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两部分都写得流畅而有智慧，但并没有尽可能发出多种声音。回忆录中格瓦拉的声音，几乎不能区别于在重建玻利维亚战役中的瓦尔特的声音。说瓦尔特偶然间提到他知道如何模仿格瓦拉的写作风格，并使让人心服的一笔，毋宁说只是一个诡计：事实上，他们用的就是同一种风格。所有关于玻利维亚战役的日记条目，尽管表面上出自好几个人之手，听起来却很相似。在书的后半部，当切在丛林中然后是山间遭遇捕获，字里行间有一种无助感在滋长，这是坎特先生被一个主题捕获。这主题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以宣告，只靠着它那不易忘怀的、象征性的神秘继续走到书的结尾。这本小说带领我们走入的更多是格瓦拉的政治景观，而不是他的人格请深处。
坎特先生对条理和激情有着卓绝的操作力，它们常常潜伏于看起来沉闷的概念的背面。他亦在小说中说出自己的声音，这主要是经由三个被叫做“历史大事记”的章节。它们被分布在书的开始、中间和结尾，按年代顺序排列了20世纪的革命史。因为编年纪自身变成了一种介乎于噩梦和催眠曲之间的东西，所以历史开始看起来更像戏仿。
这不是一本革命者之书，这个格瓦拉变得如此尖锐如此顽固，以至于完全不讨人喜欢。但它在描绘拉丁美洲政治的错综复杂上的成就却令人心悦诚服。这是一部清晰的、富有同情心的著作，它没有忘记革命应该提出的问题是痛苦和需求。这是一个共情想象的惊人产物，它是一次复活，而不是一个纪念。
译者/Antig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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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瓦拉之死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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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了玻利维亚农业部长一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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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叙述人是格瓦拉自己，这大概是他的日记，当然是小说中的日记。地点是玻利维亚，时间是1953年，时格瓦拉25岁。
农民事务部办公大厅内光线昏暗，只有少许亮光穿过墙壁上方的小窗子泻进屋内。农民、印第安人，以及梅斯蒂索混血儿排成长长的队伍，等待领取他们的土地证。队伍从一个大厅延伸至楼梯井，拐个弯，下楼梯到另一个大厅，他们两个一排，整整五层楼道全部挤满了人。我们三人排成一路纵队，即使如此，也很难在人群中穿行。士兵们面对着群众，站在队伍的外围，手中端着木棍似的长枪。人们靠墙站着，看上去非常顺从，非常耐心。他们似乎并不抱什么希望。
排队的人们默不作声。
人们两个两个地向前运动，非常缓慢。许多印第安人赤着脚，但大部分人穿着凉鞋。他们沿着楼梯缓缓向下，发出低低的嘘声，像海浪，朝岸边退去，退去。
我们在一条漫无尽头的走廊里艰难地向前移动，不时地碰见沿着大厅往回走的农民，他们双手捧着一张小纸，耷拉着嘴角，一副茫然的模样。他们的脸上、衣服上满是细小的白色粉尘（农民革命把他们变成了幽灵）。一个身材矮胖的老人从我身边走过，他的头才抵到我的胸口。他右手握着一个扎着绸带的东西，左手拿着一张纸。他的帽子斑斑点点，像是撒了一些面粉状的东西。他看上去像个糕饼师傅。
“再上一层就到了，”索托从上面朝我喊着，语气里充满了鼓励。我的朋友们此时正站在我头顶上的楼梯平台处，他们个个气喘吁吁。我在他们下面的一段楼梯处停下来休息一下，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这里的空气实在是太厚重了。再上一层与他们会合，对我而言，仿佛是在肮脏、恶心的淤泥里面游泳。
我听见费尔南多在向索托打听，政府如何知道每一块土地的确切位置。他们的声音顺着楼梯向我飘落，他们的话语受到凝胶似的空气的阻挡，像来自遥远星球的光亮，过了许久才传到我的耳畔。我继续朝他们靠拢，但他们突然又往前走了。为什么不等等我？照这样下去，我永远都追不上他们。某种几何学的矛盾说法彻底把我击垮了。
索托解释说，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他们又上了一段楼梯。政府还不知道哪些土地属于土改的范畴之内。土地拥有者可以随时申请重新分配，可以对土地的测绘提出反对意见。他还可以（他们拐弯了，我在后面追）向当地农委员提出对法令的抗议。他可以就这项决定向国家农业改革服务部提出上诉。哇，有这么多保卫民主的措施。他可以把此事提交给全体委员进行讨论。他可以（我们已经开始向下走，来到另一段阶梯，然后又沿着一段楼梯向上走。我在排队的两个印第安人身边停了片刻，他们朝墙边退去）上诉至共和国总统，上诉至帕斯本人。“因此，他们不可能知道现在有哪些土地可以分配。还要再上一段楼梯，下到下一个大厅。我朋友告诉我说，这项工作需要27年的时间。他们现在发放的不是契约，而是证书，以便让印第安人知道，一有土地，他们就有资格获得。这使得农民有一种参与土改的感觉。”他在我的视线中消失了，我加快了步子。我感觉头部轻飘飘的，胃里却十分沉重，仿佛自己拉着一个装满了呕吐物的小推车痛苦地朝大厅的尽头走着。费尔南多快要拐弯了，他的身体走远了，但与此同时，他却回头看着我。“你感觉怎样？”他的头在这样问我。
“我想吐。”
然而，费尔南多的脸追上了他的腿，它们一起消失了。
我跟着索托的声音前行。他的声音很和蔼，可以包容一切，是一种消化良好的声音。“总的来说，目前除去这件事情之外，政府所能做的就是保证农牧场工人的工资。部长认为这个主意不错。给印第安人一些钱，将他们纳入国民经济的行列之内。他们因此会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对商品产生渴望，他们也想要柔软的布料，结实的鞋子。这对民族企业家是一个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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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了玻利维亚农业部长一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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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讨厌这种做法：引诱印第安人走进历史，这样一来，城市资产阶级就可能变得富有。查科回头看了我一眼，嘲讽地微笑着。他用细长的手指拍打着自己的耳垂。
“我想吐，”我说。
“当然，”他说着又走进了另一个走廊，也许又是同一个走廊，我不清楚。
在另一个拐弯处，队伍中一个梅斯蒂索人的脑袋异常抢眼。他身穿一件脏兮兮的衬衫，一条粗布工装裤。他站在一个木条箱上，右手握着一根粗大的黑色橡皮水管。皮管拖在地上，连接着他脚下木条箱旁边的一个银色抽水马达。马达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规律而且富有节奏。弯形的装置代替了飞轮，它像一个瘦高个的腿，按照一种神秘的模式不停地转动，我有些眩晕。我停下来休息，眼睛看着飞轮，我的病让自己进入了一种催眠状态。昨天晚上遇见的那两个印第安护卫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来到木箱子旁边，排在下一个（我一定是走得太急了，没看见他们）。
站在箱子上的人拍拍老头的肩膀，示意他靠边站。他们僵持在那儿，几秒钟时间里谁也没有说话：一场哑剧。老头打开挂在皮带上的皮质钱包，拿出几张崭新的彩色纸币。他抬起两个变了型的手指，朝男孩那边指了指——这是他们俩的贿赂。站在箱子上的男人把钱塞进他后面鼓鼓囊囊的裤兜里，然后扳着老头的肩膀，把他的身子扭过来，使他的脸朝前。那个人一只手就这样抓着老头的肩膀，另一只手把破旧的橡皮水管放在老头的斗篷后面。他说了些什么，然后老头闭上了眼睛。那个梅斯蒂索人在我朋友的头发和脖子上喷洒了一些东西——滴滴涕。在科尔多瓦以外的地方，我曾见过人们为了杀死跳蚤而在动物身上喷洒这种药物。稍许粉尘样的东西落在我的嘴唇上，味道很刺鼻，又酸又涩。箱子上的人把老头推向前面，然后一把拽过那个男孩。“你可以先走，”男孩对我说。他做了个苦脸，我是第一次看到他这样的表情，这和他的年龄十分相符。这个男孩还没有成年就不得不面对不愉快的事情。我摇摇头，示意他先走。箱子上的男人让男孩脸朝前。
老头经过我身边时，我努力抓住他的目光。然而，他走了过去，仿佛我并不存在，或是他并不存在。不管怎样，我们中有一个人已经死了。梅斯蒂索人把水管放在男孩的身后，等着他闭上眼睛，然后把药物喷洒在他的头发和脖颈上——一个没完没了的世界。没有人要求对此做出解释。有人把你孩子的头摁在水龙头下，有人把这种难闻的酸性物质泼在你的身上。这种事情就像是宗教洗礼一样，要求你付出极大，或是极少的信仰。而且，坦白地说，这是无法避免的。滴滴涕的微小颗粒阻塞了我的鼻孔，鼻涕弄湿了我的上嘴唇。我朝走廊的尽头奔去，去追赶我的朋友们，希望自己能摆脱这种攻击。
农民事务部部长查沃斯是负责此种仪式的家伙，是个卑鄙的虚伪小人。他从书桌后面站起身来，和我们一一握手。他个头不高，很年轻，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他留着卷发，带着镜片很厚的眼镜。他看上去比照片上还要小。他的办公室里只有一张大桌子，后面是一扇很大的窗户。窗外的阳光照着我的眼镜，有些刺痛。粉刷过的墙壁上贴着一些革命宣传海报，还有对放贷者的恐吓口号。他的桌边靠着一把闪闪发亮的大砍刀，没有用过。
“我听说了你昨天晚上和贝坦库尔特的辩论。”查沃斯说话时，脑袋来回摇摆。
“贝坦库尔特！”索托惊呼道。
“没错。我们的革命，我们的民主进程，对于全大洲来说是一种尝试。但是，你看上去有些吃惊？或许你是一个另类的人？”
我知道了，原来那家伙是贝坦库尔特，委内瑞拉“民主左派”的领袖。又一个可怜的机会主义者（假设此人是他）！
索托告诉我们说，部长是国民革命运动党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