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保大十三年（955年）以来，后周大军进攻淮南，连败南唐军队，中主李璟数次遣使求和，皆不能如愿。次年，李璟命其弟齐王李景达为诸道兵马元帅，以陈觉为监军使，率大军抵御周军。韩熙载素知陈觉志大才疏，忌贤妒能，前番统兵攻取福州，损兵折将，致使南唐国力遭到很大的削弱，所以上疏坚决反对。他说：“亲莫过亲王，重莫过元帅，何必再任命监军使！”由于先主李昪在世时，曾一度有意立李景达为太子，此事虽然未能实施，但毕竟在李璟心中已形成了阴影，把兵权交给李景达并不完全放心，所以才派陈觉进行牵制。在这种情况下，韩熙载的劝谏自然不会被采纳，然李璟的固执己见，却为南唐军事的惨败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这一时期南唐军队虽然屡败，但由于后周军队军纪败坏，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激起了淮南人民的反抗，他们自动拿起武器，四处袭击周军；加之周世宗一度返回汴梁，南唐失去的州县又有不少相继被收复。南唐的寿州守将刘仁赡出兵攻击围城的周军得手，杀伤数万，焚毁其器械无数。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刘仁赡派人至李景达驻扎的濠州，请求派大将边镐来守寿州，自己乘胜率军出城与周军决战。由于陈觉的干扰，刘仁赡的请求没有被批准，刘仁赡愤郁得疾。这时各地周军纷纷撤退，准备集中兵力攻取寿州，南唐诸将请求乘机据险邀击周军，而朝中权要担心事态扩大，不许行动，致使周军安然退至正阳，使寿州之围更加难以解救。李景达虽为元帅，却处处受到陈觉的牵制，军政大权实际控制在陈觉手中，而陈觉拥兵五万，无意决战，将吏畏其权势，无人敢言。正在双方相持不下之时，却发生了南唐大将朱元临阵叛变降敌的事件，致使局面不可收拾。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朱元奉命担任淮南西北面应接都监，他连下舒、和二州，驻军紫金山。朱元善抚士卒，与之同甘苦，每战誓众，慷慨陈词，流涕被面，士卒皆有效死之意。陈觉与朱元不和，密奏朱元不可信，不可付以兵权，中主李璟于是命杨守忠前往代替朱元统军。杨守忠到前线后，陈觉以李景达的名义，召朱元至濠州议事，谋夺其兵权。朱元闻知，悲愤欲自杀，其门客劝他投降后周，朱元遂率本部万馀人归降了后周。朱元的投降引起南唐诸军崩溃，纷纷沿淮河东逃，被事先埋伏的周军截击，死伤及投降的达四万馀众，抛弃的船舰器械不计其数。李景达、陈觉狼狈逃回金陵，大将边镐、许文稹、杨守忠被俘。寿州援兵断绝，守将刘仁赡忧愤而死，寿州失守。其馀各州守将纷纷弃城而逃，后周战舰直入长江，布列江面。南唐彻底战败，只好割让淮南十四州给后周，并称臣纳贡。
中主李璟不听韩熙载的劝谏，终于酿成战败的大祸。从此南唐积贫积弱，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为了躲避中原王朝的威胁，李璟被迫迁都洪州（今江西南昌），郁郁寡欢，终于一病而亡。
后主李煜即位后，任命韩熙载为吏部侍郎、兼修国史。不久因为改铸钱币之事，韩熙载与宰相严续争论于御前，韩熙载辞色俱厉，声震殿廷。后主因其失礼，改授秘书监。不到一年，又再次任命他为吏部侍郎，并升任兵部尚书、充勤政殿学士承旨。后又因为其旷达不羁，放纵声色，被人弹劾，贬为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即于洪州安置。韩熙载上表乞哀，于是又被留了下来，重任旧职。
这一时期韩熙载仍不改其狂傲的性格，由于后主李煜生性宽仁厚爱，凡事皆能容忍，君臣之间尚能相安无事。比如后主纳小周后时，在宫中大宴群臣，韩熙载却赋诗讽刺，而李煜未加谴责。有一次，李煜狩猎于青龙山，返回金陵后，亲自到大理寺复核关押的囚犯，多有赦免者。韩熙载再次上书进谏，认为此事自有司法部门负责，监狱非君主所应入之地，要求后主自罚钱三百万以充军费。后主也没有怪罪于他。开宝元年（968年）五月，韩熙载撰成《格言》五卷、《格言后述》三卷，进献给后主李煜，并上疏“论刑政之要，古今之势，灾异之变”。李煜读后非常赏识，遂升任他为中书侍郎、充光政殿学士承旨，这是韩熙载生前所任的最高官职。
韩熙载平生不惧权贵，性格诙谐，宋齐丘势盛时，自以为文章华美，盖世无双，好给人撰写碑志，而韩熙载因为八分书尤佳，所以每逢此类事，都由宋齐丘起草文字，而由韩熙载进行缮写。韩熙载每次承担此事时，都用纸塞住自己的鼻孔，有人询问何故？答曰：“文辞秽且臭。”韩熙载还有一个长处，就是喜好奖掖后进之士，因此时常有人投文求教，当遇到那些文字低劣的文章时，他遂令女伎点艾熏之。当见到求教者时，故意批评说：“怎么您的大作这么多艾气啊！”据载其出使中原时，有人问道：“江南人为何不食剥皮羊？”韩熙载回答说：“这是江南多产罗绮的缘故。”当时问者还没有弄懂其意，等到后来醒悟过来，韩熙载已经离去多日了。
夜宴高步出群：坎坷宦途在南唐（3）
据《玉壶清话》卷四载：后周曾派遣陶谷出使江南，以观察虚实。陶谷在南唐君臣面前容色凛然，宴席之间，从未谈笑，显得道貌岸然。韩熙载对其亲朋说：“我辈经事已多，历官多年，陶公何必如此？我观此人，非端介正人，诸君请观，吾有法使其露出原形。”于是命歌妓秦若兰冒充驿卒之女，旧衣竹钗，每天早晚在馆驿中洒扫庭院。秦若兰容貌秀美，即使宫掖之中也很少有如此佳丽。陶谷见其美丽，遂上前询问其家世，秦若兰说：“妾身不幸，夫婿亡故，无处可归，托身于父母，就是馆驿中守门的那对老夫妇。”陶谷爱其美貌，遂成好事，并赠《春光好》词一首。数日后，中主李璟设宴于澄心堂，命以玻璃巨盅酌满酒，请陶谷饮之，陶谷不理不顾，李璟便将秦若兰叫至席间，令其演唱前日陶谷所作之词：
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只是邮亭一夜眠？别神仙，瑟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陶谷听后只能愧笑，于是再也不敢推诿，连酌连饮，醉吐茵席，南唐君臣仍不作罢。陶谷由于这个原因，遂为中主李璟所轻视，北还之日，只命几个小吏设薄宴于郊外相送。等到陶谷回到汴梁时，其在南唐的所作所为及其所撰之词，已经传遍了京师。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陶谷后来始终不被重用。
关于此事，宋人周所撰的《清波杂志》认为可能不实。尽管如此，由于这则故事颇能反映韩熙载为人处事的风格，故附述于此。
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十月，韩熙载奉命与太府卿田霖出使中原，参加宋朝皇太后的葬礼。被宋朝久留而不遣还，韩熙载遂题诗于馆驿的墙壁之上，诗曰：我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
还至江北时，举目无相识。
清风吹我寒，明月为谁白。
不如归去来，江南有人忆。还有一种不同的记载说，其所作诗共有两首，除了前面一首外，还有一首是：未到故乡时，将谓故乡好。
及至亲得归，争如身不到。
目前相识无一人，出入空伤我怀抱。
风雨萧萧旅馆秋，归来窗下和衣倒。
梦中忽到江南路，寻得京中旧居处。
桃脸蛾眉笑出门，争向门前拥将去。这两首诗是否是韩熙载所作，还不好论定，尤其是后一首，更可怀疑。不过这两首诗倒是客观地反映了韩熙载当时的心境，因为韩熙载青年时离乡，相识的故旧皆已故去，而妻子儿女又皆在江南，加之此时的韩熙载已届六旬，思念江南，盼望归去，自然是在情理之中。
夜宴难言苦闷——纵情声色自无奈
韩熙载是一个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见识学问都有许多独到之处，他入仕南唐以来多次进言，均能切中时弊。但是至后主李煜统治时期，南唐统治岌岌可危，而李煜却不想有所作为。韩熙载知大势已不可扭转，遂纵情于清歌艳舞之中，这种行为是朝野清议所不能容忍的，也与一个朝廷大员的身份极不相称。
韩熙载本来家财颇丰，除了每月丰厚的俸禄收入外，由于他文章写得极好，文名远播，江南贵族、士人、僧道载金帛求其撰写碑碣的人不绝于道，甚至有以千金求其一文者，加上皇帝的赏赐，遂使韩熙载成为南唐朝臣中为数不多的富有之家。正因为韩熙载家富于财，所以他才有条件蓄养伎乐，广招宾客，宴饮歌舞。家财耗尽后，仍未有所改变，每得月俸，就散于诸伎，以至于搞得自己一无所有。每到这个时候，他就会换上破衣烂衫，装成盲叟模样，手持独弦琴，令门生舒雅执板，敲敲打打，逐房向诸伎乞食，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有时碰到伎妾与诸生私会，韩熙载便不进其门，还笑着说不敢打扰你们的好兴致。以至于有的伎妾夜奔宾客寝处，其客有诗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头畔着衣裳。”
韩熙载的这种行为，有意造成了放荡不羁、不堪重用的影响。但是他毕竟有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仅靠游戏般的乞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不能度日、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只好向后主上表哭穷，后主李煜虽然不满，但还是以内库之钱赏赐。于是韩熙载索性不再上朝，被人弹劾，贬为右庶子，分司于南都，即于洪州安置。韩熙载遂尽逐诸伎，一面单车上路，一面上表乞哀，当后主将他挽留下来后，以前所逐诸伎又纷纷返回，韩熙载也重新回到了以往那种纵情声色的日子。后主李煜感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韩熙载才华横溢，也曾经立志报国，却放荡到如此地步，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颇多猜测。
后主李煜曾经想拜韩熙载为相，这在《宋史》、《新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