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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04…03…18 15：28：11
□本报驻京记者 孙亚菲 闵家桥
2004年3月14日，一个并不特别的日子。
春天的北京气温刚刚回暖，沙尘暴没有侵袭，奔行在大街上的车辆几乎不约而同打开车窗，感受春日几分湿润氤氲的空气。一个温和的声音从下午5时开始在车辆间传递———结束了十届全国人大闭幕会的温家宝，第二次以总理的身份，坐到了近700名中外记者面前。
德国电视台记者第7个起身发问，一个关于修宪和执行的问题。温家宝回答：这次修宪在我们国家的发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党的领导人和全体党员要模范遵守。
一问一答，似乎都波澜不兴。而事实上，这次全国人大会议，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就是对1982年颁布的宪法进行第四次修改。而其中备受关注的，是将“保护私有财产权”写入宪法中。美联社在会议尚未启幕的3月2日就电传世界，“这是自1949年解放以来，中国第一次采取这样的行动”。
12天后，2903名全国人大代表，以2863人赞成，10人反对，17人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宪法修正案。
这一切，似乎都水到渠成。而惟有亲历过历史的人才深知，这背后，积累了十多亿中国人的渴望，三代人的努力，和整整26年的沧桑变迁。
1978－1982年：转向前行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期，中国站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1956年的公有制改造和1960年代的“三面红旗”，让“私有财产”乃至这个概念从中国大地上消失。“文革”中，个体工商业一片空白，国营工商业全面停滞，经济萎顿，人民普遍的贫困。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回忆起当时的情况都还唏嘘不已。“那时不要说什么私有财产，就是整个国家，也没多少财产可言。”一位姓秦的山东退休干部说。他是那个年代极受羡慕的一种人：“吃国家供应”，享受每个月27斤粮、两斤半肉、一斤菜油，每年18尺布、半斤棉花的待遇。工人的供应配额比干部略高，农民最少，每个月每人只有四两油———即使配给他们更多的油票，他们也没钱到粮店购买。
祖上留下来的房屋是当时人们惟一的私产———上海的里弄北京人的四合院，以及农村那些画满“四人帮”头像并用红色油漆打上大叉的断壁残垣。
贫穷决不是社会主义。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在多个场合表明了这样的观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私产”色彩的农村土地大包干破茧而出。农民拥有了除房屋外的另一部分“个人财产”：承包的土地。自19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农民第一次从“集体人”还原为“个体人”。社会主义国家清一色的“公”的概念，首先从农村突破。
与此同时，个体工商业也在暗流涌动。
早在1970年代中后期，有着经商传统的东南沿海地区的人们，冒着“投机倒把”获罪的危险，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寻找各种致富的机会。浙江温州的家庭小作坊，福建石狮的小商品贸易，珠江三角洲的加工业，一时名噪全国。当时广东南海民间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纺织、小冶炼、小加工，被人形容为“像野草一般满世界疯长”。
面对汹涌的暗流，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顺应和引导。领导层显然一开始就认清了这种形势。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两个农业文件，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和农村集贸市场得到认可。
1979年2月，80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返城，就业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燃眉之急。就在当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
是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10万户。到两年后的1981年，统计数据变为101万，翻了10倍。
毫无疑问，从1978年到1982年，中国经历的是一场空前的历史性的转折，它所遵循的，不再是教条主义的框框，而是社会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指挥棒。这个转折的过程决不是像人们看到的那样一帆风顺，每一步都是行程弥艰。一些深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力量，时时刻刻抛出各种“帽子”和“绊脚石”，干扰着改革的步伐。
集体和个人，姓“社”与姓“资”、“要公”还是“要私”……舆论和指责铺天盖地。邓小平，这位长江支流边成长起来的农民儿子，以一贯的务实主义精神，抵抗住了压力。
有人批评包产到户是否定集体经济“搞私有化”，邓小平就回敬他们“思想解放不够”；有人说个体经济是“剥削和资本主义”，建议取缔，邓小平回答“看一看再说”。
就这样，历史前进到1982年春天，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全面肯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在这里真正完成转弯，该年年底通过的共和国第四部宪法，作为这次转折的总结和成果出现。
这部以“五四宪法”为蓝本、制定时间长达两年零三个月、八易其稿的宪法，保护了个体工商业者的利益———个体经济被定义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伸张了公民权利———“私有财产”以“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的内涵出现在宪法中。
由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保护内容在宪法中没有提及，1982年宪法被认为是“有限度地保护私有财产”。学术界认为，这较之1954年、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都更加完整和具有进步意义。
“毕竟，私有财产的概念在被否定20多年后，重新回到了法律范畴内。在停滞和发展的关口，中国选择了继续向前行。”于光远说。
1983－1988年：“三分天下”格局渐成
1980年3月的一天，在邓小平的家乡四川广安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一列火车拉着从黑龙江运来的20吨玉米，停靠在前锋火车站的站台前，有人就在车皮上贴了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几个毛笔大字：打倒邓小平！不多时，就有人在大字下批注：“你还想不想吃黑龙江玉米？”
这样的回答，显示了广安人与邓小平一样的性格特质：务实。经历了动荡萧条与短缺的广安人，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吃饱肚子，过好日子，比什么都强。
这个道理也在全中国10亿人心中被反复掂量。安徽芜湖的年广久是明白得很早的一个人。
这个敢闯敢干的徽商后代，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因“投机倒把罪”两次蹲大牢，1970年代末“不顾危险”重操旧业———炒“傻子”瓜子。到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对国家计委等有关负责人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年广久已经有百万家业，是中国家喻户晓的致富典型。
无疑，对财富和物质的向往是人类的天性，而年广久不仅仅是一个改革的符号，更是压抑了20多年创富激情的中国的典型代表。
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这群活跃在生产要素最具活力环节的人，静悄悄地改变着人们对财富的观念。
受“平均主义”、“财产公有”思想影响多年的人们，对财富的欲望开始扩张，他们希望像“万元户”一样盖房子，置办组合式家具，拥有“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录机）。烫头发，穿喇叭裤，唱邓丽君的歌，随身携带“三洋”牌录音机，把14英寸的飞跃牌、熊猫牌黑白电视机摆上大街，都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
然而，就在这波追求财富的巨浪中，“八二宪法”对私有财产保护不足的局限性就显露出来了。
当时，个体经济被定位为公有制的“补充”，只是作为解决就业的一个渠道被提倡鼓励，没有人想到它会迅速发展壮大，并因为雇工的问题，面临性质的争议。
广东高要农民陈志雄首先被卷进来。他承包的鱼塘雇了9个零工，引起《人民日报》长篇累牍地争论，最后国务院发文规定，“帮工不得超过两个，学徒不得超过五个”才算了事。
“致富带头人”年广久也卷进来了。他比陈志雄胆大得多，1980年代初雇工就有30多个，活脱脱一个“资本主义”典型。从安徽到中央，要对年广久“正本清源”的呼声甚盛。这样的争议传到了邓小平那里，后来就有了他在中顾委全体会议上那段非常有名的话：“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稳，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时间，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
温州“八大王”没那么好的运气。这8位经营五金机电产品的小老板成为一出“捉放曹”游戏的主角：突然以“重大经济犯罪”的名义被抓判刑，又突然被释放，返还没收财产。短短两年，历尽人生悲欢。
河北邯郸市的冯连印，这个名字浓缩了中国私营经济发展史上最黑色一段。他借街道办事处之名办了一家企业，说好属挂靠关系，然而，当他用自己的4。7万元还了贷款后，被法院以诈骗、贪污罪判处死刑。虽然最高院3年后为冯脱罪，但红帽子戴到了鬼门关，一个黑色幽默，个中几多心酸。
中国私营经济学会原副会长晓亮说，中国的私营经济是从夹缝中生长起来的，路途弥艰，即便这样，但还是“青山掩不住，绿水仍长流”。
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的头版发表了题为“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附发的评论首次提出了轰动全国的“温州模式”。次年11月，田纪云视察温州，给“温州模式”四点赞赏：发展了商品生产，繁荣了经济；改变了农村产业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