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过流星·风前几人老- 第109部分

　　　　老师领着不谙世事的我们唱过了《绣金匾》，又给我们讲了华政委的战斗故事，然后在老师勒令我们写检讨的时候，我们就都开始沉痛地说这是“四人帮”的流毒在作祟，然后在造句的时候，我们也会说要为实现“四化”而努力学习这样的话。

　　　　家里的哥哥姐姐们却比我们自觉得多，他们没有老师，但对于书本，却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热情，那时，我们听他们念叨得最多的两个字就是“大学”。

　　　　吸吮着5分钱一根的雪糕3分钱一只的冰棍，我们仍然沉浸在我们自己的游戏之中。我们一遍一遍地唱“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就连课间的那一点工夫也舍不得浪费。我们扔沙包、抓子儿，我们跳皮筋，先从脚踝处开始，然后皮筋从膝盖头一点点地升高到腋下。学校有庆祝活动的时候，便会让音乐老师在一根皮筋上翻新出无尽的花样。到了正式演出的那一天，长长的皮筋上已经被彩色的皱纹纸装扮成花环的模样，几十双脚整齐划一地上下翻飞，煞是好看。作为看客的我们，也是一身节日的盛装，白衣蓝裤以及白色的球鞋便是我们最好的礼服，赶上鞋被谁踩了一脚，我们就赶紧将老师扔下的白粉笔头拾起，一个劲儿地往鞋上擦。

　　　　我最怕这样的活动，每到这个时候，爸爸就要找人帮我借礼服，我记得爸爸最后一次向人借是因为“六一”儿童节，我记得校长在台上致辞的时候叹息了一声，因为宋奶奶在5月28日去世了。

　　　　2。

　　　　童年的记忆里，儿童节因为永远缺少一件礼服而暗淡无光，我最盼望的就是过年。过年的时候，我们想的是穿新衣放鞭炮，还有许多平日里吃不到的好东西。对于大人，他们则说是“年关”。也难怪，除了多了一斤糯米2两小香油，购粮证上的数字还是和平时一样，肉票蛋票也不过是按人头一人加了半斤，光有票想买一块名副其实的排骨也不容易，卖肉的人总要给你搭上一块肥膘。到处都要排队，但为了孩子能和别人家一样过一个好年，父母还是耐着性子一样一样地把该买的都买齐全了。年夜饭桌上，除了那盘红烧全鱼不能动之外，我们尽可以敞开肚皮吃。吃饱喝足了，我们就去看春节联欢晚会，70年代的人，是听着姜昆的相声守岁的。

　　　　校长平时不轻易上台讲话，他一开口，我们就知道有大事发生，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硝烟，便从前线的猫耳洞里弥漫到我们的课桌上，一想到他们是为了我们的安宁才去流血牺牲，我们每个人都群情汹涌，心潮澎湃。于是，我们给战斗在前方的英雄写慰问信，然后把自己得之不易的心爱物品都交出来作了慰问品。信和东西交给老师以后，我们照常玩我们的游戏，就在我们都已经忘了的时候，英雄们还真的回信了。学校里又掀起一股热潮，他们的回信在每个班里被班长大声传诵，然后就贴到了学校的橱窗里。

　　　　学校的橱窗永远是那副模样，更改的只是里面的内容。第一次见到张海迪的时候，我们都惊为天人，以致于都忽略了她的残疾。她镜片后的面容散发出一种典雅柔美的气息，让我们第一次懂得，残疾也能够焕发出别样的美丽。

　　　　与张海迪同样振奋人心的，还有一群女子。那一天上完第四节课后，班主任说下午不用上学了，都在家看电视吧。这样的美事是前所未有过的，回到家里，才知道大人们也都放假了，领导布置的任务也是在家看电视。

　　　　我们看了，看见十个女子在一台黑白电视机里翻滚扣球，然后我们知道了那叫排球。每得一分，我们都欢呼呐喊，当国歌响起，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们才发现自己的眼里早已经含满热泪。

　　　　3。

　　　　那时候电视是黑白的，吃过晚饭后，有电视的人家通常会将电视搬到露天下，我们总是忙不迭地端着板凳跑去。《霍元甲》出现的那些日子，城市里万人空巷，“万里长城永不倒”的铿锵之声荡气回肠，豪气冲云天。恋恋不舍地送走了他，我们又迎来了俏黄蓉、高仓健、小鹿纯子、山口百惠、三浦友合和小马哥。于是，我们平时的言语间，就多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新词——“九阴白骨爪”、睛空霹雳”、“横渡敬二”。然后，总是在节目最精彩的时候，电视荧屏一闪，我们听到“家有鼻炎康，鼻炎不用慌！”，大人们说这是广告。那时我们的课桌上都划有三八线，有一次我同桌男孩的胳膊肘过界了，我就非常不屑地拍了他一下，后来我的胳膊肘越线时，男孩也毫不客气地还了回来，我竟不能接受。我趴在桌面上，假装呜咽出声，不料心里突然充斥着莫名的委屈，一时就真的哭了。男孩就慌了，一遍一遍地说好话央求。那时电影票通常是一角钱一张，一角五分钱的就已经算奢侈了，每隔一段日子，老师就让我去收钱，学校包场一人一角。我捏着那些钱的时候手心里都冒汗，老师在上面讲课，我的手还躲在抽屉里数那些钱。我总是数了一遍又一遍，每次数出来的数目都不一样，每次都要自己忍着几天不过早，把差的钱偷偷补上，后来觉得这样实在不划算，就坚决不干了。老师除了和我们吃“大锅饭”，还时不时有“小灶”，我们倒不拈酸吃醋，还乐得自在。不过那一次全校都在窃窃私语，连老师也相互交头接耳地仿佛很神秘的样子。刚好我爸爸也是老师，也得到了一张电影票，我随口问他是什么电影，爸爸却很气恼地呵斥了我一句，不许我打听。这是从所未有过的事，第二天才听班上的男生说影片是日本的《望乡》，讲妓女的。

　　　　4。

　　　　没过多久，我就在租书摊上看见了《望乡》。那时的租书摊只租小人书，书的封皮都被撕下来，粘贴在一张大大的硬壳纸板上作为招徕读者的广告，而没有了封皮的书一本本的，都被摊主用牛皮纸包好粘牢了。租金高低不一，最便宜的是一分钱一本，最贵的是五分钱，几条长板凳一横，你看中哪本就坐在那儿尽管慢慢地看。男孩子最热衷的莫过于《说唐》《隋唐演义》之类的了，光看书还嫌不过瘾，每天吃饭的时候，他们就捧着饭碗守在收音机前听刘兰芳的《岳飞传》，那个时候的男生几乎都能学着说一段“秦琼卖马”。而女生听收音机多半是为了听歌，她们每个人的书包里都有一本歌本，上面抄录着她们所能听到的一切歌词。那时候，因为某种忌讳，邓丽君尚未进军大陆，但“靡靡之音”已经在国内蠢蠢欲动，呀呀学语的孩子都会奶声奶气地挤出一句：“你来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急得眼泪都快掉出来了，爸爸才肯给我一元八毛钱，我转身就跑进商店，买下了一本硬壳的笔记本，然后把同学的歌本借过来，一字不漏地誊在了自己的本里。老师总是趁我们去做课间操的间隙，一个一个地翻出我们的书包，搜查清剿这样的“不健康的歌曲”。那段日子，我常常做梦，总是梦见自己被一群日本鬼子追着，我像共产党员保护机密文件一样抱着我的歌本四处逃窜，惶惶然地怎么也找不到一处安全的藏身之地。

　　　　5。

　　　　老师其实也是一片好意，惟恐我们这些祖国的花朵成为资产阶级的毒草，所以，他们每天都在苦口婆心地教育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许把奇装异服带进纯净的校园。所谓奇装异服，就是裤脚有一尺多的喇叭裤；或者是那种把屁股包得紧紧的牛仔裤；再有就是对喇叭裤反其道而用之，那种上面越大越拽下面裤腿却收得紧紧的罗卜裤。这些主要是男生穿的，女生最时髦的则是蝙蝠衫，两手一张开，看上去就真的像一只可以飞起来的蝙蝠。不过，对于这些时装，我们只是在看哥哥姐姐们穿上身的时候，才私下议啧啧几声，自己倒还没有机会穿着它们招摇过市。记得班上成绩最好的那个女生，有一天上学的时候头上别了一枚漂亮的发卡，很快就被班主任请进了办公室，第二天那只蝴蝶一样的发卡就从她的发间消失了。对老师这样的横加干涉，家长们都是非常鼓励的，但每家每户的妈妈们却都大张旗鼓地编织着时尚。她们买来一种叫“海马毛”的东西，走路的时候都不忘拿出针线织几针，她们织的时候很小心，因为这种毛线织错了再拆就像要脱去一层皮似的不易。织好后的毛衣蓬松着一层软软柔柔的绒毛，看上去感觉十分高贵。只是我没有妈妈，自然也没有高贵的海马毛，好在妈妈给我留下了一头黑黑的秀发，我每天把它梳理成“小鹿纯子”式的样子，即从左右两边的耳根后各分出一缕，然后合在一起用皮筋高高地扎在头顶，剩下的发丝就任由它们披散在身后。老师看了，还好，这次没叫我进办公室，只是瞥了我一眼，然后扔下四个字就走了。他说：丑人多作怪。

　　　　6。

　　　　实在是天大的冤枉！那年月，大家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没银子，我们都只能是有贼心无胆匪类，想作怪也掀不起什么大浪来。我了不起就是收集一些糖纸，拿报纸做风筝，然后饿着肚子把省下来的几毛钱交给校门口摆摊的爷爷奶奶。爷爷转“八陀”，他用熬出来的糖稀在石板上画出飞鸟走兽，虽然我从来没有转到一条龙。即使这样我们也不失望，我们热衷于一手拿一只冰棍木签，将一坨褐色的糖稀一搅一拉地拉成洁白的颜色，最后才意犹未尽地放进自己的嘴里。奶奶除了买雪糕冰棍，还买不干胶粘贴画，花仙子和俏黄蓉是每个女生追捧的对象。相比之下，男生就显得没出息多了。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们的眼睛老往路边的垃圾堆上扫，看见一个烟盒，就两眼放光地冲上前去捡起来，宝贝似的叠成四角或是三角，然后与伙伴们比赛着拍。除了拍烟纸，他们还拍一种“洋画”。说是洋，也不尽然，一些动画片中的热门形象之外，更多的是水浒一百单八将和隋唐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