶台之间，或做女红，或生火煮饭，她们不敢也不能迈出大门一步时，这三十几位女性便已和男性一样奔走于田间、战场，同男性一样肩负起一个名为“革命”的事业，并为此有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也同男性一样有了精神上的追求和寄托。她们的所作所为所想，不能不说是妇女解放事业上的一个突破，是对妇女解放事业的一种贡献。
当刘志丹在陕北建立根据地的消息一经被确认，毛泽东率红军大踏步迈进吴起镇，并在瓦窑堡筑建了红军真正的家。长征最后的胜利来临之时，中国革命的东方亮了。胜利在招手，曙光在前头。
会师走在回“家”的路上（1）
当女人们在川北摇摇摆摆的古栈道上蹒跚而行的时候，先头部队已经开始了夺取天险腊子口的战斗。腊子口最窄处仅有十几米宽，其地势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但又是北上唯一的通道。隘口里有敌人的碉堡，碉堡内有重兵把守。这并没有难倒这支势如破竹的队伍，部队精选出几十名善于攀登的战士，从山的后面攀上最陡峭的悬崖，然后居高临下消灭敌人。
腊子口是红军长征路上最后一道险关，突破了这道关口，1935年9月20日，红军先头部队开进了甘肃南部的小镇哈达铺。
经过了将近一年的长途跋涉，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城镇里，红军终于找到了家的感觉。在这里，他们吃得饱穿得暖，往日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状况成了人们相互间幽默戏谑的材料。
最重要的，红军还在攻下吴起镇后，在当地一家邮局里找到了许多报纸，大都是七至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1］。当这些报纸被送到中央队的时候，刘英看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一边翻看报纸，一边谈笑风声的样子，她也听到了他们所谈论的陕北有根据地，有红军，有游击队，红军就快有自己的家了！
9月27日在榜罗镇会议上，中共中央正式决定立足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接下来，红军更加渴望尽快走进根据地，找到自己的队伍，在剩下的一千多里的路程中，有高耸入云的六盘山和绵延不断的岷山，还有国民党军队、马家军骑兵的骚扰，但他们仅用了不到二十天就走完了。
很快，红军二十六军司令员刘志丹派代表来迎接一方面军的战友。10月19日，颇具诗人气质的毛泽东，吟诵着他即兴作得的诗句：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率红一方面军官兵走进了陕北名镇——吴起镇，并与陕北红军在这里会合！
风景古栈道离开俄界，红军沿白龙河北上，向麻牙寺方向前进。部队穿过川陕交通要道的时候，沿途的古栈道再一次考验了女人们的胆量。
四川北部山高陡峻，古人曾有诗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于是在一些险峻的地方，为了能使行人和车马通过，不知是从什么年代起，睿智的巴蜀人就在一些山间河流之上，修筑了许多栈道。他们在悬崖峭壁上凿出石眼儿，将木桩分上下两层进这些石眼儿中，上一层木桩呈水平状，下层木桩倾斜一定的角度，以托住平铺在上层木桩上的木板。这些古栈道，一边是悬崖绝壁，另一边就是涛声轰鸣的江水，没有扶手，也没有护栏。唐代大诗人李白，曾惊异于古人的鬼斧神工，他这样评价古栈道：一点油石高万仞，万仞绝壁对江流。如果，只站在今人的角度去慨叹古人建筑之奇伟，自然会产生许多研究的流派，但在当时的女红军眼里，这些古栈道并不仅仅是一道风景，还是她们到达麻牙寺的必由之路。
这些栈道由于年久失修，木板和木桩都已被风化、磨损得很厉害，栈道下面是水流湍急的白龙河，就连那些马匹走在上面，都会吓得挪不动脚步，有的马趴在木板上，任凭战士去拉去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