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过流星·风前几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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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过流星·风前几人老- 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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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这个电影之后,黄桶树下,话题骤变:孩子们一致认定,漂漂亮亮地活着,比轰轰烈烈地死去,更令人心倾神往!于是,便想方设法,要仿效那无畏无惧的无脚飞将军。

    如何仿效?参军么?虽然我们年龄不齐,但参参差差,人人都缺了不同的一段;截肢么,不知何时何日才盼得如此机遇。“走!”也不知是谁憋急了,振臂一呼,“到林子里练爬去!”

    一帮孩子便开始练爬,或往竹林或往蕉林,爬得个个都满脸伤,满身脏,越是艰难,便越是崇拜那位苏联英雄,越是五体投地向前进,一面拼命想象着自己的双脚早已坏死。

    那段时间,军营里的日子正常的不正常了:没人偷筲箕支麻雀,没人堵烟囱,甚至对任何一块窗玻璃,都没人有雅兴去射穿……

    每天傍晚,大门哨卡就会有一番热闹:放学的,背了书包急急往那儿赶;学龄前的,立在那儿拉长脖子往盘山道上望。待两拨人一会合,“呜啦!”一喊,几十只脚,相跟相随,追命般练爬去了。

    那些练爬的日子,可忙煞了家属。天未擦黑,从食堂打回饭来,她们便走出户外,扯了嗓子,有板有调地唤着各家儿郎的名字,长长地,悠悠地,一声一声,歌似地往林子里递去……

    终于被唤回家的未来无脚飞将军们,立即卸甲冲澡,然后立着,一声不吭。这时,家属们各自拿出棉签、小瓶儿,(不外是些酒精、红汞、紫药水,她们结了队去医疗室讨来的。)开始末一横道西一坚地往孩子身上涂。饭后,把未来无脚飞将军的泥衣泥裤扔进一个直径1米的大木盆,架块搓衣板进去,开始一边唠叨一边洗。天天这样。

    我从不参加练爬。这比爸爸要求我的要容易多了。我相信,如爸爸要求的那样:只要一只耗子能活的地方,我就能活。与其练爬,不如寻条菜虫喂我那4穴黄丝小蚂蚁。

    为了黄丝小蚂蚁,我平生第一次跟人打架,且大打出手,两败俱伤。原因就出在无脚飞将军身上。

    终于有一天,所有练爬的孩子都已确信自己能在森林爬行三日。练爬运动胜利结束。孩子们深感成功,又顿觉失落。

    几天后,又一位崇拜者想出个学英雄的新招:吃蚁卵。

    大家很快便寻得些破碗残碟断码钉,相邀相约翻蚁穴,见天功夫,就将个大院弄得坑坑洼洼起来。

    我赶紧回家问爸爸:“如果一只耗子为了活命,会不会吃蚂蚁的蛋?”

    爸想也不想,就说:“会的。咦,你问这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问一下。”就跑了。按照孩子们不成文的规矩,谁将事情泄露给大人,就是“叛徒”,叛徒将失去所有的小朋友。我决定参加吃蚁卵的壮举。

    在电影里,出现过两次无脚飞将军吃蚁卵的镜头。我们当然决定每人吃两窝。

    第一个蚂蚁窝被翻出来了,欢声过后,立即哑然:太恶心了,那些卵!成千上万的小蛋蛋,密麻麻,惨白一堆垒着,一群蚂蚁慌慌张张,散去聚来,各自尽力叨起一只卵逃掉……

    我直觉心头发怵。看看别的孩子,有人打寒颤,有人连脸上都起了鸡皮疙瘩。然而,对苏联英雄的崇拜毕竟使孩子们勇敢起来。刘团长的儿子,一个三年级小学生,咬着牙关,沉沉发誓道:“老子绝不临阵逃脱!”便一手抄起那堆白东西,连泥,连几只蚂蚁,一并愤怒地倾进嘴里,咽了下去,满脸视死如归般肃杀。

    以下再翻出蚂蚁窝来,就没有人作难了。孩子们义无反顾,一人一窝轮着吃,个个脸上都呈着大无畏的神态。

    到我吃时,便偷偷在心中默念道:“耗子能活,我也能活;耗子能吃,我也能吃。”默念两遍。也吃了下去。虽然以耗子为榜样,未免亵读英雄,但我终究完成了英雄完成过的业绩,就也释然了。

    蚂蚁卵子,一窝一窝被翻了出来,又一窝一窝被吃了下去。终于有个周末,吃卵大队搜索到我家墙根,发现了那6个蚂蚁穴。

    对于黑蚁的倾巢覆灭,我无动于衷。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让那4穴黄丝小蚁惨遭横祸——一年多来,都是我喂我养。我们是朋友。

    我对大伙儿说:“咱们另外再找吧,这些黄丝小蚁是我的老朋友了。”

    大家坚决反对。反对我这种将人蚁友情看得比英雄主义更重的坏行为。大家都觉得,另寻蚁窝,是“贻误战机之罪”,对不起我们崇拜的无脚飞将军。

    大院的孩子都不善舌战。三言两语未能了断的争断,必以武力解决。于是,既然4窝蚁都在我保护之下,我就必须轮流与原本该吃这些蚁卵的4位朋友相搏。

    这是一伙在梦中都要血战沙场的军人后人,谁不曾练过几日拳脚?我们用断码钉在泥地上画了个大圈:谁被打出圈外,谁就输了。

    我的对手败下两名后,我依然微弓了腰,满脸鲜血地站在圈内,准备迎战第三名。

    第三与第四是李生兄弟,只比我大几个月,平日练的,就是联手拳。他们招呼也不打一个,竟双双扑上来,左右夹攻跟我干。

    这下可乱了套!吃卵大队立即经渭分明化作两军对垒:有人帮我,因为“双打一”不公平;有人帮他们,因为孪生兄弟是“正义之师”……于是圈也不用了,两边人马各自认明后,便拳打脚踢,混战一团。立着的固然红了眼拼命,倒下的又挣扎再来……

    到大人们终于发现时,我们已伤得七七八八了。

    大人们又好气又好笑,背的背,抱的抱,把这批苏联英雄的崇拜者统统押送军医院。

    我掉了一颗门牙,左肘脱了臼。

    爸爸把我从军医院领回来,进门就用皮带抽了我一顿。理由是,我的拳头不应该砸在自己人身上。我没有哭,也没有分辩。随后,他又细细问我,在单打时,我的拳是如何出的,对手的又如何……

    我被爸爸关在家里,坐了3天“禁闭”。

    “坐禁闭”就是不许出门口。3天来,只要我偶尔走到阳台,便看见有小朋友在我家楼下徘徊。只要我爸出门,就有人来敲窗户。孪生兄弟用纸包了石头扔上来,纸上写着:“我们已经喂过黄丝小蚁了。放心。你的右钩拳很准。”

    唉唉,我的童年的、真诚得傻气咄咄的伙伴啊!你们都在哪里呢,如今?

    4

    关宝宝脚蹬虎头鞋,套条开裆裤,右手举着,随了老师的教鞭,正一丝不苟地撇捺钩点;左手却捉了个橡皮你嘴,时不时低下头来,“唧唧啧啧”地吮几下。

    光阴茬苒,我该到学校念书了。

    那时入学虽然也经考试,但比起现在的孩子来,就容易得多了。

    那年头,学校的位子比入学的儿童多得多。学生逐个应考,题目千篇一律,答案大同小异:除姓名年龄家庭住址,剩下的题目就是:一、我们的领袖是谁?

    二、我们的国旗是什么样的?

    三、中国的朋友是谁?

    当小朋友答出“是苏联老大哥”,考试便告结束。

    我进了李子坝小学。人学的孩子,大小不一。自7岁至12岁,按年龄排队,编成甲乙丙丁4个班。我还差3个月才够7岁,被分去丁班,坐第一排。

    新课本发下来了。一本《算术》,一本《语文》。

    我急急忙忙去翻那本算术,当堂便觉没意思得很:翻了半本书都在讲加减法。我早就懂了。我妈妈学数理出身,教的又是她的本行。周末闲了,除去念念童话,妈就随口出些题,好让我安安静静地坐着绞脑汁。至今,我还记得有道题是这样的:大年甘九,刘大哥提罐去买油,一罐3斤装,一罐7斤装。半路碰到从镇上回来的王小二。小二说:“粮店关门了,你过完年再买吧!”这两人各自在一个饭堂当炊事员。见刘大哥着急,王小二说:“我刚买了满满一罐,10斤油,分给你5斤吧。”于是两人就在路上,用3个罐,将10斤油,匀成两份,一人提着5斤,分道回去了。问:“两人最少倒了多少次,才将油分出平均的两份?”

    像这一类的题,可比眼前这本算术书上的难得多,也好玩得多哩!

    待翻完语文书,我已是目瞪口呆,苦苦地坐在板凳上犯懵懂:最难的一课书在最后,讲的是谁家种了个大萝卜,大得一个人拔不起来,于是又上一个帮忙的,还是拔木动……课文结束时,是:小花猫拉着小朋友,小朋友拉着老婆婆,老婆婆拉着老公公,老公公拉着大罗卜,拔呀拔,拔呀拔,拔起来了!

    我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简单的书?更叫我糊涂的是,为什么爸妈要我来读这种书?

    一年级小学生的头一课,连标题全文如下——一开学开学了第一节课就教笔划:“点,横,竖,弯,钩……”老师提了条教鞭,敲一下黑板喊一声令,好认真。学生就更见卖力,人人都握拳伸出右食指,作笔状,悬在空中,照着黑板描,跟着老师吼,齐刷刷一片点横竖弯钩我转过身去,开始东张西望,去看同学们的指头同学们的脸。每一张脸,无论胖胖瘦瘦方方圆圆,全都很认真。

    最令我感兴趣的,还是我的邻座。论个头,我属全班最矮的,他倒数第二,叫关宝宝。关宝宝脚蹬虎头鞋,套条开裆裤,右手举着,随了老师的教鞭,正一丝不苟地撇捺钩点;左手却捉了个橡皮你嘴,时不时低下头来,“唧唧啧啧”地吮几下。

    我奇怪得要命,忍不住问关宝宝:“你现在还吃你的吗?”

    他急急忙忙拔出你嘴,对我说:“吃的。也吃饭,吃菜。”到老师让大家放下手来,关宝宝转过脸,将你嘴塞给我,说:“你妈妈忘了给你带你嘴么?我借给你吸几下吧。”他的眼睛十分温驯,看着我,很友善。

    我很慌张,赶紧推还给他。他却说:“你不好意思么?没关系的。我娘说了……”我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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