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改变了农村产业结构，扩大了就业面；方便了群众，富裕人民；带动小城镇建设和繁荣。
高层的声音越来越温和，赞成的声音越来越高亢，学界也有了积极的行动。1986年夏天，《光明日报》和《经济日报》在北京开会，许多学界名人都参加了，会上形成一个纪要，主要讲了三层意思：第一，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和发展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之势；第二，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利大于弊；第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私营经济是可以控制的，不至于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制度。
这三点意见的精神后来写入了1987年2月中共中央《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5号文件中，并概括为引导私营经济发展的“16字方针”：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
1987年秋，黄叶纷飞的时节，中共十三大召开。这次会议充分肯定了私营经济的作用，报告还非常明确地指出，我国的私营经济“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宪法再不修改就不行了。”张厚义，一位从事私营经济研究20多年的老专家，在回忆宪法第一次修改的背景时还忍不住感叹，私营经济靠自己的艰辛发展获得了法律地位，也为自己未来的拓展博得空间。
十年面壁图破壁。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私营经济”的提法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根本大法中。
宪法第11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企业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发展。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的内容。另一修改之处，则承认“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农民对土地的支配权得以延展。
专家们高度回应着这次修宪结果，称赞将私营经济地位合法化，“是我国经济结构自1956年以来最重要的变化，表明全民、集体、个体经济三分天下的局面，已经被全民、集体、个体、私营经济所取代。”
还有人分析，这两项修正案，意味着国家承认雇佣劳动、产业资本的积累、土地使用权的商品化以及分配原则的改变等一系列经济事实的合法性。
是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出台。次年底，全国第一次工商登记，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一下子达到了9。06万户。而这之前，只有温州等地的6户私企进行过正式工商注册。
私营经济的变化只是一个缩影，映射的是整个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迁。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前的某一天，国家统计局局长朱之鑫，这位插过队，种过地，当过工人，批过文件，计算器不离身的共和国同龄人，以精确到个位的惊人记忆力告诉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记者：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3624亿元，1989年是16909亿，翻了4倍多；1978年城市人均年收入343元，月均28元，10年后，达到1376元，也翻了四倍。
1989－1997：曲折中发展
似乎应了“历史总在曲折中前行”那句古训，经过1987年到1988年“思想大解放”的短暂辉煌，1989年后因为种种原因私营经济再次跌入低谷。
这次他们面临的是来自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当年的9月25日，年广九终没能脱逃第三次牢狱之灾，这个大字不识、账本都看不明白的文盲，却因贪污、挪用公款罪被捕入狱，“傻子瓜子”公司关门歇业。
还是同一年，很多私营老板把厂交给集体，化私为公。山东私营企业主王廷江就将自己600万元资产的陶瓷厂献给集体，获得了入党资格。远东集团老总蒋锡培将自己年销售额达1800万元的电缆厂所有权拱手让出，由此获得了党员资格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红帽子”。
农村一些地区也出现倒退现象，有人借口“壮大集体经济”，要收回农民承包的土地。
理论界也在1990年前后，出现前所未有的反常思潮：《交锋》一书的作者之一马立诚对此评价道，那些“密集的连珠炮似的上纲上线的批评文章，帽子满天飞。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十分罕见的现象。”
这种社会舆论和社会环境，带来的是私企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据全国工商登记数据显示，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家，1990年上半年，私营企业从9。06万家下降到8。8万户，1991年略有回升，为10。7万户。
政治风险加剧的同时，市场萧条的打击如影随形。随着治理整顿，国家经济紧缩，贷款无门，“三角债”缠绕，1991年，全国私营企业实现利润下降67％，仓库里产品堆积如山，大批私企关门倒闭。
1991年，刘永行、刘永好两兄弟的“育新良种场”（希望集团前身）准备收购四川内江饲料厂，被有关部门“枪毙”，理由是：“私营企业岂敢收购国企？”据说，当年，组建成都希望集团后，刘氏兄弟不堪社会压力，向四川新津县委领导提出，想把自己的企业“送给国家”。好在那位领导并没有支持刘家兄弟此举，才有了后来刘永好这位《福布斯》富豪榜的中国常客。
回潮之风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告一段落。
“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88岁高龄的邓小平，思路异常清晰，语言犀利逼人，每一个词句，都毫不留情地刺向那些阻碍改革开放的思维和力量。
南巡之后，中共十四大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全面确立，取代“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这一条，很快写进了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第二次宪法修正案中。
1993年春天的一天，四川省委统战部的一位干部找到刘永好，说准备推荐他为全国政协委员。“没过多久就让我填了表。同时，四川省工商联还推荐我为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席。”刘永好时隔11年后向记者回忆。
包括刘永好、张宏伟在内的50多名民营企业家，第一次走进全国政协大会会场，这是1993年“两会”最引人注目的“看点”之一。新经济成分的代表们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
当年“两会”结束后的6月，中国私营经济研究学会在山西太原开成立大会，于光远不能参加，给大会修书一封，这篇名曰《很大的题目，很短的文章》的千字短文，从理论的高度，集中阐明了保护私有财产的重要性。
这篇《很大的题目，很短的文章》8月份在《光明日报》原文照登，学界震动。支持者有之，反之者亦有之。
“邓小平曾说，不要争论，所以双方‘架’也没吵起来。”张厚义在于光远后也曾发文呼吁“法律保护私有财产”，“那时我们都意识到了，私营经济发展壮大了，人们的财富增加了，保护个人财产的法律却不完善，那将是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隐患。”
张厚义的话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印证。
经历了太多风雨飘摇的私营企业主，缺乏对政策的信心以及再生产的热情。晓亮1995年到福建参加一个会议，旁边一名私营企业家就跟他讲：我现在口袋里就有护照，如果上午政策变了，下午我就走。
“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在一种痛苦和荒诞中度过。当时出现了两种现象，要么花天酒地，想方设法把钱糟蹋完，‘包二奶’也开始在那时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就是将财产转移到国外。”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痛惜地告诉记者，中国外逃资本每年逾百亿，绝大多数来自私营企业主。他们有的花重金购买他国护照，摇身一变，以外资的形式返回国内，“一去一来，损耗的成本无法估量！”
直到1997年中共召开十五大，把私营经济的地位从“有益补充”上升到“重要组成部分”，私营企业主的担忧才慢慢减少。
自那以后，私企重新明晰产权的“脱帽”行动成风。那一年，苏南摘掉集体私有制“红帽子”的私企超过5000家。全国统战部和工商联、私营经济研究会联合进行的“第四次私营企业”调查显示，全国有1／4以上的企业戴过“红帽子”。
1998－2004：柳暗花明
1980年，云南昭通一位农妇养了3头猪，养了大半年，她卖得400元。5年后，她花8000元，盖起了自家的两层楼房。
1993年，甘肃酒泉地矿队两夫妻，用5000元的价格，买得了单位分给的75平米住房的70％的产权；2000年，他们加了3000元，取得了房屋的全部产权。
1999年，北京市鑫凯公司的高级软件员陶哲家，以近50万元的价格，搬进了东北郊被称作“中产者聚居地”的望京小区。
历史的车轮不停前行，改革开放20多年来，各阶层的人都拥有了与自己社会资源相匹配的“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本质上不仅仅是富人的事，它与每个公民相关。
几乎没有人可以否认，中国的私营企业主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阶层。张厚义将之命名为“新富阶层”。
这个阶层的政治代言人———全国工商联，从1998年“两会”开始，共三次提交团体提案，要求立法保护私有财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迫切愿望，开始凝聚成一种共同的政治诉求进入国家主流渠道。
保育钧，在任国家工商联副主席期间，直接负责了1998年和2002年提案的起草工作。
这份1997年就开始动议的提案，在1998年春天，作为全国工商联第一号团体提案递交给全国政协。
这份被称为“开共和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