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87-夜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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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7-夜宴- 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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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子刘守光比其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与其父之妾通奸,发觉后被贬谪,其后他乘其父不备,率兵囚禁了刘仁恭。其兄刘守文闻讯来救,被击败,但刘守文不忍对其弟痛下杀手,反被刘守光所乘。刘守光乘胜进军,将其兄之子刘延祚包围在沧州城中,城中缺食,一斗米卖三万钱,人头一级售价一万钱,军士公然杀人而食。    
    刘守光攻下沧州后,为了杜绝后患,遂将其兄及侄子全部杀死。这时的刘守光得意忘形,自以为强大,遂自称大燕皇帝。刘守光愚蠢无知,自我孤立,后梁乾化二年(914年),被晋王李存勖攻破,连同刘仁恭一块俘获,押回太原向李克用庙告捷献俘后,父子双双被斩于街市,留下了千古骂名。    
    由于武夫控制了朝廷与地方的大权,文士受到排挤和压制,许多皇帝和大臣、藩帅公开表示不喜文人。如后汉高祖刘知远就说:“朝廷大事不可与书生商议,这些人胆小怯懦,往往误事!”凤翔节度使、岐王李茂贞不喜文士,其境内武夫充斥,以狗马驰射博弈为乐。燕帅刘守光也是一个不喜儒生的人,其境内习武之气甚盛,文人动辄被杀。后汉三司使王章更是歧视文臣,他说:“此等之人若给一把算盘,连倒顺都不知道,养他们何益于事!”他主管财政,好钱好物,用来供军,对文臣的月俸则百般克扣,甚至以不堪供军的朽烂之物充其俸料。后唐明宗之子秦王李从荣喜爱结交文士,引起了武夫们的极大不满,史载:“时干戈之后,武夫用事,睹从荣所为,皆不悦。”大将康知训等人私下议论说:“秦王好文,交游者多为文人词客,此人一旦即位当了皇帝,则我等必然转死沟壑,不如早图之。”后来秦王果然被害。至于藩帅们随意屠杀文士的事更是举不胜举。朱全忠任宣武节度使时,随口戏称柳木可以制作车毂,随从的几个文人宾客急忙顺口逢迎。朱全忠大骂道:“书生辈好顺口玩人,车毂须用榆木,柳木岂可使用!”下令将左右数十宾客全部杀死。他当了皇帝后,更是任情乱杀,散骑常侍张允、谏议大夫张衍、兵部侍郎张儁因为迟到,竟被当场扑杀。后晋平卢节度使房知温,性格粗犷,行止无礼,经常纵容左右排斥羞辱宾僚。有的节度使还随意虐待甚至处死幕僚。亲身经历过五代暴政的宋太祖赵匡胤对此深有体会,他说:“五代诸侯跋扈,多枉法杀人,朝廷置之不问。”    
    总之,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中原王朝的统治区域基本上是武夫的天堂,文士的地狱,他们饱受骄兵悍将的凌辱,命运十分悲惨。为了躲避灾祸,包括韩熙载在内的大批士人,只好背井离乡,南下另谋生路。


动荡:夜宴的时代(三)四分五裂的割据诸国——十国君主相

    在这一历史时期除了北方前后有五个王朝统治外,在南方各地前后出现了九个割据政权,即吴、南唐、吴越、闽、南汉、楚、南平、前蜀、后蜀,加上割据于今山西的北汉,共计十个政权,史称十国。其中吴国与南唐为前后替代关系,前后蜀为替代关系,北汉建立于后周统治初期,出现较晚,因此这一历史时期虽称五代十国时期,长期并存的实为八个政权。


动荡:夜宴的时代(三)闭门称帝的吴越钱氏(1)

    吴越是钱镠创建的割据于今浙江地区的一个小国。关于钱镠其人,颇有些传奇色彩,他是杭州临安县(今浙江临安北)人,世代以种田打鱼为生。他从小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孩子,与邻居的孩子们一同砍柴时,凭借自己身强力大,强迫别的孩子为自己砍柴,多交者赏,少交者罚。长到十几岁时,为人无赖,不愿从事生产,遂走上了贩盐谋生的道路。    
    唐朝后期实行严厉的食盐专卖政策,对走私食盐打击颇严,但是由于有厚利可图,因此私盐贩卖活动非常猖獗。为了对付官军的打击与查禁,私盐贩子往往也组织武装团伙,进行武装对抗。据说钱镠贩盐时,每担盐重二百馀斤,他却可以行走如飞,可见其气力确实不小。旧史又说他“少拳勇,喜任侠,以解仇报怨为事”,说明他少年时就有一身好武艺,喜爱抱打不平,颇具号召力。钱镠早年的这种生活经历,对增长其见识,结识各方人士有很大的益处。二十多岁时,由于唐末社会大乱,百姓流离失所,于是钱镠便散尽贩盐所得的财产,拉起了一支队伍。后来他投奔石镜镇将董昌,以战功逐渐升为都知兵马使、刺史。以后他翦除了刘汉宏、薛朗、董昌,占据了两浙十三州地区,成为江浙一带颇有实力的割据者。    
    钱镠据有两浙后,身兼镇海、镇东两节度使,并把镇海军的治所从润州移到杭州,从此杭州便成为其统治中心。唐天复二年(902年),唐廷封他为越王,天祐元年(904年),改封吴王,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封吴越王。学术界通常将钱镠担任镇海军节度使的这一年,即公元893年视为吴越国建立之年。    
    钱镠在创建吴越前后,与吴国的杨行密争夺江南诸州,双方斗争十分激烈,互有胜负。南唐建立以后,双方虽然在政治上仍然对峙,但在军事上却比较缓和,除了援闽一役规模较大外,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基本不存在了。钱镠因为国小力弱,自知实力不足,为了能在群雄割据中生存下去,遂采用了向中原王朝称臣的策略,以牵制周围的邻国,尤其是吴及南唐,从唐朝末年历五代直到北宋,这种政策始终没有改变过。中原王朝为了拉拢钱镠,也前后授与他很高的官衔,如后梁授他尚父、吴越国王、诸道兵马都元帅等官衔;后唐除了授他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尚书令,封吴越国王外,还赐给玉册金印,以示宠渥。    
    但是钱镠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他也想和其他割据小国一样称帝,只是自知自己的实力还不强大,所在的两浙地区周围潜伏着强大的军事威胁,所以他只好关起门来过皇帝的瘾了。他将自己所住之处称为宫殿,将办公的府署称为朝廷,令其部下称臣。从公元908年起,他三次改元,其中“天宝”年号共用了十六年(908—923年),“宝大”年号用了二年(924—925年),“宝正”年号用了六年(926—931年)。直到其子钱元瓘继位时,方改用中原王朝年号。钱镠虽然未公然称帝,但以上这些行为却与称帝无异。    
    因为钱镠的这种作为是严重的“非臣”行为,是不“恪守臣节”的表现,所以其子孙都对此极力否认。无论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证明钱镠的确改过元。不仅如此,他还利用吴越濒海的便利,与新罗、渤海以及居于海岛的部落建立了臣属关系,派遣使者对其“行制册”,“加封爵”,这些都是钱镠“僭越”不臣的表现。在唐末、后梁时期,中原王朝无力制约,只好隐忍不发。后唐统一了中国北方后,实力强大,遂对吴越采取了制约措施。后唐明宗时,在枢密使安重诲的坚决主张下,下诏削去了钱镠的尚父、元帅、国王之号,勒令他以太师致仕,也就是退休。后来由于其子钱元瓘上表请罪,言辞恳切,明宗遂又恢复了他的官爵。    
    钱镠富贵以后,将其故乡改为衣锦里,并兴造第舍,穷极壮丽。他还经常回归故里,大会故老宾客,车马雄壮,万夫罗列,场面十分宏大。山林树木,全都以锦幄覆盖,以表示衣锦归乡之荣。他受封吴越国王后,“悉起台榭”,扩建杭州城,周长达三十多里。其晚年更加奢侈,《五代史补》说他:“大兴府署,版筑斤斧之声,昼夜不绝,士卒怨嗟。”但是也有不同的记载,说钱镠生活节俭,衣服被褥皆用细布,未尝用锦缎;非公宴,所用器皿惟瓷樽漆器而已。他所用旧寝帐已经破旧不堪,其子媳要用青绢帐换下,他执意不肯,说:“虽然我提倡节俭,仍担心后世子孙生活奢侈。此帐虽旧,还可以挡风,为什么要换下呢?”他还用小圆木为枕,上面缀有小铃,熟睡后枕动则铃响,由是而醒,取名曰“警枕”。他还担心夜晚守卫者睡着,常用弹弓射弹丸于城外,使守卫者不能入睡,当时人称他为“南方不睡龙”。这种记载也不能说不真实,多是其早年所为。至于其自制“警枕”,夜晚不敢深睡,则是总结了多年内部争权夺利斗争经验的结果,深恐有人暗算于他。    
    钱镠统治两浙期间,赋税徭役非常繁重,其税额比唐朝统治时期增加了数倍。南唐曾派遣汤悦、徐铉出使过吴越,亲眼目睹了其盘剥百姓的情况,说:两浙之民,只要欠斗升之税,便要受到严刑拷打,乃至于处以徒刑。曾在夜晚闻听有人号叫,惨痛之声若獐麂悲鸣,等天明询问,才知是官吏吊打欠税之民。由于负担过重,下民贫困,这里的百姓多穿不起衣服而裸行,或者以篾竹系于腰间以遮羞。    
    自从唐朝于公元780年实行两税法以来,五代十国多沿袭此制。两税法规定将一切杂税包括身丁钱并入其中,不再另行征收,而吴越却规定每丁交三百六十文钱,这种现象就是一税两征,而且在当时诸国中税额最重。由于百姓负担过重,所以有些人便通过隐瞒年龄的办法来逃税,以致“民有至老死而不冠者”。通常男子满二十岁为成丁,便要负担赋税,这个年龄也是举行冠礼的年龄,所谓“不冠者”就是没有举行成年的冠礼,隐瞒年龄,以逃避交纳丁税。


动荡:夜宴的时代(三)闭门称帝的吴越钱氏(2)

    吴越的杂税也很繁重,所谓“凡薪粒、蔬果、箕帚之属悉收算”。收算,就是收税。甚至连西湖捕鱼也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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