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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爸也有显风流、见倜傥的时分，那便是周末。逢周末全家相聚，便总是一派和平景象：常常，厅里支开谱架，母亲一面往上铺纸，父亲一面往弓弦抹松香。爸平生酷爱苏轼、辛弃疾，妈便总为二人词作谱曲，常有新章。父亲拉琴吹箫，母亲相伴唱和……
但这种时日毕竟少。从星期一清晨到星期六黄昏，我都必须独自面对严父，听他运筹帷幄，纸上谈兵。
我从未料到我那军人爸爸会如小学生一般，规规矩矩地在我老师跟前听训。那姿势那神态，真的有点像乖孩子关宝宝，真的。
爸不知道关宝宝，狠狠盯我一眼，然后请教教导主任。两位老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显得很狼狈，最后还是教导主日清清嗓子提提气，红了睑，告诉那个一生戎马半身伤的将军说：“关宝宝是敝校一年级丁班的学生，过去与令媛同桌。”
然后，大人们再不吭声。各自点根烟，默坐了对抽……
老师们告辞后，爸爸命令我趴在小板床上，他倒抓鸡毛帚，开始扎扎实实地惩罚我。平日，因为在大院屡屡做下的劣迹，我早已受惯了他的鞭笞，但远不如这次来势凶猛：开头那三五记打下来，我还可以循了旧例拼命在心望想着要学少年英雄刘胡兰；鞭至20上下，即使在心中高喊着卓娅的名字也快要哭出声来了。我赶紧将枕头咬住，流泪可以，哭喊是万万行不通的。打从开始跟爸练拳，他就说过“哭喊不能改变任何事实，只会加重惩罚。‘那年头也真是怪得很，我们大院所有的孩子，都有着几项不成文的信条，什么”英雄流血不流泪“啦什么”挨了爹打朝妈哭是狗熊“啦，什么”大欺小，癞蝈宝，小斯大，不害怕“等等，等等。
待我默数到30下，心里只觉得一阵恐慌：屁股该不是被打飞了吧？怎么连痛的感觉也没有了呢？
待爸爸认为他已打够，我已昏迷不醒了。
爸爸打我，从来只许我回答他的问题，而绝不允许我在他的问题之外再为自己解释什么。他说：“我打你，是因为惩罚你所犯下的结果，而并不需要知道原因——如果爸爸早已告诉过你，没有任何原因可以使你得到饶恕的话。”
然而我的爹，他的问题太简单了，我除了回答“是”，便只能对应“不是”。比如每次我与人打架——我从小笨嘴策舌，几乎从不与人争论——爸必为此惩罚我。惩罚之前，他必问几个问题：“他是不是你的敌人？爸爸是不是说过你打了别人爸要打你？你这次是打人了吧？爸爸是不是该说话不算话？”于是，在我别无选择地“不是”、“是”、“是”、“不是”之后，我只好趴上小床挨屁股。
第二天。我根本不能走路。大院里来了一队三四年级的大伙伴，一路轮流换着，将我背下盘山道。他们在校门口附近放下我，放了学又从那里将我背回大院。如此这般过了3天。
对我的惩罚还远不止于此。3天后，学校贴出告示，宣布于我“记大过一次”的处分，还将我从丁班调到丙班。他们告诉我爸，像他女儿这种顽皮的一年级新生，实属罕见，连老教师也头疼；而我的丁班班主任年方20，若不将我调走，怕会挫伤她对教育事业的积极性。
丙班班主任也是女的，也教语文。她不老不少，40上下，新班主任对我的印象，从一开始就不怎么好。
“你并没有违反纪律，完全用不着罚站。为什么偏偏不肯坐下听课呢？”她问我。我转过脸去看墙：那面靠我左侧的墙上有斑斑点点的水印。有一处的图像，看似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我不肯告诉新班主任说我的屁股被鸡毛帚打开了花，又不会撒谎说什么长了个坐板疮。
见我不回答，老师就说：“不回答老师的问题，是很没有礼貌的。你是个记了大过的学生，争取早日取消处分。”见我仍是不回答，却也不肯坐下，她就说：“你能自己罚站，说明你已认识到错误，那就站着听吧。”又加上一句，“你靠紧墙站，不要影响后面同学的视线。”
6
我的同学关宝宝做什么都坦然，无论是穿开档裤还是吮吸你嘴或是邀我吃他娘的你；他对我好，无论我是否受过处分都一样。
丁班班主任很快就割掉她的盲肠，从医院出来了。
那天放学，我正蹒蹒跚跚背着书包往家去，忽然听得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回过身去。见到我从前的班主任，正匆匆忙忙地追上来。她依然，两根辩梢系着白绸蝴蝶结；一袭没有口袋的白布连衣裙；布鞋是黑的，带扣绊。到了我身边，她仍气喘吁吁：“我下午回的学校，我都知道了。”
我想说点儿什么，又不知说什么才好，干脆啄下头去等她批评。老师蹲下来，来看我的眼睛。我很难过，就对她说：“老师，是我破坏了丁班的名誉。您打我吧！”便摊开两只手心，伸到她面前。
老师将我的双手握住，找到了我的眼睛：“从换座位以后，你上课就再没有讲过闲话。柳风眠刚才告诉我，为了让他上课不睡着，你已经想尽了办法。”老师就这样对那个给她捅足了漏子的学生说，她的声音温柔恳切，好轻，好轻。
那匹“害群之马”——那个灵猴似的捣蛋鬼平生第一次，味出了什么叫做“鼻子一酸”，就斗牛般将头埋下去，去躲她老师的眼睛。
老师悄悄叹口气，我听见了的。她转过去，将我的双手搭在她肩上，什么话也不再说，背起我。一步一步，依着盘山道踩去。
叹，那条盘山道啊！那条盘山道弯弯曲曲，曲曲弯弯，一边见河，一边傍山。
那河叫嘉陵江，当时正承了一天晚霞，烨烨熠熠，长长流淌。远，听不到水声，却让人想象到那儿淌着的是满满的，满满的一江童话……
从学校住家去，右边总是山。山上时不时可见几梯玉米田。田是斜的，玉米杆是直的，精精神神，矮矮瘦瘦，就像那些利索干练的重庆人。没有庄稼的地方，便是野草野花的世界。开得最为显眼的，是那种仅有一根主杆，又居然能在花茎之强俪出一大蓬一大篷的白花——孩子大人都管那叫赖子花。我至今也弄不明白咋就得了这么个怪名称。赖子花名号不雅，却比别的花花草革更见性格；它们总是几株几株地，紧密团结着疯长，白白一簇白白一簇地，拼命挤兑那些韧官司、硬山茅，愣是把山山岭岭的青青绿绿，染出片片霸道的璀灿……
老师在喘气了。我无论如何也不再让她背着。老师走在我旁边，牵着我的手，开始给我讲起高玉宝的故事来……
故事讲完了一会儿，我依旧默默地和老师一起走。她问我在想什么，为什么不说话。
我那会儿正一门心思地琢磨，正设想着如何更好地捉弄老地主：比如往他衣袋里放只癞蛤蟆，或是弄颗小爆竹藏进他的水烟筒，如此这般。
老师得知我的想法后，眉毛往上扬了扬，直盯着我眨了两眼，一时也没说出什么来。
后来长大些，我读了《高玉宝》，又看了许多评论文章，才发现老师们都乐意以此书教育自己的学生，使他们明白应该好好珍惜读书的机会。偏我当时没出息，悟不出文章中心思想，光顾着寻思整治老地主的点子：因为他太可恶了，居然半夜三更，学了鸡叫来骗他的长工下地干活！
老师当时并不曾因了我的怪念头生气。她眨了眨眼后，自言自语道：“这真是个奇怪的孩子。”便依旧伴着这个因为伤病未愈而蹒蹒跚跚的孩子走那条盘山道。
进了家门，我请老师到我的小房间坐着，并从床底下翻出一只瓦钵，又拿出三五个竹简，从里面轮番倒了两只蟋蟀，以官司草撩撩拨拨，让它们恶斗给我的老师看。老师满脸讶然，告诉我，她是平生第一次见蟋蟀打架。
她是丁班学生最喜欢的老师，最要我们爱惜集体荣誉。我因为画花了柳风眠的脸，成了全校闻名的捣乱分子。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公布对我的处分时，特别强调说，我校已有30多年历史，而我是该校有史以来第一个在一年级就要记过的学生：更有甚者，是有女孩就读以来，几十年第一个被记大过的女学生。校长这种宣布，够得上声色俱厉了。然而让我突然感到事态严重的，还是宣布完对我的处分后，校长让全校师生同声高唱的那首歌。歌词是：怒火燃烧，吼声震天，要坚决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四万万人民的意志，谁也不能侵犯。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虽然，那年头，凡是集会，总要全体高唱《一定要解放台湾》这首歌，但其时其地其景，我忽然觉得自己有些委屈，好像我成了蒋介石。蒋介石的漫画贴了满街，是个光头，两边脑门都贴着十字形的膏药，头像下写着“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字样。
我坏了丁班名声，已是心中难过；被调离丁班，离开关宝宝等好朋友，自是十分不舍。待今日重见出院的班主任，她非但不打不骂，反而将我一路背了牵了回来。心里那份惭愧、那份焦急令我好不难受，只想着如何生个法子，叫我的老师高兴起来。
此刻见她对我的蟋蟀感兴趣，不由对她存了一份感激，只想送一只给我的老师，就问道：“您觉得哪只最好呢？”我的老师，斯斯文文伸根食指，点了点我刚从竹筒倒出来的一只肥头肥臀须子长悠悠的蟋蟀，我顿足叫苦：“怎么竟相中肉礅儿呢！”
我的6只蟋蟀中，最好看也最不好战的便是这只。我向老师一只一只地介绍它们：“瞧这只！它的头型如棺材，每次相斗，只一口，使咬得敌手浑身发抖，要用官司草硬生生挑开才松口。我长期剪碎指天椒拌生姜汁喂的，从来没有败过一阵。我给它取的名字叫铁头常胜；这一只叫癞皮疯虎。老师您看，它身上几处新伤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