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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会是当时可以与意大利黑手党相提并论的中国黑帮，其内部也分为数字庞大的子帮派，如“新义安帮”、“14K帮”、“竹联帮”等。新义安帮约有40000人，分布在美国和澳洲等亚太地区；竹联帮约有15000人，主要以中国台湾和阿拉伯世界为活动基地；14K帮约有25000人，当时他们的身影几乎遍布整个世界。
三合会起初的最高理想是推翻清朝政府，他们当时的主要生意是，把中国的丝绸、棉花或大米运到印度，然后从那里运回鸦片，但后来的情况已经改变了，几乎渗透到了中国海外所有的华人世界。他们在海洛因时代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以后，已在上世纪末将他们的桥头堡建到了亚洲、欧洲和北美地区。与其他地区的黑帮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将自己的同胞作为重要的掠夺对象之一，例如，在美国旧金山的华人餐馆里，每张餐桌每年必须向他们上交200至700美元不等的保护费。
在罗马，有一个自称为“红日”的三合会组织，他们在1992年绑架了一位名叫廖京杨的中国姑娘，目的是为了敲诈4亿里拉。警方在侦破中发现，他们在佛罗伦萨、米兰、那不勒斯和都灵等地区均有自己的组织，同时，还与巴黎、马塞和巴塞罗那有着密切的联系；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个庞大的组织竟然与各地的黑手党有着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法国巴黎也是三合会的基地之一，他们被当地人称为“鲨鱼”，他们出手大方，总是把眼光瞄向塞纳河沿岸的黄金地带。1991年，法国警方曾破获一桩洗钱案，通过调查发现，仅1991年的1年里，他们与麦德林集团相勾结，通过法国南部巴斯克省的汇兑银行，共洗出毒资3。3亿美元，每到黄昏，人们就能看到东方面孔的人提着沉甸甸的手提箱从银行的大门进进出出。
如今的三合会已经取代了西西里人，成为海洛因贸易的龙头老大。他们的优势是，能够控制缅甸那里的产品，提供2/3的市场需求。不过，在西方的销售市场上，他们仍然需要求助于西西里黑手党，因为他们毕竟缺乏打入非华人世界的能力。正是这种供需关系使三合会与西西里黑手党成了一对亲密无间的朋友。三合会曾将2/5的进货权让给西西里人，他们得到的回报是，西西里人将1/5的美国市场让给了他们。在纽约，“小意大利城”与“唐人街”紧紧地挨在一起，这种独特的景象在世界很多的城市中都可以看到。不过，在北欧的荷兰等地，三合会也遇到了他们的强劲对手，即来自于土耳其的毒贩们。荷兰有40万的土耳其后裔，而中国早年的移民却只有10万人，从人数上看，他们不是土耳其人的对手，但他们也有自身的优势，那就是拥有一个先进而高效的运输网络。
三合会的另一个大买卖是非法移民生意，与毒品生意相比，这种生意的风险要小得多，但赚头却小不到哪里去。在旧中国香港，法律规定初入三合会的人只能判处6个月的监禁，因此，三合会一直把香港作为他们与世界接头的窗口，在100年里，他们至少已经将500万名中国人偷渡到了世界各地。
缅甸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因为占据“金三角”的地缘位置而孕育出了他们自己的黑帮组织。在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国民党军队被共产党军队驱赶到台湾的时候，被打散的李弥军长率领他的部队从中国西南部逃到了缅甸与老挝一带。这些流落他乡的中国人并不能被当地居民接受，然而，由于他们从中国大陆带来了大量的美式军火，因此，当地居民也只能任由他们在这里的山区安营扎寨，建立了以掸邦为中心的势力集团——这里正位于金三角的中心，拥有世界上最辽阔的鸦片种植土地。
正因为如此，缅甸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现象：政府军队对这个外来的军事组织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居住在自己的国土上。这种独特的历史，使金三角黑帮与三合会结成了最亲密的关系。在半个世纪以来，只有三合会能够自由进出这个戒备森严的帝国。与此同时，流亡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出于威胁大陆的需要，在20世纪50年代后的近30年里，一直都在暗中不断地为这个客居他乡的中国群体提供和补充军火。这些支援使得缅甸政府不但不能将这些外乡人赶出自己的家园，反而被他们占据着大量的山区。随着上世纪中叶海洛因的风靡，这里立刻变成一片风水宝地，他们占山为王，迫使农民种植鸦片，并将收获的产品交给他们，再由他们提炼后卖给境外毒贩们。著名的大毒枭坤沙，他从小练习武功，在击败罗星汉之后，夺过了军队的权力，把它改造成一个在规模上与麦德林集团不相上下的组织，但他最终也与埃斯科瓦尔一样，与政府谈妥条件后，向政府投降了。
以苏联解体为契机，俄罗斯人迅速成长为世界黑手党的新生力量。他们用不到2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西里人用100年时间走完的路。从地理划分上看，俄罗斯属于西方，但这里的黑手党却与东方传统的黑帮十分相似。与西方传统不同的是，俄罗斯黑手党遵循着一套独特的伦理规则，他们的领袖常常大半生都蹲在监狱里，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但意志坚定、智慧出众，因此，他们在群体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他们所领导的黑手党也与东方人一样，有着十分惊人的凝聚力。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俄罗斯黑手党在世界各地发展出众多的帮派。莫斯科郊外的黑手党教父是一位行政首脑；“远东帮”教父巴达捷夫，在哈巴罗斯托克建立了基金会；国家杜马艾塞尔吉斯，在企图脱离黑手党时被黑手党人暗杀；“伊里奇帮”教父弗兰茨，是民主党的议员。在这些本地帮派之外，更多的黑手党则选择到国外建立基地：彼德利克等13名黑手党人将基地建在了德国；“车臣帮”教父鲁斯兰开辟了莫斯科与伦敦间的军火走私通道。当然，最著名的还要算来自加勒比海的俄罗斯“小日本人”伊凡科夫，此人崛起于阿鲁巴岛，与美国及南美的黑手党均有着十分深厚的联系，他回到莫斯科后迅速成为俄罗斯黑手党的领袖，组织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黑手党家族。伊凡科夫后被美国法庭判处60年监禁，但有趣的是，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俄罗斯的教父。
苏联解体的时候，大约有30万名军人滞留在德国，他们迅速成为黑手党网罗的对象，其中很多人最终加入了黑手党。据估计，大约有400个小分队直接参预了黑手党的活动。有的军队内部也成立了一些隐蔽的帮会，帮助黑手党或与他们合作，从事贩毒和走私军火交易。
俄罗斯黑手党一进入世界，就以其大规模的绑架、暗杀和爆炸，给人们留下恐惧的印象。为了几公斤的毒品，坦克也会成为他们的运输工具，其他像火箭筒这样的武器则更是被经常使用。除此以外，他们的教父也极为讲究葬礼的体面，例如，“顿河帮”教父、绰号“老板”的科尔图诺夫，就被葬在了著名的瓦尔科夫公墓。下葬时，有500名黑手党人跟着他的灵柩，浩浩荡荡地穿越了繁华的街市，再现了当年西西里黑手党教父死后的情景。
除了上述提及的之外，人们也不能忽视北欧、澳洲，甚至非洲的力量。事实上，这些地区从来都不是完全洁白的。当西西里人、山口组、三合会和俄罗斯人向这些地方渗透的时候，本地的黑帮组织绝不会袖手旁观，只不过人们目前还没有过多的精力来关注他们罢了。
历史档案遵循东方传统的黑手党（2）
地球进入“和平的黑手党时代”
在人们的眼里，黑手党一直是暴力与冲突的代名词，但以进入20世纪90年代为界限，这种情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西西里和美国的黑手党、日本的山口组、旧中国的三合会，到俄罗斯或其他地区的黑手党新生力量，世界黑手党正在或已经营造出一种和平相处、避免冲突的新格局，以一种全新的协作方式共同瓜分全球市场，并进入了一个“和平的黑手党时代”。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人们普遍同意这样的观点：西西里是黑手党最好的温床，美国是黑手党最好的钱柜，哥伦比亚是黑手党最好的工厂，但是，今天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俄罗斯和东欧、西非和澳大利亚大岛，都可以成为黑手党理想的栖息地。
随着苏联的解体、柏林墙的倒塌、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人口大流动，摆在很多国家面前的障碍越来越小，对黑手党来说，他们也能更加容易地从一个国家渗透到另一个国家。同时，这也为黑手党带来了更加便捷的交易条件。他们可以在互联网上以一桩羊毛或饮料生意为名，谈定一宗毒品或军火买卖，而这些物资的流动，也不再需要武装人员的押运，只需在几层楼高的集装箱里预备一个缝隙就够了。
欧洲一体化使黑手党能够在移民队伍中轻易地流入欧罗巴大陆。事实上，今天的欧盟已经完全失控，由于四个贫困的大陆人口潮水般地涌入，因而，建立一个开放的、消除所有壁垒的大欧洲的梦想几乎破灭。从1993开始，欧盟不得不派出飞机24小时巡逻，用卫星拍摄照片，在飞机上安装夜视镜，但他们看到的只是地中海沿岸到处漂浮的难民尸体。然而，欧盟在打击黑手党的�